記者丨王峰 編輯丨李博

外賣平臺“大戰”正酣，外賣小哥成為意外“贏家”。

“滿25減24”、“滿15減15”、“0元喝奶茶”，平臺發力促銷，帶動外賣、即時零售日訂單不斷刷新8000萬、1.2億、1.5億的新高，也讓外賣小哥紛紛爆單，時薪破百、月入過萬有望照進現實。

有外賣小哥透露，他和身邊一些騎手時薪都超過百元，以每天工作12小時推算，月收入破萬幾乎毫無問題，“甚至月收入2萬元、3萬元都不稀奇，”他坦言，“平臺之間的競爭，讓騎手賺到了錢，我們還是開心的。”

外賣、快遞、網約車、直播等新就業形態是重要的就業蓄水池，但社保和勞動保障存在短板。

如何理解高質量充分就業的政策指向？在近日勞動經濟學會就業促進專業委員會舉行的2025年二季度就業形勢分析會上，專家展開了激辯。

做好質量提升與數量增長的平衡

何為高質量就業？中國人民大學勞動關系研究所所長常凱從法學的角度，將高質量就業定義為勞動者權利的實現，涵蓋整個就業的持續過程。

北京交通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唐代盛認為，黨的二十大報告將“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確立為新時代就業工作的核心目標，不僅因為就業質量關系到勞動者的生活和福利水平，也因為改善就業質量是保障社會穩定與公平、推動技術時代就業可持續發展、鞏固全球競爭力的需要。

在他看來，我國正從制造業大國向創新型經濟體轉型，低端勞動力密集型產業逐漸被技術密集型取代，只有在人口維度強化人力資本投資，在經濟維度深化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協同，在制度維度完善現代化治理體系，通過不斷提升就業質量，才能加快推動這一轉型進程。

高質量就業與充分就業之間是什么關系？浙江大學共享與發展研究院院長李實認為，就業質量包含勞動時間、薪酬福利、勞動保護、社會保障和勞動權利等多個維度，每一個維度上的改進都意味著企業雇傭成本的增加。

這意味著，給定經濟社會發展階段和技術進步水平，就業質量和就業數量之間必然存在替代關系。在勞動生產率得不到提高的情況下，要求企業提高就業質量，不可避免會導致用工需求的下降。

李實認為，當前，我們更應將充分就業視為提升就業質量的前提和條件，優先鼓勵企業增加就業數量，需要充分認識到就業數量本就是就業質量的題中之義。

對此，西南財經大學經濟與管理研究院教授歐陽俊則認為，當前我國就業的主要問題不在于整體勞動力需求不足，而是高校畢業生合意的高質量就業崗位供給的不足，幫助企業提升就業質量才更有助于推動實現充分就業。

如何提升就業質量？與會專家一致表示，提升就業質量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避免過度的政策干預。

李實認為，提高就業質量根本途徑有二：一是提振企業信心，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需求；二是培養高素質勞動力，促進勞動生產率提升。只有在勞動力供不應求的局面下，企業才會在爭奪勞動力的競爭中不斷提高用工的各種待遇，從而促進就業質量整體提升。

切實提升靈活就業者就業質量

當前，關于就業質量的討論主要集中在靈活就業群體。

按照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勞動關系系主任張皓的界定，靈活就業者與用工單位之間的非標準勞動關系，使其常常無法受到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等勞動法律的有效保護。

常凱指出，勞動者的就業權利是在勞動關系中實現的，沒有勞動關系就談不上就業質量。目前網約車司機、快遞員、外賣小哥等平臺勞動者，作為新就業形態的勞動者，其勞動權益保障問題突出。其中最突出的問題，就是這些平臺勞動者的靈活就業關系不同于傳統的正規就業關系，其雇傭勞動者的身份不被認可，勞動合同不被簽訂，勞動權益無法保障。這些勞動者占平臺就業者的大多數，也是靈活就業質量話題關注的焦點。

常凱指出，要提升平臺勞動者的就業質量，首先要確認平臺勞動者并非個體勞動者而仍是雇傭勞動者，盡管平臺勞動的雇傭形式發生變化，但仍然適用勞動法，平臺勞動者仍要與平臺企業建立勞動關系。不能將平臺勞動者以所謂“類勞動者”名義，將其視為個體勞動者而排除出勞動法的適用范圍。

也有與會學者表示，如果平臺企業不愿意與勞動者建立正式的勞動關系，為保障其靈活用工的權利，應允許平臺企業采取勞務派遣模式，但勞務派遣公司必須與勞動者建立符合勞動法的勞動關系，且要求平臺企業承擔連帶責任。

集體協商機制有利于保障從業者權益，但誰來作為從業者特別是靈活勞動者的利益代表是個問題。理論上，在集體協商過程中，工會是從業者利益的天然代表。但大多數靈活用工者不是工會會員，也缺乏渠道加入工會。

在西南財經大學經濟與管理研究院副研究員秦芳看來，對于被動的靈活就業者而言，勞務派遣/外包公司是一個可能的利益代表備選。當然，前提是勞務派遣/外包公司的利益必須與勞動者一致，且自身經營必須合規合法。她提出，可考慮禁止實際用人單位控股或者參股勞務派遣公司，并逐步放開用人單位勞務派遣員工比例限制。

SFC

出品丨21財經客戶端 21世紀經濟報道

編輯丨劉雪瑩 實習生林芷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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