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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于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托克托縣城南黃河之濱的古鎮河口，古稱“君子津”，清代設為河口鎮，現在是黃河上中游的分界點。

圖4-1　黃河托克托縣段

圖4-2黃河上中游分界點

因其地處大黑河入黃河口處，水運交通便捷，早在遼金元時期即為重要的貨物集散轉運之地。入明不久，淪為蒙古部游牧之地，交通地位一度喪失。清初蒙古土默特部歸順后，河口的水陸交通樞紐地位逐漸恢復，特別是乾嘉以迄清末民初，其商埠地位臻于鼎盛，北通蒙古，南鄰晉陜，東接察哈爾，直達京津，西接寧夏、新疆，商船輻輳，駝隊成群，民殷物阜，人煙稠密，成為口外最為重要的貨物集散地之一。

然而斗轉星移，滄海桑田，到了新中國成立前夕，昔日繁華的河口古鎮，除了龍王廟遺址上殘存的兩支孤零零的鑄鐵蟠龍旗桿尚能不時地喚起人們的歷史記憶之外，其他的一切俱已消逝在歷史的長河之中了。

河口鎮的由來

河口的得名，應緣于其地處黃河一重要支流內蒙古境內的大黑河入黃河口處。而河口鎮之設，則始于清嘉慶十二年（1807年）。其實，早在遼金時期，即以今日托克托縣城為治所設立東勝州，遼的州治為今日縣城雙河鎮西北東沙崗之大皇城遺址，金的州治在遼的大皇城基礎上擴建一支城，即今日毗鄰大皇城之小皇城遺址。因為東勝州在遼金時期均為軍事據點，故河口緣其地理位置的優勢，成為軍需物資及日用商品的轉運集散之地。

蒙元時期（1206—1368年）沿襲遼金東勝州舊制，但其交通地位更顯重要。蒙哥汗三年（1253年）忽必烈遠征大理，1257年蒙哥汗征宋，皆由東勝渡河南下。西夏滅亡后，經東勝州水陸都有驛路通往寧夏，再經亦集乃（今內蒙古額濟納旗）折而北行可抵當時蒙古國的都城哈剌和林（在今蒙古國前杭愛省額爾德尼昭北哈拉和林）。而從寧夏往南至靈州（今寧夏靈武）再西行至西涼州（今甘肅武威），可通往西域。1226年耶律楚材從中亞歸來就是經過靈武到達東勝州，再轉至豐州（治所在今呼和浩特市東郊白塔村）的青冢（昭君墓），賦詩紀念。同時，元政府還在河口“設水驛，派巡軍，保護商船，以利水運”

圖4-3　明東勝衛西、南城墻和遼代東勝州治所大皇城遺址

明初洪武四年（1371年）明軍攻克東勝州，設立東勝衛，但時隔不久，就因蒙古人的襲擾，于永樂元年（1403年）被迫內徙，衛城遂廢。后雖于正統三年（1438年）一度復置，但僅曇花一現，隨即永久棄置。東勝諸衛所轄之地遂成為蒙古部的游牧場所，附麗于東勝衛的河口君子津，也就失去了往日貨物集散之功能。所幸明初修筑的東勝衛城墻至今基本保存完好，成為托克托縣城一道亮麗的風景線。明中期以后，蒙古部逐漸據有內蒙古整個地區，明朝的北部邊疆大抵以其在北方所設的九個邊鎮所據守的邊墻及墩臺堡寨為標志，邊外為蒙古地，邊內為明地。

圖4-4東勝衛城墻西南角

清朝入關前后，漠南蒙古各部陸續歸順，河口的水陸交通樞紐地位逐漸恢復，特別是康熙年間，河口至山西保德州的航運開通，河口的碼頭地位形成。以河口為中轉站的黃河水運大干線，上接甘肅、寧夏、青海，下達山西磧口，承上啟下，地位、作用舉足輕重。

