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有著較高的收入潛力和工作自由度，“網紅”“主播”如今吸引著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入圈，與此同時，也給了部分網絡傳媒公司“乘虛而入”動起歪腦筋謀利的機會。

7月10日，浙江省杭州市錢塘區檢察院檢察官走進高校，開展大學生創業就業法律指導，并以該院辦理的一起“網紅孵化”詐騙案為例，提醒大學生在就業、兼職時務必擦亮雙眼，謹慎簽約。

浙江省杭州市錢塘區檢察院檢察官對案情進行研討。

應聘落入陷阱

2022年6月，喜歡網游的小文（化名）大學畢業，但工作一直沒有著落。一天，他上網時被一則招聘信息吸引住了——杭州一家公司正在招聘游戲主播，承諾“保底薪資5000元，小白也能上，包培訓包推廣”。

這份工作聽上去既能玩游戲又能賺錢，小文很是心動，隨即添加了對方聯系方式。很快，他順利通過了線上面試，并在對方的反復催促下，通過線上軟件簽署了合同。

簽約之后，公司既沒有對小文進行上播前的專業培訓，直播時也沒有給予運營支持。直播進行了一周，因效果不佳沒有收益，小文向公司提出解約要求。

令他沒想到的是，公司直接拿出合同，告知其行為構成違約，要求賠償公司包括直播運營、財務人力投入及推廣費等損失，否則將對其提起仲裁或起訴，按合同賠償公司50萬元違約金。得知此事的小文慌亂不已，經過多次協商，最終在賠付公司2500元后才得以成功解約。

同樣，該公司還有多名主播在要求解約時，過程頗為波折。最終因違約金過高等問題，他們沒有與公司協商達成一致，被公司告上了法院。

法院在辦理相關案件中，發現該公司替換了部分合同內容，存在故意偽造證據，涉嫌虛假訴訟的行為，遂對該公司進行司法懲戒，作出了處罰20萬元的決定。同時，法院將線索移交公安機關處理。2022年8月，該公司負責人徐某等4人被抓獲歸案，一場精心謀劃的騙局逐漸浮出水面。

牽出一場騙局

據徐某交代，其經營的公司主要從事直播運營業務，但公司一直入不敷出。后來，他發現網絡上主播與公司的糾紛案件層出不窮，便心生一計，讓主播“主動違約”，隨后要求其賠償違約金，以此謀利。

但公司簽約的主播數量有限，想讓主播“主動違約”并非易事。為此，徐某等人精心編織了一套“網紅孵化”騙局。

首先是廣撒網式招募主播。從2021年12月起，徐某等人便開始打著直播運營的幌子，不設置招聘門檻，以固定保底薪資吸引應聘者面試并與之簽訂合同。

但實際上，他們在合同中暗設苛刻義務條款，如連續10分鐘未直播即視為掛機、不得私下接受打賞等。徐某表示，這些條款很難做到，只有這樣違約的概率才大。

徐某等人還利用線上簽約軟件無法將文字放大的缺陷，故意使用頁數多、字體小的合同，阻礙被害人看清合同細節、合同違約條件，甚至謊稱后期可以更改合同內容，欺騙應聘者簽訂合同。

等應聘者入職后，該公司又采取“放養”策略，不提供或僅提供低質量的運營服務。徐某甚至還用“小號”與主播互動，以“釣魚”的方式誘騙主播做出特定的行為從而認定主播違約，以此為由不向主播支付保底薪資，讓主播被迫或者主動提出解約。

隨后，公司便立即以合同為憑據，向其索要相當于公司投入資金十到十五倍的高額違約金或賠償金，最高可達200萬元，并以將提起訴訟或仲裁向主播施加壓力。

面對巨額的索賠，主播通常選擇與公司進行協商，最終多以支付數千元至數萬元不等的金額達成和解。徐某等人正是通過這套操作，實現了騙取主播支付賠償金的目的。經查，截至案發，詐騙金額達22萬余元。

精準認定犯罪

案發后，徐某等人一直不認罪。2023年2月，他們因涉嫌虛假訴訟罪、敲詐勒索罪被移送至錢塘區檢察院審查起訴。

受案后，該院檢察官仔細審查案卷，并多次訊問徐某等人。4人堅稱“這只是行業常規操作，并不違法”。

主播行業、傳媒公司作為新就業形態，有諸多行業內部規則，并不為外人熟知。這樣的行為是否涉嫌犯罪？具體涉嫌哪些罪名？

通過查閱司法案例等，檢察官了解到，民事案件中確有判決主播賠付高額違約金的案例，但相關主體主要為網絡傳媒公司及公司傾力孵化的大網紅、大主播等，且經紀公司與網絡主播平等協商確定雙方權利義務的，一般認定為勞務關系而非勞動關系。“通過親自體驗合同簽訂過程，研究合同條款、咨詢專業機構等，我們厘清了徐某等人未清晰說明違約責任、合同雙方權利義務失衡、運營支持缺失、肆意認定違約、轉嫁運營成本等做法，背離行業規則，與普通民事合同糾紛存在明顯區別，涉嫌刑事犯罪。”辦案檢察官介紹。

為進一步認定犯罪行為，檢察官又重點審查其虛構事實、非法占有目的及脅迫手段等內容。經審查認為，該公司與主播之間存在真實的勞務關系，雖有部分證據替換的情況，但不符合虛假訴訟罪“捏造民事法律關系”的核心構成要件，不構成虛假訴訟罪。

同時，徐某等人自始隱瞞招募主播的真實目的，并非為正常合作運營，而是意圖誘使被害人簽訂合同，蓄意制造違約陷阱，使其陷入錯誤認識后以此“索賠”，從而實現非法占有財物的目的。在此過程中，雙方之間協商余地較大，被害人并非出于被脅迫而交付財物，不構成敲詐勒索罪。

綜合考慮下，檢察機關認為徐某等4人以運營直播為幌子招募主播，通過在合同中暗設苛刻義務條款、隱瞞合同違約條件、設定高額違約金、虛構高額投入清單等詐騙圈套，惡意制造主播違約或者肆意認定違約等情形，并通過對主播提起仲裁或訴訟予以施壓的方式，獲取主播賠付款，涉嫌詐騙罪。2024年1月，錢塘區檢察院對徐某等4人提起公訴。同年11月，法院以詐騙罪判處徐某等人有期徒刑四年九個月至一年不等，各并處罰金。現判決已生效。

“法治是新產業新業態健康發展的堅實后盾。高質效辦理新業態領域犯罪案件，精準辨罪定責，筑牢法治底線，是檢察機關對勞動者合法權益的有力保障，也是對新業態健康發展的堅定護航。”錢塘區檢察院檢察長呂靜表示。

來源：檢察日報·法治新聞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