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7月8日,著名德國籍學者、美國威爾遜中心全球歐洲與基辛格美中關系研究所研究員、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歷史與國際事務教授克勞斯·拉雷斯(Klaus Larres)訪問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在人大重陽區域國別論壇之“美國系列”第十七場活動中發表題為“十字路口的歐盟:在中美博弈中尋求戰略自主?”的公開演講。這是他繼2024年9月之后第二次在人大重陽開講。經人大重陽授權,觀察者網全文轉載克勞斯·拉雷斯教授的演講內容。
克勞斯·拉雷斯:
大家下午好!感謝剛才的介紹。今天,我主要想談談當前的全球地緣政治形勢,尤其是對美國和歐洲而言的挑戰;同時中國在其中也發揮著重要作用,因此我將重點討論這三方關系。我先分享一則好消息:歐洲與中國、歐洲與美國依然愿意保持合作關系。
2021年和2022年,歐洲希望大量采購口罩以自我防護,但很快發現大規模的口罩生產主要集中在中國,歐洲和美國均無能力大量生產。中國當時并未準備好將所有口罩出口歐洲,因為國內同樣有巨大需求,也未準備好向全球其他國家全面供應。盡管如此,中國仍盡力支持其他國家。這一現實使歐洲和美國意識到全球供應鏈存在重大挑戰和風險,進而影響了他們的貿易思維和方式。
口罩生產
因此,歐洲逐漸認識到不能再像過去那樣高度依賴中國,歐洲擔心中國一旦無法滿足其某些商品需求時,可能導致供應鏈中斷。當然這其中也反映了保護主義的因素,雖然保護主義討論由來已久,但疫情加速了這一趨勢。
好消息是,各方仍希望合作,只是貿易方式更加謹慎,強調供應鏈多樣化,避免“所有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西方國家希望開拓印度、孟加拉、越南及南美等新興市場,這種多元化策略合理且必要,可以降低對中國單一供應鏈的依賴,實現貿易風險分散。類似的思考不僅限于貿易,也適用于人文交流、學生交換和移民等領域。
在與中國學生交流時,我發現他們普遍愿意前往西方國家,經歷數年的學習或工作,盡管未來是否回國尚不確定,但他們確實懷有開闊視野的強烈愿望。類似的心態也存在于西方學生中,尤其是歐洲學生。相比之下,美國學生對于是否赴海外留學,尤其是去中國,表現出較多猶豫,而歐洲學生則表現出更為熱切的留學意愿。
我們了解到,許多中國留學生選擇在美國學習。同時,西方國家的學生中也普遍存在前往其他國家深造的意愿。剛剛我跟大家講的是好消息,接下來是壞消息了。
壞消息是,我們正處于一個極度不確定、難以預測且國際格局持續變化的時代。目前,中國與美國、歐洲與美國之間的關系,尤其是跨大西洋聯盟,正在經歷深刻的變革。我們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緊張局勢。
回顧歷史,特別是二戰結束以來,歐洲一直不希望歐洲再吃出現大規模戰爭的風險。然而,沒有美國的支持,這一目標幾乎難以實現。馬歇爾計劃極大地推動了歐洲經濟的重建,美國的持續援助也為德國的統一提供了重要保障,德國于1990年實現了統一。可以說,沒有美國的幫助,世界格局將會截然不同。
事實上,英法之間的密切關系同樣離不開我們的支持。自二戰結束以來,世界見證了冷戰和跨大西洋聯盟的形成。進入20世紀90年代,美國逐步成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國家,甚至可以被視為單極強權。自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來,國際政治格局發生了深刻變化。