康熙中后期，為了討伐厄魯特蒙古準噶爾部的侵襲而多次出動大軍北伐，同時為了加強北疆軍事防御力量，清朝政府在歸化城土默特兩翼增加駐軍。

為解決駐軍糧餉和遠征軍的糧運，“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奏準湖灘河朔建造倉房一百五十四間。三十六年（1697年）題準湖灘河朔建造倉房五十間”，以儲備從大同等地經殺虎口運來的糧食。在該條記載下面緊接著加了一條按語：“案湖灘河朔今河口鎮，在托克托城西南三里。時方征噶爾丹，建倉黃河口岸，以備糧運。”由此可見河口地位之重要。又據《清史稿》，康熙帝于康熙三十六年在第三次親征噶爾丹，獲悉噶爾丹仰藥而死的消息班師途中，曾“至湖灘河朔，登陸步行，率侍衛行獵，打魚射水鴨為糧，至包頭鎮會車騎”。

圖4-5　康熙帝戎裝像

乾隆十三年（1748年）至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這150年左右的時間，是清朝的禁墾期，“走西口”的主要是旅蒙商人和駝工等。但缺口一旦打開，朝廷的限制就顯得蒼白無力。在這一時期，雖然沒有大規模的人口遷移，但“走西口”正如“闖關東”一樣，代不乏人。嘉慶十二年（1807年）四月，清政府正式在河口設鎮，并設鹽務大使，這是河口古鎮的肇始。

清朝末年，迫于賠償“庚款”的壓力，清政府一改過去在內蒙古禁墾的政策，委任兵部左侍郎貽谷為督辦蒙旗墾務大臣，復加理藩院尚書銜，旋授綏遠城將軍，大規模地放墾。隨著“走西口”移民潮的到來，黃河水運進入了黃金期。

河口鎮的繁盛

河口鎮緣于其獨特的地理優勢，從康熙末年起，已儼然水陸交通要埠。西來貨船，多順黃河運卸于此，再起運外地。早在清乾隆、嘉慶至道光年間，河口即為鹽堿囤積內運之場，年運鹽堿百余船，價值白銀十余萬兩。道光以后，又為甘草碼頭，每年運售甘草四五百萬斤，價值約四五十萬兩。此外尚匯集發運清水河的粗瓷器、河套的枳芨和紅柳鞭桿，價值約六七萬元。而作為大宗產品的烏拉山、大青山所產松、柏、樺、杉等木料，亦多聚集于此，轉銷各地。自乾隆以還，口外墾殖日廣，土默川已成為重要的產糧區，于是河口鎮錢、糧兩業亦日趨發達。

河口經濟繁榮時，鎮內行業所及，幾乎涵蓋了人們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由水陸運輸促成的各行各業，形成了相輔相成、循環發展、特色鮮明的地方經濟產業鏈。水陸運輸帶動了車船制造業；車船制造促成了木、鐵、皮、繩等工匠作坊的興起；運來的鹽堿、皮毛、甘草、紅柳、木材等帶動了各類土特產品加工業蓬勃發展；米面加工、油、酒、醋、醬、粉等的作坊星羅棋布，其產出的麩糠糟漿等下腳料，成了養殖禽畜的充足飼料，從而促進了當地以回民經營為主的牛、羊、馬“殺賣行”的繁榮；僅鹽堿、糧食加工所需的大鍋就使得鎮內的幾家鑄造行爐火通明。四方輻輳的客商、傭工紅火了旅店、餐飲，就連木工、柳編作坊的下腳料也成為專為居民提供的引火燃料。而返回上游的放筏工，將已拆卸的羊皮筏賣于河口的皮坊，做成油浸皮褲，轉賣鎮周圍的農民。河口鎮的裁縫鋪、氈坊、毯坊、口袋坊、鐵匠鋪、皮坊、造船廠、木匠鋪、籮筐鋪、囤子坊、簍鋪、石匠鋪、豆腐坊、醋醬油曲坊、糖坊、粉坊等小作坊鱗次櫛比，有數百家之多。

可以說，從乾隆年間至道光末年，今日內蒙古中西部出境之油、糧、鹽、堿等各貨，入境之日用雜貨，山西與歸化往來之商運，凡經河路者，皆以河口為碼頭，為上下貨物之總樞。當時包頭草市初辟，尚未形成市鎮，故在此期間，論市面殷繁，除歸化外，以河口為第二商市。道光元年（1821年），清廷于河口增設甘草碼頭，甘草行業猬集于此，富商大賈多出其間，每年輸出，數常巨萬。各草店每年所抽傭費，由數萬元激增至十余萬元。河口甘草碼頭，遂居綏遠主要商市之一，僅商船一項就有二百余只，擁有河路工人一千多名。有鋪戶92家，鋪伙2823人，居民920戶，人口6260人，加之流動人口，人數逾萬。清末民初，以甘草業為龍頭，以錢、糧兩業為羽翼的河口商業臻于極盛。

