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萬軍，西南政法大學法學博士，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教授，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律師。

一、本案基本事實及裁判觀點

2021年7月，安徽省廬江縣人民法院判決某銅業公司支付某鑄造公司貨款15萬余元及利息。判決生效后，銅業公司未履行義務，鑄造公司申請強制執行。法院立案后凍結銅業公司賬戶，雙方于2021年12月達成執行和解協議。然而，在和解履行期間，銅業公司法定代表人彭某明知公司賬戶被凍結，仍于2022年10月通過私人賬戶接收并轉移客戶支付的170萬元銅精砂預付款，且未向法院申報，導致原判決無法執行。案發后，彭某在公安機關偵查其他案件時主動供述本案事實，構成自首。

廬江縣法院一審以拒不執行判決罪判處銅業公司罰金10萬元，判處彭某有期徒刑八個月。合肥中院二審維持原判。法院認為，彭某作為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故意轉移財產致使生效判決無法執行，情節嚴重，構成犯罪；其自首情節及羈押期間表現良好，依法從輕處罰。

（案例來源：人民法院案例庫，標題“彭某等拒不執行判決案”，入庫編號：2024-05-1-301-001）

二、執行和解非“免責金牌”，轉移財產必擔刑責

焦點一：執行和解期間轉移財產為何構成犯罪？

本案的核心爭議在于，被執行人在執行和解階段轉移財產是否屬于“有能力執行而拒不執行”。法院援引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刑法》第313條的解釋，明確拒執罪的起算時間為“判決生效之日”，而非“執行立案之日”。這意味著，自判決生效起，任何惡意規避執行的行為均可能構罪。

實踐中，部分被執行人誤認為達成執行和解即獲得“喘息期”，可借機轉移資產。但本案裁判要旨鮮明指出：和解協議是履行義務的變通方式，絕非規避執行的護身符。根據“舉輕以明重”原則，若判決生效后轉移財產可入罪，則在已進入強制執行階段、法院明確凍結賬戶的情況下仍轉移財產，主觀惡性更深，社會危害更大，更應追究刑事責任。彭某在和解期間轉移170萬元，直接導致原判決徹底無法執行，完全符合“情節嚴重”要件。

焦點二：經營性預付款為何屬于強制執行范圍？

針對涉案170萬元銅精砂預付款的性質，法院從三方面論證其可執行性：該款項是銅業公司基于買賣合同享有的債權，屬于《民事訴訟法》規定的“被執行人財產”范疇。法院強調需區分被執行人自有資金與第三方資金。本案預付款雖源于客戶，但一旦匯入銅業公司賬戶（包括實際控制的私人賬戶），即轉化為公司責任財產，除非證明屬“專款專用”或涉及第三人所有權（如保證金），否則不得排除執行。

裁判要旨明確，司法實踐中不因款項系“經營性收入”而免于執行。企業日常經營所得正是清償債務的重要來源，若允許以此為由逃避執行，將架空判決效力。彭某將公款轉入私人賬戶且隱匿不報，實質是利用個人賬戶充當“資金避風港”，完全符合《刑法》第313條“隱藏、轉移財產”的行為特征。

法定代表人利用個人賬戶收取公司款項，本質上屬于抽逃、隱匿公司財產。一旦查實該資金屬于公司責任財產，轉移行為即構成拒執罪中的“隱蔽執行”。本案中，彭某使用他人私人賬戶多層轉賬，仍被穿透認定，足見司法審查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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