這些變化同樣體現在美歐關系上,無論是伊朗問題、對俄政策,還是貿易與經濟沖突,都帶來了諸多挑戰。尤其值得關注的是,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宮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為我們帶來新的挑戰。
我們當前所處的國際環境與十年、二十年前的跨大西洋聯盟已大不相同,面臨著更多的緊張局勢與挑戰。以北約為例,美國持續推動歐洲國家增加國防預算。近年來,許多歐洲國家被要求將國防支出提升至GDP的2%,但在俄烏沖突于2022年全面爆發后,特朗普總統還希望北約進一步將國防預算提高到GDP的5%。這一要求加劇了美歐之間的分歧,也使北約的目標更難實現。
特朗普總統多次強調美國對歐洲安全的承諾,而北約則依托第五條款,致力于集體防御。然而,目前許多歐洲國家的軍備儲備,無論是導彈還是坦克,數量都不足。如果嚴格按照第五條款的規定,任何成員國遭受入侵,其他成員國都應協助防御。比如一旦發生俄羅斯入侵北約成員國的情況,其他成員國必須提供支持。但是各國軍隊的現實情況對跨大西洋關系,尤其是北約近期達成的相關協議,提出了更高的挑戰。
當前,我們持續向各方施加壓力,力求切實落實第五條規定。然而,未來局勢如何演變,尤其是特朗普將作出何種決策,仍充滿不確定性。這種跨大西洋安全關系中的新不確定性,再次為國際局勢增添了風險。在近期的北約峰會上,歐洲普遍感受到安全與確定性的缺失,且尚未具備實質性改善跨大西洋關系和北約能力的條件。
歐洲在對美貿易方面高度依賴。歐盟超過30%的商品出口至海外,其中美國市場尤為重要,尤其對于德國等大型經濟體而言。這種依賴使得美國近期提升關稅的舉措,特別是前總統特朗普提出并實施的一系列加征關稅政策,對歐盟構成了嚴峻挑戰。許多歐洲國家對此表示擔憂,因為出口,尤其是對美出口,是其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柱。關稅上升無疑將對歐盟的貿易和經濟發展帶來不利影響。
目前,歐盟與美國之間的貿易談判正緊鑼密鼓地進行。特朗普設定的關稅最后期限為7月9日,隨后又表示可能將其推遲至8月1日。盡管如此,尚未見到各方達成明確協議。現階段,美國對歐洲商品的關稅水平主要維持在10%左右,而部分特定行業和產品的關稅可能更高。
在8月1日前,談判有望取得階段性成果并達成協議,但即便如此,歐洲對美貿易的盈利仍可能減少,這將加劇歐美關系的緊張局勢。換言之,即使交易量保持不變,關稅的存在仍會削弱歐洲的經濟利益,從而影響雙方的合作氛圍。
特朗普發起關稅戰
還有一點需要指出,除了安全和跨大西洋貿易方面的挑戰外,特朗普本人的立場也是一個重要因素。作為極右翼政治家,特朗普對歐洲并無好感,也不愿與擁有27個成員國的龐大國際組織打交道。這種復雜的組織架構并不符合他的偏好,因此他不愿與歐盟、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或歐盟各國領導人進行溝通,這種做法不僅讓他本人感到困惑,也讓中方難以理解。
特朗普更傾向于以商人身份,直接與德國總理、英國首相、法國總統等個別國家領導人對話。他認為,與單一國家直接交流可以獲得更大的話語權,相較于與歐盟整體磋商,單獨談判更為簡便。然而,歐盟27國已經形成了強大的經濟共同體,如何與歐盟整體達成協議成為特朗普目前面臨的難題。
此外,歐洲還存在移民等內部問題,這些因素都可能對傳統的歐美跨大西洋關系產生影響。我們假設歐洲和美國當前關系正處于最困難的境地,如果是這樣,對中國來說是有好處的。因為歐洲和美國不喜歡彼此了,我不跟你玩了,也不跟你交易了,歐洲人當然會轉向中國,說“哎,我們倆一起玩吧,我們來進行交易,我們關系拉得更近一點。”
理論上來說確實是這樣,現在我們確實看到一點點這樣的苗頭,但實際上并不是如此。
因為歐洲和中國之間的關系也并非完美,特別是在之前我所談到的留學生和學生、學者之間互訪,以及經濟相關貿易,中國和歐盟、歐洲之間還是有很多緊張,很多摩擦,只是目前還沒有那么糟糕。為什么會這樣呢?以及我們如何解決這些困難呢?