河口鎮的商號

河口鎮的繁盛，離不開各行各業眾多商號尤其是著名商號的經營和拓展。訖至清末民初，河口鎮先后興起和聚集的商號幾近三百家。河口鎮坐落于大黑河東，傍河而建，鎮里有四條大街：頭道街（也叫前街）、后街、二道街、三道街，呈“X”形分別向西北、東北、西南、東南四個方向輻射。四條街各長約二里半，交會于禹王廟。整個河口鎮，南北長五里多，東西約三里長。四條大街上的商號比肩繼踵。這種建筑布局，必然形成主街道只有商家而無住戶的居民分布特點。事實上，河口鎮的漁民、農民、船工、手工匠人、打零工者，都居住在主街道的邊緣地段：鎮北頭住的是漁民、船工；鎮東北的東大社住戶多是農民、養車(馬車、轎車）戶；鎮東南三道街南的活龍場一帶則為養船戶的聚居地；活龍場北的廟灘是小販和打雜工的居所；商店的傭工、鎮上打零工的多住在東梁底的土屋或窯洞里。

每一個商號都有自己的一部創業史，或轟轟烈烈，或平平淡淡，后人如對其細細品味，都會從中得到一些教益和啟迪。可惜，由于年代久遠，人世滄桑，如今所能追記其遺蹤者，甚為寥寥，而歷史悠久且名聲顯赫者，當數亨榮木店、雙和店、榮升昌、公義昌等商號。

亨榮木店約建于乾隆年間，是河口鎮創建最早的商號之一。顧名思義，其主要經營木材業務。而木材則主要來自黃河上游的大青山、烏拉山。黃河從大青山、烏拉山山腳下流過，從山上砍伐的木料，以人工畜力運到河畔，用麻繩或鐵絲綁扎為捆，順流而下，到河口上岸，再分水、陸兩路運銷本縣、鄰縣、歸綏乃至晉西、晉北地區。享榮木店在沿河其他地方還設有分號，如木頭湖分號（土默特右旗雙龍鎮木頭湖村）。享榮木店將其從烏拉山購買的大量松柏木料在河口卸儲之余，將剩余的木材卸存在木頭湖分號。地面儲存之余，又將大量木料挖窖埋藏于地下。日軍侵占河口鎮后，強迫百姓修筑圍村城墻，打墻取土時，曾掏出一窖木料。近年，在河口東梁底，還發現了享榮木店當年埋在地里的成垛木料。以享榮木店為主的木料稅收在河口是大宗，清廷在河口專設了“木稅廳”征收木料交易稅。

河口鎮最為著名的商號莫過于雙和店。雙和店是河口鎮最大的綜合商行，財東是山西榆次侯家。早在清朝中前期，榆次侯家的商務就已拓展至內蒙古了。河口鎮是當時的貨運中心，侯氏家族利用當地的無限商機，勵精圖治，苦心經營，創建了享譽四方的雙和店。

雙和店建在河口鎮北，東臨后街，西臨頭道街，東西跨度一里余。雙和店是典型的“前店后坊”式店鋪，門面宏敞，在重重院落中，計有住房、柜房、作坊、庫房等房屋數百間，同時還擁有自己的船隊、駝隊等。因為雙和店的名氣大，在河口鎮資金最為雄厚，故而人們把雙和店北面的小巷叫雙和店巷。

肥沃的河套平原和土默川平原每年產出大量的糧食，種糧大戶和販運糧食的商人會將待售的糧食囤積到交通便利的河口鎮，等待水陸兩路的船隊和駝隊轉運到全國各地。侯家把分號雙和店設在河口鎮，收購河套地區和土默川地區的糧食，再販賣出去，從中獲利的同時，還負責給暫時無法運出糧食的商販和種糧大戶提供倉庫，從中獲取存儲費和保管費。

