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4日，山東省棗莊市市中區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法官免費為消費者提供法律咨詢服務。 新華社發?孫中喆/攝

曾幾何時，國際知識產權訴訟地圖上，中國尚是一片“沉默的洼地”；而短短十余年間，一場靜水深流的變革悄然發生——中國法院以“平等保護、一視同仁”為理念，將司法智慧注入知識產權全球治理，讓中國從規則的“旁觀者”變身“參與者”和“塑造者”。

這場逆襲背后，藏著怎樣的中國智慧密碼？

破局：從規則洼地到制度高地

中國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崛起，并非一蹴而就。

從早期被動接軌國際規則到主動參與全球治理，其歷程可追溯至改革開放初期——1984年專利法的頒布標志著制度破冰，而2014年北京知識產權法院的設立成為制度高地的重要轉折之一。這一進程中，標準必要專利（SEP）領域的規則探索成為最具代表性的實踐樣本。

在華為訴美國IDC公司案（2011年）之前，中國企業對國際標準規則幾無話語權。彼時，全球通信產業正處于4G技術商用前夜，IDC公司憑借其持有的通信領域標準必要專利，對華為開出的專利許可費率竟高達美國某公司的百倍。

面對這種“霸王條款”，時任廣東高院法官的肖海棠回憶：“這是我職業生涯中的第一大難關，完全陌生的領域，當時連標準必要專利這個詞，很多人都念不順溜。”為妥善裁判案件，她組建專業技術調查官團隊，歷時數月深挖技術文檔與商業談判記錄。

最終，肖海棠法官將全球思維、國際視野與中國法律相融合，依據反壟斷法認定IDC公司構成濫用市場支配地位。

“它讓我們深刻意識到，規則的公平性對產業生態的健康發展和企業的全球化至關重要。中國法院開始直面由國際巨頭主導制定的既有游戲規則。”華為副總裁、知識產權部部長樊志勇在接受采訪時感慨道。

這一判決在國際通信業引發熱烈反響，英國《金融時報》對此進行了追蹤報道，業內人士評價其為“發展中國家對西方專利霸權的首次系統性挑戰”。該案其后被評為當年“全國十大熱點案件”，英國《知識產權管理》雜志將之評為“全球年度案例”。

隨著5G時代來臨，SEP糾紛愈發復雜。2019年1月1日，最高法知識產權法庭正式掛牌成立，標志著國家層面知識產權案件上訴審理機制正式建立。最高法知識產權法庭肩負著激勵保障科技創新、維護市場公平競爭、服務高水平對外開放等重要職能使命。回顧這段歷程時，該法庭負責人在接受本刊專訪時談道：“這是一個從無到有、由淺入深、不斷積累的過程，每一步都伴隨著我國產業由弱變強、從國際規則的被動接受者向主動塑造者的艱辛轉型。”

在“中興訴康文森”案中，最高法知識產權法庭面臨的不僅是法律適用難題，更有國際司法管轄權的協調。康文森公司憑借德國法院此前的管轄權裁定，試圖將案件完全置于歐洲司法體系之下。中國法官團隊深入研究國際司法案例，首創“適當聯系”規則，明確只要許可標的所在地、專利實施地、合同簽訂地、合同履行地等任一地點在中國境內，中國法院對該案件就有管轄權。

“適當聯系”規則在“OPPO訴諾基亞”案中得到進一步明確，即只要中國是涉案標準必要專利的主要授權地、許可使用協議磋商地、可合理預見的締約后合同履行地、主要許可實施地之一，中國法院對該案件就有管轄權。

在專利許可費率這一核心問題上，“OPPO訴夏普”案成為關鍵轉折點，最高法知產法庭首次明確：只要案件與中國聯系緊密且當事人有達成全球許可的意愿，中國法院就可以管轄涉案標準必要專利在全球范圍內的許可條件案件并視情作出裁決。

對比歐盟法院在“Orange?Book?Standard”案中僅裁定歐洲地區費率、美國法院在“微軟訴摩托羅拉”案中回避全球費率爭議的做法，在英國法院作出全球費率裁決之后，中國的司法也為跨國企業提供了高效解決方案。

此后，“TCL訴愛立信”案將境外涉標準必要專利壟斷行為對中國境內市場產生排除、限制競爭影響的糾紛納入管轄；“高清編解碼訴OPPO”案中最高法知產法庭首次就標準必要專利許可使用費作出實體判決……中國法院對SEP裁判規則不斷探索完善。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法院還積極與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開展學術交流，將國際通行的“公平、合理、無歧視”（FRAND）原則與中國產業實際相結合，不斷探索更具操作性的裁判標準。

