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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1月底，國民政府決定遷都重慶，表達出其持久抗戰決心。1938年1月，國民政府宣稱過去6個月的戰略有效地打破了敵人“速戰速決”計劃。今后必須“積極動作”，“時時保持主動地位來攻擊敵人”以鞏固武漢。

政府同時承認，戰爭使國民黨軍隊暴露諸多致命弱點，因而將積極著手強化部隊的訓練與整編。

就日方而言，滬戰結束與和談努力擱淺后，日本內閣首先發表聲明，此后將不以國民政府為談判對象，希望替中國主和派營造聲勢。此計不成后，日軍只好再度轉向以軍事手段打破僵局。1938年2月，日軍從山東沿津浦線南下，以徐州為目標發起新一輪攻勢，作為進攻武漢的前奏。當時，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掌握兵力約20萬人。3月，日軍為掃除進攻徐州路線的障礙，開始攻擊臺兒莊，然而到4月8日臺兒莊戰役結束時，日軍遭受慘重挫敗。除損失大量裝備外，共有12000-16000名日軍士兵傷亡。而中國軍隊方面的傷亡大約3-5萬人。

臺兒莊戰役勝利的重要性，不僅是因為這是中國軍隊自開戰以來第一場真正擊潰敵人，給日本不以國民政府為談判對象的豪言壯語，潑上一大盤冷水，而且戰役還實現了中央軍與地方軍（約共28個師）聯合作戰的新面貌。

當然，這樣混雜的部隊自有其局限性：為適應各部隊的復雜背景和彼此之間的歷史恩怨，指揮層不得不遷就事實，保留各部傳統。這樣反而使指揮單位過多，影響團結合作；有時為了保持各部隊表面上的平等待遇，有些號稱軍團名義的部隊其實只有一個師的兵力；部隊缺乏充足裝備和完善后勤制度，作戰效率低下，都造成了嚴重困難。有時為了達成合作目的，指揮官甚至需要派遣“和事佬”去協調部隊長官捐棄前嫌，通力合作。這些都是后來李宗仁贏得善于整合雜牌部隊美譽的由來。

而中國軍隊面對的日軍，則只是一支數目微小但是自信心過度膨脹且冒險深入的隊伍。結果日軍在激戰后撤退時，中國軍隊也已精疲力盡無力乘勢追擊，喪失了徹底消滅敵軍的大好機會。中國軍隊隊只能與日軍后衛部隊接觸，未能抄截猛追，所以只有殘破物品的虜獲而已。

臺兒莊大捷多年來在抗戰史上占據醒目地位，最重要的貢獻，是它在中國抗戰半年來一片慘敗的灰色情緒下，終于帶來了第一個貨真價實的勝利喜訊，對于民心士氣造成極大鼓舞。臺兒莊戰役還衍生了一些牽強附會的傳聞，對于我們嚴肅了解抗戰歷史造成扭曲。

比如說，歷來一種傾向是突出李宗仁的寬宏大量，善于結合各種不同背景的部隊，無分彼此地靈活而又公平運用，和蔣介石的歧視雜牌部隊形成鮮明對比，目的是推崇李宗仁的統御能力和技巧高于蔣介石。

這種只顧一點而不及其余的歷史論證方法，忽略了一大批相關因素，也缺乏公正性。

因為如果有學者真想把蔣介石和李宗仁的軍事統御術做比較，就需要把抗戰時期他們二位的全部指揮成績做一個有系統的篩選和分析，才可能得出細致而持平的結論。

單就臺兒莊一次戰役而言，李宗仁固然名義上是戰役的最高指揮官，但是蔣介石在整個戰役中其實給予高度關注，投入資源和從旁協助，而且還特意派遣了親信林蔚、劉斐，和原本在中央輔佐軍機的桂系領袖白崇禧到前線輔佐，這些都默默地發揮了重要指揮和參謀功能。

再就作戰部隊而言，根據戰役后調查，兩個戰功最大的部隊，分屬孫連仲和湯恩伯。孫連仲原本是馮玉祥西北軍舊部，1931年歸順南京政府成為中央軍系統一分子。湯恩伯則自始是中央軍中堅分子。他們官兵作戰最英勇，犧牲最大。孫連仲三個半師，到了4月初剩下官兵只有五千人。而湯恩伯部隊（兩個師）則損失了一半官兵。

縱使李宗仁名義上指揮的部隊眾多，而且所謂“雜牌”番號遠遠占絕大多數，但是真正取得戰場成果的依然是蔣介石手下的忠貞部隊。更何況在此之前，孫連仲和湯恩伯在華北戰場已經和日軍長期斗爭。