在鹽堿暢銷之際，雙和店還兼營堿錠加工。雙和店自備有十多艘七站大船，由一位掌柜專職負責船運糧食、鹽堿等。同時還兼營牲畜、釀酒等生意。雙和店的磚茶（磚茶上有雙和店的標識）也久負盛名，暢銷各地。雙和店在河口鎮首家開出了自己的錢帖，開托縣商界以信用票據代替銀錠之先河，并在此基礎上創辦了河口鎮第一家錢莊——德和昌。

雙和店的經營歷史悠久且生意興隆，然而當平綏鐵路于民國十一年（1922年）底通至包頭，包頭鎮以其“水旱碼頭”的優勢成為西北地區的商業重鎮，進而取代了河口鎮的地位，雙和店的生意也開始走向式微。尤其是日軍的侵入，給河口鎮商業以毀滅性的打擊，雙和店自然也在劫難逃。雙和店最后一任東家侯少成在戰亂中無心維持生計，就變賣產業返回故里。如今，在河口鎮，只留下侯家人牽頭鑄造的鑄鐵蟠龍旗桿，成了往昔聞名遐邇的水陸碼頭的歷史見證。

坐落于頭道街的榮升昌，號稱河口鎮第一草店，其前身是“晉益恒”，創始人是山西保德州人馬同舟。馬同舟是個文盲，但頗有抱負，年輕時以跑河路養家糊口，后來，從陜西府谷縣一個即將倒閉的小雜貨店賒購了一些架底貨變賣作為資本，走口外來到河口鎮。那時，甘草生意小荷才露尖尖角，馬同舟就以掏甘草為業，積累資金。約在清道光初年，馬同舟開設了河口鎮第一家草店，起名晉益恒。隨著資本的不斷積累，晉益恒的生意也逐步擴大。到同治年間，馬同舟從晉益恒抽了本錢，把鋪底盤給了掌柜王永恒。

王永恒接手晉益恒后，自為財東兼掌柜，把晉益恒的店名改為“榮升昌”。榮升昌在王永恒的經營下進一步拓展業務，不僅成為河口的第一大草店，而且兼營瓷器等業務，生意越來越興隆，一直營業到民國十四年（1925年）。

尤為值得表彰的商號是公義昌。19世紀末，香煙的發明讓河口鎮甘草輸出量劇增。甘草具有增香、調味、保潤、定香作用，是卷煙制品中一種理想的添加劑。1902年9月29日，為平息激烈的貿易戰，英國的帝國煙草公司與美國的美國煙草公司聯合創辦合資企業——英美煙草公司。此后，香煙產量劇增，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香煙成為軍需品，甘草需求量大增，甘草價格也一度暴漲。英美煙草公司從河口鎮購買的甘草占河口鎮甘草貿易量的六到七成，河口鎮各草店獲利頗豐。有史料記載，清末民初，天津英美煙草公司等洋行派專人常駐河口鎮，向榮升昌、公義昌、德隆和等大草店訂購甘草。清末民初，僅1914年，英美煙草公司即向公義昌訂購甘草二百五十萬斤。

正值公義昌生意興隆之際，一場滅頂之災從天而降。民國四年（1915年）臘月初四，匪首盧占魁率匪騎三千多人，攻入托城、河口，盤踞數日，焚燒搶掠，無所不為。公義昌銀窖里所藏巨額錢財被搶劫一空，公義昌店鋪也被焚燒殆盡。但僅過數月，店東陳隋保便在第二年開春斥資重建公義昌，而且規模比以前更為宏大。幾年后，公義昌憑借草店積累的大量資本，在天津開設甘草公司，并與東萊銀行建立業務關系。嗣后經東萊銀行牽線，于民國九年（1920年），陳隋保又和英國人合資在上海開設了甘草股份有限公司。

公義昌的生意越做越大，經營范圍不斷拓展，除甘草之外，還經營鎖陽、蓯蓉、枸杞、防風等四十多種中藥材。營銷市場延伸到河南、河北、廣東、山東、湖南、天津、上海、武漢、香港等地。同時,把中國的中草藥推向朝鮮、日本、印度、東南亞乃至歐洲的市場。陳隋保也成為當時商界的頂尖人物。英商商會和天津商會曾共同贈送他“名震中西”的壽匾，懸掛于老家的宅院正門上，足見其當時在天津、上海商界的顯赫地位。