在接下來的幾周內,中歐建交50周年峰會暨論壇將在北京舉行。我們每年均在布魯塞爾或北京舉辦對話會,借此深化議題討論,并進一步慶祝中國與歐洲國家之間的友好關系。
當然,目前中歐關系面臨一些緊張問題,這些緊張主要源于貿易赤字問題。歐洲對中國的貿易逆差較大,因中國對歐洲出口的貨物遠多于歐洲對華出口,這使歐洲難以接受。他們希望通過進一步開放市場,使歐洲企業能夠更好地進入中國市場。出于國家安全及其他考慮,歐洲希望實現這種市場開放和發展的情況。
在未來幾年,歐洲企業雖抱怨不斷,但只要在中國市場的利潤持續增長,他們愿意逐步接受這一現實。然而,目前中國市場的利潤不僅未增長,反而有所下降。同時,許多中國企業開始自主研發產品,減少了對歐洲市場產品的依賴。
過去類似情況發生后,歐洲市場對中國產品的需求明顯減少,導致消費疲軟。消費者在購買時更加謹慎,傾向于儲蓄而非消費。以奔馳和寶馬為例,近幾年銷量大幅下降,這反映出企業希望通過縮減就業來應對各種挑戰和緊張情緒的狀況。
我們總是需要資金支持。中國消費疲軟引發了政府及貿易伙伴的深層擔憂。我們希望居民增加消費,同時提升經濟的生產力和效率。
對于歐洲進口商而言,消費疲軟帶來了諸多挑戰,如貿易赤字和利潤保障困難。若國內市場銷售不足,中國企業必須開拓海外市場。以新能源汽車為例,市場上已有約120個品牌,顯然并非所有品牌都能在中國銷售,因此需要出口并拓展海外市場。無論是在美國還是歐洲,產能過剩時有發生。
此外,美國通過提高關稅阻止中國新能源汽車進入其市場,意圖將其拒之門外,轉而尋找其他市場。
中國新能源汽車在歐洲市場取得了顯著成就。歐洲作為一個富裕且統一的大市場,對于中國新能源汽車企業來說,進入歐洲市場不僅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也有助于促進中歐之間的貿易合作。目前,中歐高峰論壇的對話正在進行,雙方在新能源汽車領域的合作與交流不斷深化。當然,歐洲各國希望在新能源汽車市場保持自身競爭力,既希望減少對中國進口車輛的依賴,也希望推動本土新能源汽車的生產與出口,以擴大市場份額。
總體而言,汽車產業,無論是傳統燃油車還是新能源電動車,對歐洲經濟具有重要意義。目前,歐盟委員會指出,許多歐洲消費者難以負擔電動車的價格。因此,歐方正與中方展開談判,尋求共同解決電動車銷售問題。這一議題受到雙方高度關注。
中國新能源車企參加2024年巴黎車展
除此之外,我們還面臨其他行業的重要議題。例如,醫療設備的出口問題及其在對方國家的市場準入,對于雙方來說都具有重要意義。
另一個關鍵領域是稀土資源。眾所周知,稀土具有廣泛用途,而中國在該領域幾乎處于壟斷地位,這也是中國多年來持續加大稀土投資的原因。目前,歐洲在軍用設備、磁性材料、武器制造以及電動車等多個領域高度依賴中國的稀土供應。因此,歐洲希望與中國保持順暢貿易,爭取在稀土出口方面不設限制。此外,關于芯片技術和人工智能技術,雙方也期待能夠進一步開放合作。
所有此類談判都極為艱難,因為雙方均認為相關資源、產品和行業對各自經濟至關重要,關系到國家命脈和人民福祉,甚至影響基本生活水平。目前,世界各國、歐盟與中國之間仍在持續磋商。
7月24日即將召開的中歐經濟峰會距離現在不足三周,我們期待各方能夠達成一定程度的共識。然而,實現全面協議難度較大,召開會議并不能保證所有問題立即明晰,相關決議的落實也非短期內可完成。盡管如此,我依然對本次峰會充滿期待。
當前,關于“新國際秩序”的討論非常多,但如何界定這一概念其實并不容易。所謂新國際秩序,是指由五到十個主要大國主導的多邊格局,還是僅有兩到三個超級大國的體系?對此,并無定論。
中國普遍認為,美國并非處于持續上升階段,而是在相對衰落,未來可能不再是唯一的全球超級大國。與此同時,西方也指出中國面臨經濟、人口結構等多方面挑戰,經濟高速增長已進入平臺期。對于這些觀點孰是孰非,我無法斷言。
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可預見的未來十到二十年,中美兩國仍將在全球事務中扮演關鍵角色,并且彼此依存。這種格局,即便在未來五十年內,預計也不會發生根本性改變。
