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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6月，國共全面內戰爆發。蔣介石在美援支持下調集重兵，意圖通過“全面進攻”迅速消滅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

在華北地區國民黨方面計劃奪取戰略要地張家口，打通平綏鐵路和平漢鐵路北段，從而將中共控制下的晉察冀解放區切割開來，制造包圍態勢。

這一計劃的核心在于先打張家口，控制鐵路干線，形成戰略分割，并以武力逼迫中共在政治談判中屈服。

為了粉碎國民黨的戰略圖謀，中共中央和晉察冀、晉綏兩大軍區高層決定實施“先發制人”的戰略。

目標就是攻占晉北的關鍵節點——大同，大同位于山西北部，是閻錫山晉綏軍在山西北部最大的據點。

一旦攻下大同，一方面可以并以此為支點徹底肅清山西北部的閻錫山勢力，另一方面可以晉察冀與晉綏解放區之間的聯系，使我軍兩大根據地徹底連成一片。

從地圖也可以看出晉綏軍區和晉察冀其實中間就隔著一個大同，只要大同被攻下局勢就會截然不同。

根據部署，聶榮臻與賀龍聯合指揮晉察冀、晉綏兩地主力部隊，成立大同前線指揮部，由張宗遜任司令員，羅瑞卿任政治委員。

此戰我軍參戰兵力涵括了晉綏軍區賀晉察冀軍區兩大軍區，總兵力達到15萬人，而作戰目標大同內的守軍只有兩萬余人。

按照道理來說我軍擁有如此巨大的優勢，應該可以快速拿下大同才對，為何此戰卻先勝后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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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看兵力部署，我軍參戰兵力約30個團，涵蓋晉綏第三五八旅、晉察冀第三縱隊第七、第八旅，第四縱隊第十旅、教導旅以及各地游擊支隊和縣大隊等部隊。

配屬炮兵力量也達到一定規模，包括十余門山炮和三十余門迫擊炮。

國民黨大同方向由第二戰區北區總指揮楚溪春負責防守，防守兵力總數達2萬3千余人。

其中主力只有一個暫編第三十八師，另有保安總隊、交警隊、新編騎兵第五、第六師、第四十三軍通信營等。

南郊以暫編三十八師為主，負責防御七里村、水泉灣、周家店等要點；

東郊由第一團一部及地方保警大隊防守沙嶺、曹夫樓一線；

北郊由總部直屬部隊和馬占山部守御白馬城、操場城等地。

機動兵力部署于城內，隨時準備機動反擊。

盡管整體兵力不如我軍，但憑借堅固工事、豐富守城經驗以及空軍與裝甲車輛支援，城防體系頗為嚴密。

1946年7月20日，解放軍攻取應縣，戰役正式打響。

至7月底，外圍作戰基本結束，我軍占領懷仁、口泉等地，包圍大同城。此時，晉察冀、晉綏聯軍已基本完成合圍，準備發起總攻。

然而，從8月初開始，攻城戰就陷入困境。

由于大同城防堅固、敵人火力強大，加之我軍攻堅經驗不足、重武器缺乏，導致戰事遲緩。

城東沙嶺方向的戰斗尤為激烈，晉察冀教導旅數次攻擊未果，邱蔚率晉察冀第四縱隊第十旅增援亦遭重挫。

城南方向，八旅與劉蘇部攻占部分外圍據點，但在攻擊飛機場時傷亡嚴重，戰況反復。

即使如此，解放軍仍在各方向逐步推進：8月底攻克曹夫樓、南廟；9月初控制東關、西關車站。

至9月7日基本清除大同外圍防御體系。若按此趨勢發展，大同城失守似已是時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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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戰的變數就在于傅作義。

因為大同被我軍左右夾擊，閻錫山的晉綏軍在抗日戰爭中也損失慘重，根本無力支援，可以說大同就是必死之地。

然而在大同戰役進入攻堅階段之際，國民黨方面發生關鍵變化。

9月初，蔣介石親自督促傅作義支援大同，并將大同由閻錫山管轄轉至傅作義控制。

這一命令立即調動了傅作義的作戰熱情，既然把地盤劃分給他了，那么自然就要努力作戰了。

為了增援大同，國民黨傅作義所部調動了北平駐軍第三十五軍、暫編第三軍及四個騎兵縱隊共計3萬2千人，組成大軍向大同方向增援。

傅作義選擇了極具戰略眼光的一著——并未直取大同，而是突然轉向，攻擊我軍后方的集寧。

9月5日，傅軍攻陷卓資山，我軍倉促調集第三五八旅增援。隨后又將第一縱隊兩個旅、第四縱隊一個旅北調，企圖集中兵力殲滅傅部援軍。

然而這一部署反而削弱了我軍在大同城下的包圍攻勢，使攻城主力兵力不足，未能一鼓作氣拿下城池。

9月9日，傅軍攻抵集寧外圍，空軍支援密集，暫編第十一、第十七師與新編三十一師多路推進，向臥龍山、南營房等高地發動猛攻。

9月11日下午，我軍反攻成功殲滅部分傅軍，但未繼續擴大戰果，而是選擇西進攻擊第一〇一師，結果遭遇強烈反擊，戰場僵持。

傅作義識破我軍戰術意圖，抓住機會轉守為攻，調集重兵反撲集寧。

我軍因疲憊、傷亡重，加之城市守備空虛，9月13日晚被迫放棄集寧。

集寧已失，再攻大同其實就已經沒有意義了。9月14日，為避免被傅部從后方包抄，大同前線指揮部命令部隊撤圍。

就這樣，大同集寧戰役由勝轉敗，我軍在兩個戰場均未達成預定目標。野戰軍撤回休整，戰役宣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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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戰役的失利直接導致了華北戰略局勢逆轉。

9月下旬，趁解放軍主力疲憊不堪，國軍第36集團軍突然對張家口發動進攻。因守軍兵力空虛，僅有一連防守，最終張家口迅速失守。

張家口作為晉察冀解放區首府，其失守不僅是戰略要地丟失，更在政治、心理層面形成重大打擊。

至此整個晉察冀軍區陷入長期被動局面，戰役成果盡失，士氣受挫。

大同集寧戰役的失敗，并非由于兵力不足，相反我軍兵力達到了國民黨守軍的六倍之多。即使加上傅作義的援軍，我軍可用兵力也是敵軍的三倍。

后續我軍內部討論此戰的失敗在于指揮上的混亂與失誤。

第一，戰役目標不明確。圍繞“攻城”與“阻援”之間反復搖擺，致使兵力調動混亂，未能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導致攻城不成、阻援亦敗。

第二，輕敵冒進。指揮部對傅作義的判斷明顯失誤，未預料其會迅速集中兵力從集寧迂回打援，致使我軍后方突然受威脅。

第三，重兵分散，戰役計劃隨局勢搖擺。集寧之戰原本可堅守待援，卻主動出擊，反被敵軍各個擊破；大同方面則在關鍵時刻抽調兵力北上，導致攻勢中斷。

羅瑞卿后來坦言：“這是一次戰役方針不對，在執行戰役時又無明確計劃......完全違反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典型戰例。”

雖然大同集寧戰役失利，但這場戰役也為中共提供了寶貴的戰略經驗與教訓。

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必須集中兵力，選擇局部優勢、速戰速決，不能像此戰一樣在多個戰場猶豫不決。

后來諸如蘇中戰役、魯南戰役中，我軍吸取教訓，往往能夠在相對劣勢下組織精確打擊，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最終取得一系列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