制度高地的另一維度，體現在對民生與創新平衡的精準把握。2021年，新修訂的專利法確立藥品專利鏈接制度后，北京知識產權法院迅速以“艾地骨化醇軟膠囊”首案破局。與美國Hatch-Waxman法案偏向保護創新藥專利、歐盟《藥品專利糾紛解決條例》側重程序規范不同，中國制度將“生命健康權”置頂，注重保護創新和保障藥品可及性的平衡。

“藥品專利鏈接訴訟，一頭連著創新激勵，一頭連著生命健康。”最高法知識產權法庭相關人士強調，“在審理此類案件時，我們始終將保障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利益置于最高位置，同時依法平等保護各方合法權益。”

在“達格列凈片”案中，審判團隊面臨合理確定制度適用范圍的難題。原研藥企試圖通過晶型專利登記延緩仿制藥上市，而數百萬糖尿病患者正迫切等待低價藥物。最高法知識產權法庭最終采用了文義解釋、目的解釋、歷史解釋的方法分析該問題，認定涉案晶型專利不屬于可登記的專利類型。

在“阿普米司特片”案中，最高法知識產權法庭立足藥品專利鏈接制度的立法目的，倡導給予原研藥專利權人要求仿制藥申請人變更聲明的機會，并根據仿制藥申請人變更聲明的具體情況決定案件是否符合受理條件，確保制度“不跑偏”。

2025年6月27日上午，南京市秦淮區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庭黃茜法官適用小額訴訟程序公開開庭審理一起著作權權屬、侵權糾紛案，采用無書記員訊飛語音錄入方式記錄。 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供圖

立標：從追隨者到引領者的規則塑造

從“破局”到“立標”，中國司法在全球規則博弈中的角色轉變，則在與美歐的直接對話中展現得淋漓盡致。

2018年“華為訴三星”案，堪稱司法界的“激烈對決”：深圳中院剛支持華為禁令，美國加州法院立即發出禁訴令，試圖阻止中國判決執行。面對這種局面，中國法官創新性采用“判決與調解雙軌推進”策略。

負責此案的肖海棠法官解釋說，“一方面，雙方當事人在中美兩地相互提起了40余起訴訟，而交到我手上的兩案是唯一進入二審程序的，示范效應不言而喻；另一方面，美國法院直接對兩案一審判決作出了禁訴令，要求華為在美國法院下判前不得申請該兩案執行。這意味著，即使二審判決作出，也可能面臨無法執行而被架空的問題。”

調解團隊成員回憶，那段時間他們幾乎每天工作16小時，白天在法庭上據理力爭，晚上在調解室曉之以理，甚至運用中國傳統“和為貴”的文化理念，通過講述“六尺巷”的故事化解雙方對立情緒。

最終，不僅促成雙方簽訂全球交叉許可協議，還一次性化解44起跨國訴訟。“中國法官展現出的調解智慧和對產業生態的深刻理解，是促成這一復雜全球和解的關鍵。”華為法務部副總裁、重大項目部部長沈弘飛深有感觸地評價道。這種“東方智慧”與西方對抗式司法形成鮮明對比，開辟了糾紛解決新范式。

深圳中院在“OPPO訴夏普”標準必要專利許可糾紛管轄權異議案中，法官們通過比較研究歐盟“UnwiredPlanet訴華為”案與美國“微軟訴AT&T”案的裁判思路，結合中國通信產業實際，創造性地提出“技術實施場景化解釋”方法，為FRAND原則注入新內涵。

跳出SEP領域，中國法院也在侵犯著作權糾紛中對侵權判斷標準進行了符合作品創作特點的探索。

“瓊瑤訴于正案”是中國著作權司法保護的標志性案例。法院在審理劇本抄襲這一復雜糾紛時，從思想與表達“二分法”出發，聚焦《梅花烙》中人物設置、情節串聯、邏輯推演等獨創性表達，認定《宮鎖連城》在9處關鍵情節上構成實質性相似，整體情節排布高度重合，從而判定改編權侵權成立。

這一裁判創新性地提出“情節內在邏輯一致性”標準：即使抄襲比例不高，若核心情節架構足以讓受眾感知到來源，即構成侵權。相較部分歐美國家更注重文字表達的保護，中國法院對“情節實質性相似”的認定更關注作品整體獨創性，這一思路被學界認為更契合敘事類作品的創作特點。

“公正合理、理性平和”解決知識產權國際糾紛，是中國司法的一大亮點。最高法知識產權法庭負責人談到，既尊重當事人意思自治，也充分考慮國際禮讓。既堅持在國際公認準則下妥善處理管轄權沖突和平行訴訟，也注重尊重當事人的意愿，推動當事人訴中和解或訴訟外商談，積極以“東方經驗”實質化解爭議。