未來,全球可能仍將存在三至四個重要的超級大國,如中國、美國和俄羅斯等。盡管俄羅斯因戰爭和軍事問題,其實力可能不及以往,但其新興高科技產業正在發展,因此從整體角度看,俄羅斯依然是未來不可忽視的重要超級大國。
接下來談談歐盟。雖然從軍事角度看,歐盟并非特別強大,但作為全球統一且強大的貿易市場,其影響力不可忽視。歐盟由27個成員國組成,成員國聯合發聲時具有顯著的國際影響力。盡管個別成員國如匈牙利等在內部存在分歧和挑戰,但總體而言,歐盟依然是全球重要的經濟力量。
我認為,中美歐三方未來仍將保持合作的基礎和基調,各國也會專注于解決自身的國內問題。關鍵在于各方都能做出實質性的讓步。歐洲方面對中國常有這樣的印象:盡管中國做出承諾,但實際貿易中仍存在貿易赤字高企、市場開放不足、產品難以進入等問題。這種印象并非源自某位領導人的言論,而是基于長期的經貿交往經驗。歐洲企業及官員在與中國及美國商務部門官員交流時,普遍感受到這種失望。
貿易過程中,尤其是涉及產業管控和補貼等問題,雙方面臨較大困難,這對未來合作并非積極信號。我們應正視并改進這些問題。歐洲與美國、歐洲與中國的關系需要各方承擔責任,而非單方面妥協。
我對此并非完全樂觀,但期待在即將召開的峰會上,能夠看到各方貿易關系的走向。總體來看,雖然前路充滿挑戰,但我們必須全力以赴,避免全球進一步分裂,推動世界團結合作,共同前行。
謝謝大家!
問答環節
Q1:您的演講中幾乎沒有提及俄羅斯的作用,但眾所周知,俄羅斯是中歐關系中非常重要的因素。中國是否支持俄羅斯一直備受關注,同時中國也希望與歐洲保持良好關系。請問歐洲如何看待這一問題?我們又該如何應對由此帶來的中歐關系挑戰?
克勞斯·拉雷斯: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你說得很對,我沒有詳細討論俄羅斯,因為這個話題較為敏感。實際上,俄羅斯是影響中歐關系的重要因素,更關鍵的是中國對俄羅斯的支持。我們并不清楚中國對俄羅斯的實際支持程度,但從政治角度來看,這種支持非常強大。
中國需要俄羅斯作為地緣政治伙伴或盟友,同樣,俄羅斯也離不開中國。特朗普總統試圖與普京改善關系,卻對中國采取強硬態度,我認為這兩者實際上是矛盾的。普京對中國和對特朗普的態度截然不同,他希望同時處理與中美兩國的關系。如果中俄關系不再像現在這樣親密,必然會對中國與歐洲的關系發展有利。
Q2:非常感謝拉雷斯教授。我是華盛頓大學的學生。我的問題是,在中美文化交流中,中國學生普遍希望到美國學習,也有很多交換經歷。但在美國,比如霍普金斯大學、喬治·華盛頓大學等,許多美國學生卻不愿意去中國學習或游玩。您如何看待雙邊學生交流與相互理解?又如何促進更多美國學生了解中國?
克勞斯·拉雷斯:謝謝!你的問題很有意義,我也非常認同你的觀點。確實,許多美國學生并不愿意來中國,這主要是因為一些政客發表了負面言論,將中國描述為“非常危險的國家”,讓游客覺得來中國不安全。這種言論令人震驚,我們不應支持。我們需要加強人文交流,特別是在學生交換方面,鼓勵更多美國學者和學生來中國學習、實習或參與短期工作項目。我相信,這樣的交流有助于增進兩國人民的理解和友誼。
談到個人經驗,我們在接觸不同國家的人或城市時,常常會有不同的看法和態度。當聽到一些政客發表負面言論時,我有時也能理解他們的想法。如果能有更多人學習中文,我相信這將有助于促進更好的人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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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下午好,拉雷斯教授。我是維克特·賈,來自CMA資訊中心。您的演講以及與劉教授的交流讓我深受啟發。治理問題的復雜性,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以及歐洲各國政府中,都體現得淋漓盡致。我想請教,歐盟是否存在對當前治理體系的擔憂?他們是否有意愿重新設計或重構治理體系,以更好地應對現有的困惑和挑戰?此外,面對當今快速變化的世界,其他國家應如何應對?