相對而言，原本就在第五戰區的桂系部隊（第31軍，第11、21集團軍）卻沒有突出表現。但是以上這些細節在一片喜氣洋洋氣氛下，世人都不忍心仔細計較。更重要的是，李宗仁在此后七年抗戰中是中國戰區最最重要的指揮官，統兵數十萬人，指揮權的自主性極高，經過大小戰役數十次，卻不再見其足以與臺兒莊倫比的戰績。因此臺兒莊的成就究竟應該如何歸屬，仍然不可大而化之。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臺兒莊戰役剛結束，有人立即主張應該大肆慶祝，但是軍令部長徐永昌和軍政部長何應欽則一致認為勝利成果并不輝煌，不宜過分渲染。豈知市面上已經發動敲鑼打鼓，使徐永昌感到“坐不安席，吾人不知恥辱乃至于此。”徐永昌認為中國正處在戰敗、失地，和拋棄首都等沉重傷痛之際，不宜夸大一次戰役戰果而自我陶醉。為此他即刻呈請蔣介石施加節制。

但是讓他失望的是，蔣介石雖然電令不得鋪張慶祝，但是語句不夠明確，以致無法有效地制止。徐永昌不禁回憶到連盧溝橋事變時也曾有人慶祝中中國軍隊隊大勝，令他感到“真是既愧且懼。” 而何應欽則指出，臺兒莊雖然號稱“大捷”，但是日軍實際被俘者只有一個人。

雖然徐永昌對于蔣介石形似放縱慶祝活動而心存不滿，但是他并不了解蔣介石私下的感受，進而產生錯誤解讀。

其實蔣介石在4月初看到臺兒莊戰況膠著時曾經連日憂心忡忡。因此在4月7日得到戰勝報告時，當然內心極為高興，但是也立即做出反應，“軍民聞勝而喜則可，然驕則危矣。”因此他在沒有接到徐永昌建議之前已經指示宣傳部切不可大肆渲染。

豈知武昌漢口兩市從下午就滿城鞭炮聲，入暮又火炬游行，終夜未停。蔣介石的反應是“聞聲生憂，而作嘆矣”。

其實蔣介石的反應背后有兩個考慮。

第一個當然是希望軍民戒除虛驕，不要以一場小勝而大喜若狂。第二個是他心中還有一個更具謀略深度的想法，那就是他一直希望日本把蘇聯當做主要攻擊對象，因此寧可日軍不把中國軍隊放在眼里。但是如果中國過度渲染日軍在臺兒莊“慘敗”，就會使日本面子下不了臺，必須進行報復，反而撤開了攻俄計劃集中全力攻華。這就會使中國軍隊得不償失。

純粹從數量而言，在臺兒莊戰役中日兩國兵力部署對比上，中國擁有超過了10:1壓倒性優勢，而在實際戰斗中日雙方傷亡比例則大約是3:1-5:1。而其實質意義則只是日軍在進犯武漢途中遭遇的一個小挫折，短暫地拖延了日軍長驅直入指向徐州的如意算盤，但是并沒有造成任何戰略性效果。日軍稍事喘息，在一個月后重新攻擊徐州，隨即占領該地。

而在這個過程中，中國軍隊依然接受李宗仁指揮，卻連續遭受重大損失。據軍令部資料顯示，由臺兒莊戰役至徐州陷落，入院傷兵就達到七萬余人。不管是李宗仁或是那些參加臺兒莊戰役的將領們，依然無能為力。特別是李宗仁善于統御運用“雜牌”部隊的美譽，在此后抗戰七年中蹤影不再。

一個有趣的問題是：不知蔣介石在不積極禁止民間慶祝時，是否是他內心曾經擔憂他人會借此批評他度量狹小，妒忌李宗仁的戰功而故意加以打擊？但是徐永昌的態度則完全明確，因為他在八年抗戰中最深切痛恨和嚴厲譴責、而又無力糾正的，就是個別將領的無恥，謊報小勝為大捷，甚至把自己臨陣脫逃和袖手旁觀的丑行，描繪成為英勇殺敵和屢建奇功。

臺兒莊“大捷”對人民群眾心理而言，的確是注射了一劑強心針，當然是一個可喜的局部性勝利。但是對于抗戰大勢沒有產生逆轉性效果，更無法成為坊間借題發揮和揣測引申的依據。

日軍在1938年5月17日開始炮轟徐州。李宗仁和白崇禧當天就率第五戰區長官司令部撤離。這個敵軍未至而長官率先脫離戰場的行動，顯然大出蔣介石意料之外，以致他在日記中憤怒地發泄，“徐州自昨日李、白離城，軍心必動搖，恐不能久保矣。如此重鎮，正可固守，危急之時，主帥更不能移動。只要主帥鎮定，必可轉危為安。今擅自棄遺，亦不奉命，何以抗戰？何以立身？”