京包鐵路開通后，河口鎮甘草碼頭移到包頭，公義昌于民國十二年（1923年）停業。日本人占領河口鎮后，日寇警察署駐扎在公義昌，并拆毀了公義昌店鋪所有房屋，只留下中間的廳子以供辦公之用，并在前院的東南、西南兩角蓋起兩座二層崗樓，往日風光無限的公義昌就此退出了歷史舞臺。

星羅棋布的商號，既見證了河口鎮昔日的輝煌，也給人們留下了深深的遺憾和無盡的遐想。

河口鎮的廟宇

河口既是一個商號林立、人口稠密的繁華市鎮，于是乎便有眾多的廟宇以慰藉人們的心靈并提供那個時代可能有的娛樂項目。令人想象不到的是，在這個塞外集鎮竟有如此之多的廟宇，且因居民民族不同，信仰各異，廟宇名號也是五彩雜陳：北頭有龍王廟，鎮中心有禹王廟，南頭有關帝廟、奶奶廟和五道廟，后街有財神廟，鎮東有真武廟等幾座大廟，此外尚有藥王廟、馬王殿靴子廟、山神廟、三官廟、觀音廟、河神廟、孤魂廟、魯班廟、火神廟、老君廟、清真寺、心一壇等若干小廟宇。這些寺廟大多建于清朝中后期，故每座廟宇的建筑形制皆為明清風格。屋頂造型硬山、懸山、歇山等應有盡有，單檐、重檐、斗拱、卷棚、吻獸等各得其工。可謂“五脊六獸”變化無窮，巧奪天工。青磚砌墻，白灰抹縫；銀灰瓦頂，獸頭瓦當；石條高階,紅柱回廊；畫棟雕梁，富麗堂皇。規模較大的龍王廟、禹王廟、關帝廟內還住有和尚，并在廟前建筑戲樓，每當舉行廟會時還要請外地名劇來鎮演出數日，熱鬧一番。

位于三道街東側廟灘的關帝廟是河口鎮建造最早的廟宇，大廟山門前的石獅子底座上刻有“乾隆四十五年”的字樣，可見這座關帝廟的建造不晚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然而大部分廟宇修建年月已無從查考。

河口鎮的廟宇以龍王廟規模最大，為全鎮廟宇之首。

圖4-6 龍王廟鑄鐵蟠龍旗桿

龍王廟的興建，緣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一場大水災。為消除水患，永保一方平安，河口鎮鄉耆商行議決建造龍王廟。經過一年多的施工，龍王廟于咸豐元年（1851年）建成。龍王廟坐落于頭道街北端，是一個坐北朝南的廟宇群，南北長五十六丈（1丈=3.33米），東西寬十五丈，占地約十四畝（1畝=666.67平方米）。廟宇以牌樓為中點分南北兩大部分，北部為廟宇主體建筑，南為戲臺、三官廟等。龍王廟的主體建筑是三進院式的青瓦白灰條磚木結構，有正殿、卷棚、西廂房、木牌樓、鼓樓、鐘樓、方丈室等，建筑面積一千多平方米。

龍王廟以“四大景觀”著稱，即：沒椽檁戲臺、八扇大門、沒耳子鐘、鑄鐵蟠龍旗桿。龍王廟正南是戲臺，戲臺坐南朝北，前場與后臺以通山落地雕花木板窗欞相隔，四柱三間，屋頂無檁無椽，全用足棱方木梁柁構架，對縫棧板鋪面，故成為“蓋了個戲臺沒椽檁”的景觀。八扇大門在山門處，山門分前后兩排，中有門廊相連。前排并列六扇大門，中間兩扇大，為主門，闊丈二；兩邊四扇較小，闊九尺，為旁門。后排兩扇大門，正對前排主門。前后兩排共八扇松木大門，一色朱紅油漆。門正面釘九排八十一道蘑菇銅釘，獸頭鋪首，背面安橫木插關。門廳斗拱重檐，細刻彩繪。紅漆門柱，鼓石為礎，石鼓明面精雕小獅云紋。山門臺階用預制的磨面青石條壓頂。山門東側是鐘樓，西南角是鼓樓，鐘、鼓樓均為磚石筑墻，木架為頂的二層小樓。鐘樓懸吊一口五百余斤的平口沿沒耳大鐘，鐘旁懸吊撞鐘木杠。沒耳大鐘造型獨特，鐘聲渾厚悠長，故為廟宇又一大景觀。鼓樓懸吊的大鼓鼓面直徑三尺，紅漆鼓腔，金色鼓釘。鐘樓下有一小側門供僧人平時出入。鼓樓西側是一眼水井，井旁蓋有小巧的井神廟。