克勞斯·拉雷斯:對此我有兩點回應。首先,從歐盟的歷史來看,二戰后我們建立了歐洲統一經濟體系,即歐盟,初衷是從經濟和政治角度防止德法這對有長期戰爭歷史的國家再度發生沖突,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歐盟核心是建立歐洲各國友誼,讓傳統敵人如德法認識到統一是實現最佳經濟發展的前提。他們對歐盟的理解始于建立友誼。過程中發現問題,建立合作機制,通過會議或委員會解決,其他國家如意大利后來陸續加入。
歐盟最初的設立,主要源于德法之間的矛盾。直到今天,這一點依然重要。雖然歐盟現在相當成功,但很難想象一百多年前德國入侵法國時的慘烈局面。如今,類似的戰爭在歐洲已變得不可想象。正是為了避免歷史重演,才有了歐盟,成為全球最成功的單一市場。
在這個單一市場中,所有成員國在全球貿易中被視為一個整體。例如,比利時公司可以輕松將電腦銷售到西班牙、德國或波蘭,無需額外認證或審批,可以在歐盟任何地方銷售。這對經濟貿易至關重要,否則企業需要分別獲得27個成員國的認證,流程復雜、成本高昂。
我們現在的單一市場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促進了貿易發展。歐盟貨幣的統一曾迅速推動了經濟發展。但在歐盟內部,存在許多相互競爭的機構和國家,涉及國家政府,使整體架構非常復雜。讓27個國家和諧合作本身就很困難,這一點很好理解。類似地,中國各省即使有中央政府協調,也難以做到完全無縫協作,因為體系本身就很復雜。
我認為歐盟本質上是一個非常復雜的機構。它在過去取得的經濟成就不容忽視,實現了顯著的發展。放眼全球,包括中國在內,各國都面臨治理方面的挑戰。
關于外交政策,目前主要還是由德國、法國、波蘭等大國主導,并非真正意義上的整體歐盟外交政策,各成員國都擁有否決權。這些大國在推行自身外交政策時也會遇到阻力,過去多年一直如此。我認為未來他們也會尋求改進的方法。
對于未來,歐盟各成員國是否有權代表整體與歐盟以外國家進行合作和貿易,仍是需要解決的問題。例如,德國總理若想直接與美國總統進行交易,按照現行規定,必須經過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及歐盟委員會的同意。因此,德國總理無法單獨決定對美政策或與中國的合作,因為復雜的歐盟機制對此有限制。畢竟,歐盟27個成員國合力構成了全球最大的單一市場,其整體力量依然非常強大。
我想大家都知道,歐盟目前面臨許多復雜的問題,但從歷史來看,他們總體上是成功的,尤其是在歐洲大陸。盡管不包括俄羅斯近期對烏克蘭的戰爭,歐盟27國整體實現了較為和平的發展,歐洲也成為全球最強大的經濟體之一。談到國際貿易,除了美國和中國,歐盟同樣舉足輕重。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與歐盟匹敵,特別是從20世紀50年代到20世紀70、80年代,歐盟的經濟騰飛尤為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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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歡迎您來到中國,我是《人民日報》記者。我的問題關于中歐經貿關系。您提到中歐存在貿易赤字,我還想補充投資赤字的問題。我來自沈陽,那里有很多寶馬的大型工廠,當地政府也非常支持這些企業的發展。但中國企業在歐洲投資時卻遇到不少困難。您認為我們應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歐洲對中國企業和投資存在不信任,我們應如何消除這些誤解?
第二個問題,關于中國和匈牙利的關系。實際上,兩國一直保持良好關系,但目前匈牙利在歐盟內部處于邊緣地位。您認為,中國應如何進一步推動與歐盟的關系?