他為了補救和扭轉頹勢，甚至親自發出十幾封電報給前方部隊長官，督勉他們努力作戰，但是沒有產生效果。而他對于桂系失職將領盡管私下憤怒難抑，也不敢予以懲處，只好自責“知人不明，用將不察”，顯示他的百般無奈。

徐州淪陷（5月19日）使日本達到了打通津浦路與截斷隴海路的雙重目的。隨后他們便能利用徐州作為跳板，沿隴海路西進攻擊鄭州，沿平漢線南下進攻武漢。6月上旬，中國方面在情急之下，掘毀了開封以西的黃河堤防。沖出的河水使河南、江蘇、安徽部分地區洪水泛濫，導致千萬民眾承受重大損失。但洪水形成的黃泛區有效延緩日軍的前進步伐，為保衛武漢爭取了將近半年時光。

從大局著眼，武漢必然是日軍重要的戰略目標。作為華中地區政治中心，武漢扼控長江航運與粵漢鐵路，同時也是當時中國僅存的工業中心，如果淪陷，其對國民政府的打擊不亞于上海陷落。

出于上述原因，日軍積極組織武漢會戰，由華中派遣軍司令官畑俊六集合了38萬人的大軍。中國方面同樣對武漢的防守十分重視，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陳誠統轄45萬人的戰區基本部隊，另外第五戰區李宗仁下屬部隊34萬人，兩者總共122個師，總兵力達80-100萬人。這是自淞滬會戰以來中國方面集結的最大規模部隊。為了供給這一龐大部隊，中國政府發起了后勤保障運動。這得力于武漢周邊良好的交通系統，而在隨后幾年的抗戰中，中國軍隊的補給再也無法達到武漢會戰時期的水平。

1938年6月，日軍在集中了數百門火炮、飛機、登陸艦隊、巡洋艦與驅逐艦之后開始行動。它的計劃是首先攻占長江兩岸通往武漢的一系列要塞。但是沿江進攻的日軍不但遭到了要塞守軍的頑強抵抗，而且被在長江兩岸山區內活動的中國軍隊部隊所襲擾。結果在遭受了巨大傷亡與物資損失后，日軍先頭部隊要到9月底才進入湖北省。

正當華中地區日軍向武漢推進的同時，另一支日本部隊在廣州附近大鵬灣秘密登陸（10月12日），并且迅速擊潰了戰斗力低劣的廣東地方部隊。隨后又在幾乎沒有任何抵抗情況下，于10月21日輕松進占廣州市。上海失陷后，中國急需的戰爭物資，大約有75%是從廣州港口進入，并由粵漢鐵路運至內地。廣州市和粵漢鐵路一旦淪陷，武漢的戰略地位隨即降低。在粵籍將領失去廣州4天后，國民政府下令完全撤離武漢。

回顧蔣介石在1938年初的基本態度，是要親自死守武漢，但是并沒有得到某些高級將領熱心應和，讓他感到失望。

此后半年中，中國最高軍事領袖們對于大戰略出現了不同意見。根據徐永昌記錄，即使在9月上旬，“蔣先生甚醉心于固守武漢三鎮，以為可以久守。”但是白崇禧“極主保持持久，不決戰。”蔣介石最后采納了白崇禧的立場，在1938年10月18日決定放棄武漢，并且對自己戰略思想的轉變也留下了記錄。

在廣州淪陷之前，蔣介石認為必須保衛平漢鐵路和粵漢鐵路。但是一旦粵漢鐵路被日軍封鎖，而西南和西北交通網也逐步建立，工業內移的努力又做出成效，西南地區的經濟建設也因之粗具規模。換言之，華西已經逐漸成為長期抗戰基地。因此，武漢保衛戰的主要目標不再是堅守，而只是消耗日本資源而已，對于長期抗戰并無絕對必要性。

更何況，即使中國軍隊堅守武漢，最后依然會淪陷。因此蔣介石認為中國軍隊應該自動放棄，保存實力。他又認為放棄武漢的這個舉動，本身就可以給日本一個信號，那就再度宣示中國準備抗戰到底的決心，不受日本和談誘惑。

蔣介石夫婦一直留守武漢到10月24日晚間，并且在行前下令炸毀武漢所有重要設施，不讓日本人占據運用。讓蔣介石感到安慰的是，將領們沒有喪氣，斗志高昂，敗而不潰。在前后幾個月之內，蔣介石由堅持死守上海到主動放棄武漢，這種戰略思想上的巨大變化，頗為令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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