鑄鐵蟠龍旗桿豎立在龍王廟山門前。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破五剛過，由雙和店牽頭，聯合德懋行、慶合店、晉益恒等商號，決定共同出資鑄造一對鑄鐵蟠龍旗桿。旗桿由雙和店財東從太原府請來的金火匠人經半年多的時間鑄造而成，工藝精湛，是目前全國僅存的幾對保存完好的鐵制旗桿之中的一對。

鑄鐵蟠龍旗桿高三丈六尺五寸，寓意三百六十五天。底座鑄有“清同治元年，河口鎮全民集資豎”字樣。鐵座上方的主桿上，鑄有一副對聯：“海晏河清威靈著績，風調雨順億兆蒙休”。對聯上端各有一個六角方斗，分鑄二首五言絕句。一是王維的《竹里館》：“獨坐幽篁里，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一是王之渙的《登鸛雀樓》：“白日依山近，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每首詩分別用真、草、隸、篆四種書體各書一句。

方斗上方的旗桿中部鑄一大蟠龍，高約丈余，身纏旗桿，若即若離，鱗爪分明，昂首翹尾，凌空出世，似騰如飛。龍頭上方是一玲瓏剔透的翅角方斗，四面各鑄戲珠二龍。每幢旗桿八條小龍一條大龍，一對旗桿十八條龍。旗桿頂端，各掛四個風磨銅小鈴，風吹鈴響，悅耳悠揚。整幢旗桿渾然一體，鑄藝如此精美，真可謂鬼斧神工。

河口鎮這數十座精美的廟宇都毀于20世紀60年代，只留下這一對鑄鐵蟠龍旗桿，成為人們緬懷往昔的唯一遺存。

圖4-7　鑄鐵蟠龍旗桿刻寫“白日依山近”局部

圖4-8鑄鐵蟠龍旗桿干局部（一）

圖4-9　鑄鐵蟠龍旗桿局部（二）

河口鎮的消逝

河口鎮的衰敗，始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那場大水災。這一年七月初二，黃河水暴漲，導致堤防潰決，大水肆虐，全鎮盡成澤國，低處商號民房悉被沖毀，僅留沿堤高處的房院數十所。河水浸漬月余，財產損失數百萬金。河口鎮經此水患，巨商多移往包頭。事后地方耆商力謀善后，冀復舊觀；雖終遜往昔，但仍不失為一重要商市。道光以后，河口又以甘草碼頭著名，甘草行及糧、錢兩業最為發達。迨清末民初時河口鎮的商業臻于極盛。然而好景不長，民國四年冬，盧占魁匪伙擾及縣境，盤踞數日，焚燒搶劫，民、商積蓄一空，錢、糧兩業商號倒閉十之八九，唯甘草商店尚能勉力維持。民國十一年底，平綏鐵路通至包頭，包頭一躍成為取代河口鎮昔日地位的水陸碼頭，從此河口甘草商店無法立足，漸次歇業，其他各業亦因甘草商歇業，財源無依，經濟日衰。

七七事變后，京津、張家口、大同、歸綏、包頭等城市相繼淪陷。第二年開春，日寇又占領河口鎮，實行經濟封鎖政策。河口鎮昔日鱗次櫛比的商號成為斷壁殘垣。河口鎮人口由兩三萬人銳減到不足四千人。特別是以黃河為界，形成敵我對峙局面，水運完全中斷。

至新中國成立前，河口鎮已遠不是昔日車水馬龍繁榮昌盛的景象，商不能執其業，民不堪謀其生。新中國成立后，多數居民轉向農業生產，河口就此作為托克托縣城關鎮下屬的一個自然村，取消了“鎮”的建置。建置長達一百三十年，擁有幾個世紀貨運集散中心的古老水陸碼頭的河口古鎮，最終消逝在歷史的長河之中。

文章作者：呼和浩特市歷史學會 趙一兵 曹補中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號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