克勞斯·拉雷斯:我認為,從商人的角度來看,唯一能讓大家感到安全的就是錢。中國相關條例較為模糊,增加了歐洲人的不安全感,讓他們難以判斷哪些行為可能違反規定。盡管中國出臺了多項政策聲明,但復雜的官僚表述容易引發誤解,使歐洲企業擔心觸犯法律。因此,首要任務是消除歐洲對中國不安全的誤解。
從投資角度看,投資新興產業通常意味著市場空間廣闊、利潤潛力大。但一些國家擔心外資企業過于強大會影響本國企業利益,因此會采取保護措施,這使得歐洲在中國投資者眼中顯得不確定。同時,其他一些國家在政策、監管、激勵和稅收優惠等方面更具吸引力,作為投資目的地更有競爭力,因此投資者往往更傾向于選擇這些政策環境更優的國家。
我們并未特別擔憂中國與匈牙利的經濟聯系,我們更希望關注中國與歐洲之間的民主聯系,以及中歐未來的合作模式。從民主角度來看,中國與西方世界之間仍存在一些誤解。您提到,其他歐洲國家也認為匈牙利在民主方面存在問題,并對其持有較大懷疑。因此,匈牙利的貿易關系、對烏克蘭問題的立場以及在歐盟內部的政治地位都面臨挑戰,這些因素都會影響其在歐盟中的地位。
Q5:非常感謝教授。我是國際關系專業的學生。您在演講中提到,歐洲國家希望通過供應鏈多樣化提升貿易安全,這讓我聯想到軍事安全。二戰后,歐洲國家與美國結盟,但雙方在聯盟過程中仍有摩擦。請問,從歐洲,尤其是德國的角度,維持歐美軍事聯盟關系的關鍵因素是什么?未來歐洲是否仍會傾向于跨大西洋合作伙伴關系以保障自身安全?另外,歐洲如何看待與俄羅斯的未來關系?
克勞斯·拉雷斯:我認為,俄羅斯并不是歐洲實現持續健康發展的必要合作對象,因為其整體上依然具有侵略性。事實上,法國、德國和美國之間的安全關系一直較為復雜。二戰后,美國和德國的經濟逐步恢復,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德國統一期間,德國積累了許多與美國合作的經驗,因此更傾向于與美國達成協議。而法國則認為,歐洲不應由域外國家主導。與此同時,美國希望在歐洲擁有話語權,將歐洲視為其保護對象。這導致歐盟內部出現了親美和反美兩種態度。法國則更希望實現歐洲的戰略自主,力求獨立于美國來保障歐洲安全。
有時特朗普做出一些荒唐舉動,法國就會強調“你看,我說得對,歐洲應該實現戰略自主,不該繼續聽美國的。”而德國則相對親美,認為歐洲需要有自己的后備方案以保障安全,但完全與美國對立又會失去保護。因此,歐洲一方面要提升自身力量,同時也需要美國的保護。
總體來看,目前局勢復雜。近年來,美國的軍事力量依然遠超其他國家,中國或許位居第二,但與美國的差距依然明顯。
歐洲人是如何看待中美之間的差距呢?歐洲人普遍認為,中美之間存在明顯差距。盡管中國正投入大量資源試圖迎頭趕上,但中國也清楚短期內難以實現這一目標。因此,歐洲更傾向于在近期繼續依賴美國的保護,否則自身安全難以保障,也缺乏其他可依靠的國家。在當前形勢下,歐洲仍希望得到美國的支持和保護。
我們看英國和法國的核武器與美國相比極少,無法抵抗美國的軍事力量。如果美國決定切斷對歐洲的保護,為歐洲提供的情報和衛星信息將大幅減少,歐洲難以承受這樣的后果。這也是歐盟各國對美國態度不一的原因之一。
歐盟需要和美國繼續合作,因為他們依賴美國。他們也需要實現更多獨立自主,但這需要很長時間,代價可能很大。眾所周知,歐洲人并不那么執著于在軍事上投資,可能更關注健康體系、社會安全、福利體系、基礎設施、養老金、教育。
主持人 吳奇聰:非常感謝您對觀眾問題的精彩解答。目前已到14:50,我們的講座也即將結束。衷心感謝克勞斯·拉雷斯教授參加人大重陽金融研究院系列講座,也感謝各位朋友的參與!
克勞斯·拉雷斯:這確實是非常嚴肅的中國規則。非常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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