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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9月，中國人民解放軍首次實行軍銜制度，黨中央對百余位高級將領授予了元帥、大將、上將等軍銜。

這次大授銜不僅是對解放戰爭功績的褒獎，更是在新中國建立現代化軍隊制度過程中的一次歷史性制度安排。

在這次授銜中，出身于四大野戰軍的高級將領紛紛列名榜中。

但引發廣泛討論的是：第三野戰軍16位首任軍長沒有一個上將，最高也就是中將。

而第四野戰軍18位首任軍長中，卻有7人被授予了上將軍銜。

同為我軍最重要的、戰果最輝煌的兩大野戰軍，為何三野和四野的授銜情況卻大不相同呢？

一、戰功并列前茅的三野與四野

在解放戰爭中，三野和四野無疑是最為耀眼的野戰部隊。

三野（華東野戰軍）主戰于華東、華南，曾在孟良崮、萊蕪、淮海、渡江等戰役中取得決定性勝利。

尤其是淮海戰役，其主力與中原野戰軍協同殲敵55萬，對蔣介石政權造成毀滅性打擊。

戰后三野進入浙江、福建一線，與金門、臺灣對峙，構成東南方向防線。

四野（東北野戰軍）則從冰天雪地的東北打到海南島，橫跨數千公里作戰空間。

四野先在東北三年內戰中擊敗廖耀湘、杜聿明集團，繼而投入遼沈、平津、衡寶、海南島等諸戰。

其進軍區域廣、戰線長、殲敵多，是解放戰爭中的另一支王牌之師，也是真正的功勛之師。

從殲敵數量、作戰區域、戰略地位來看，三野與四野在解放戰爭中的戰功可謂勢均力敵。但為什么軍長授銜差異如此明顯？

這其實和這兩支部隊在解放戰爭中的表現反倒關系不大，而是因為三野諸將早期的資歷太差了。

二、資歷差異

四野諸將多為中央紅軍出身，是參加過長征的老干部，許多早在紅軍時期就擔任師、團級干部。

如李天佑1936年即任紅四方面軍第4師師長，洪學智曾任紅十五軍團政治部主任。

雖然大家都是縱隊司令到野戰軍首任軍長，但是四野這幾位上將軍長在紅軍時期最差也是師級干部。

李天佑是師長、鄧華是師政委，洪學智是軍團政治部主任，陳明仁是起義將領；劉震是73師政委、黃永勝是紅2師師長，即使是韓先楚也在長征后升任為了紅78師師長。

可以說四野這七個軍長上將，除了陳明仁之外，沒有一個在紅軍時期低于師級干部的，最次都是師政委，和師長平級。

相比較之外三野的骨干將領就差了很多，不少是南方游擊根據地出身，后來從新四軍再到三野一步步走過來的。

紅軍資歷相對偏薄，例如陶勇、王必成、滕海清等人在紅軍時期多任團營級軍官，王必成長征后才成為了副師長，陶勇是西路軍幸存的將領。

再比如聶鳳智這位三野的老將，紅軍時期只是團長職務，抗戰時期一直在抗日軍政大學，直到1943年后才任膠東軍區第13團團長。

而四野即使是資歷比較低的韓先楚，在1939年就已經成為了旅長，四野的這幾位在抗戰時期大多都已經升為了旅長甚至師長。

從資歷上來說三野將領普遍都存在著較低的問題，為數不多資歷較高的如王必成等人確實有授上將的可能，但是最終因為名額問題還是沒能授予。

三、抗美援朝的影響

除了資歷之外，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抗美援朝戰爭了。

1950年10月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作戰，第一批入朝部隊中六個軍有五個是原四野編制。

四野這幾位上將軍長都是在朝鮮戰爭中立下了重大功勛的，鄧華、洪學智、韓先楚等均在朝鮮立下赫赫戰功，鄧華更是彭德懷副手、志愿軍第一副司令員。

也正是因此這幾位的軍職其實早就不是正軍級了。

1955年軍銜評定工作，也有著有明確的職務與軍銜對應標準，參見《軍官軍銜條例》規定：

兵團司令員或副司令員級別，一般授予上將；軍長、副軍長為中將；

四野的許多軍長在1950年前后均已升任兵團副司令員甚至正職，甚至進入志愿軍高層。

鄧華1950年任15兵團司令員、志愿軍副司令員；

洪學智1950年任志愿軍后勤司令部部長、志愿軍副司令；

韓先楚任兵團司令員、1950年協助鄧華攻取海南；

李天佑剿匪有功，任廣西軍區司令員；

劉震任志愿軍空軍司令；

黃永勝任19兵團司令員、后調軍委工作。

這幾位雖然是1949年全軍整編時的首任軍長，但是到1952年評級時已經普遍成為了兵團級。

他們這些軍長，到了授銜時已是兵團級、正大軍區副職乃至正職高干，軍銜自然向上將傾斜。

相比之下，三野部隊多駐守東南沿海，未全面參與抗美援朝，三野軍長大多在1950年后仍任軍職或轉為地方軍區工作。

如王必成任江蘇軍區副司令員，陶勇雖為福州副兵團司令，但因病早逝，于1967年追認為中將，未晉升。

結語

綜上可見，三野軍長無上將，并非戰功不及四野。

一方面是三野的首任軍長們紅軍資歷普遍偏低；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沒有直接參與抗美援朝，職務多在軍或地方軍區層級，未達兵團職務。

1955年授銜工作總體是嚴格而有序的，既尊重功績，又參照職務、資歷、影響力等多維標準。

雖然在三野與四野軍長授銜中存在等級差異，但并非偏袒，更非壓制。

四野的七位上將軍長，除了制度對應之外，也確實具備紅軍資歷+戰功+職務高度的多重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