“中國司法的智慧在于尋求最佳平衡點。”樊志勇分析道，“既要堅決避免‘專利劫持’（Hold-up）阻礙產業發展，也要防止‘反向劫持’（Hold-out）導致創新者利益天平過度傾斜，損害創新動力。”

據了解，在歐洲，調解通常由第三方機構主導，與司法程序相對獨立；在美國，調解多用于庭前準備階段，且缺乏系統性制度保障。而中國法院通過建立“特邀調解員庫”“在線調解平臺”等舉措，將調解打造為知識產權糾紛解決的核心機制，為國際知識產權訴訟提供了“東方智慧”。

立信：司法天平不傾斜的全球回響

在知識產權的競技場上，保護力度的標尺不應因國界而偏移。

最高法對德國西門子公司訴某國內企業侵害商標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案的終審判決，以1億元全額支持原告索賠訴求，刷新同類案件賠償紀錄。

這場判決不僅是對侵權行為的雷霆震懾，更向全球傳遞出明確信號：在中國司法天平上，無論權利人來自何方，權利的正當性與受侵害程度才是裁判的唯一標準。

“案件審理時，我們反復研討如何準確量化‘西門子’這一百年品牌的市場價值。”參與該案的法官透露，合議庭結合侵權企業的銷售額、主觀惡意等因素，最終作出這一具有標志性意義的判決。

最高法民三庭相關負責人在接受本社記者采訪時，闡釋其裁判要旨：“這不僅是對權利人合法權益的有效保護，更是為了營造公開透明的法治環境和平等競爭的市場秩序，向世界展示中國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決心。”

如果說“西門子”案以“天價賠償”彰顯司法保護力度，“喬丹”系列商標行政糾紛案則以法理闡釋拓展保護廣度。當美國籃球巨星邁克爾·喬丹的姓名權遭遇國內商標搶注，最高法的判決書成為跨國權利保護的范本。

“我們通過研究全球多個國家的姓名權保護案例，結合中國法律體系，最終確立了外國自然人姓名權保護的認定標準。”主審法官介紹，判決明確界定了“具有一定知名度、為相關公眾所知悉的外國自然人姓名”的法律邊界，防止他人不當攀附商業價值。這一系列判決發布后，國際體育知識產權協會專門組織研討會，將其作為研究跨國人格權保護的重要參考。

在國際條約履行層面，迪奧爾立體商標注冊案展現了中國司法的專業與溫度。法國奢侈品巨頭迪奧爾申請香水瓶立體商標國際注冊時，因欠缺部分視圖形式要件受阻。最高法當庭宣判，要求商標行政機關給予合理補正機會。

“我們既要恪守國際公約義務，也要保障境外申請人的合法權益。”最高法民三庭負責人提出，該判決既維護了《商標國際注冊馬德里協定》的嚴肅性，又體現了中國司法對程序正義的精細考量。判決公布后，國際商標協會在年度報告中特別提及此案，稱贊中國司法為國際商標注冊提供了“高效、公平的解決方案”。

中國司法對平等保護的承諾，更體現在全球知識產權治理的深度參與中。最高法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簽署司法交流合作諒解備忘錄，聯合發布典型案例集（中國卷），參與建設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法律與條約數據庫，與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仲裁與調解中心開展訴調對接等。

2021年至2024年，最高法指導上海、福建、海南、廣東、四川、重慶等六地高院先后與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仲裁與調解中心建立合作關系，開展訴調對接。截至2024年，涉及委托調解的高、中、基層法院共計51家，共委托調解案件131件，調解成功42件，案件當事人涉及瑞士、法國、芬蘭等十余個國家，有效拓寬國際知識產權爭端解決渠道，及時保護中外當事人合法權益。

從“西門子”案的天價賠償到“喬丹”案的法理突破，從“迪奧爾”案的國際履約典范到WIPO訴調機制的全球合作，中國法院用行動詮釋“平等保護”的內涵。“我們親身見證了中國知識產權司法環境的蛻變。”樊志勇感慨，“如今中國法院的裁判，不僅是個案的公正裁決，更成為全球知識產權規則的重要組成部分。”

沈弘飛注意到，在2024-2025年兩會期間，多位全國人大代表呼吁制定《知識產權訴訟特別程序法》，并提議設立國家知識產權法院。他深感這一舉措既緊迫又必要。在這場持續深化的司法改革中，中國法院通過完善技術調查官制度、推動“三合一”審判機制改革等舉措，正以專業化審判體系和開放性國際合作，為全球知識產權治理提供兼顧效率與公平的“中國方案”。

來源：《民主與法制》周刊2025年第25期

記者：張純

編輯：李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