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史心語】

民間歷史文獻，是指在民間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歷史文獻資料，包括族譜、碑刻、契約文書、宗教科儀書、唱本、劇本、賬簿、書信、日記等。民間歷史文獻反映了民間的實際生活形態和思想觀念，可以說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必不可少的第一手資料。自明清以來，東南亞華人社會持續發展，形成了各種不同形式的歷史文獻資料。系統收集和整理東南亞華人歷史文獻，推動其進一步研究、利用、交流，有助于深化海外華僑華人史研究，揭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海外的傳承發展，為中外文化交流提供文化和精神助力。

東南亞各地現存的華人歷史文獻，絕大多數是寫本文獻，也有少數出版品和音像資料，主要類型包括碑刻銘文、譜牒文獻、商業簿記、會議記錄、紀念特刊、儀式文獻、說唱文獻、書信、日記等，反映了海外華人日常生活中的文字傳統。現存的早期東南亞華人文獻，主要是碑刻和銘文。在東南亞各地，通常都有華人義山，保存了歷代先人的墓碑、捐款碑和紀念碑等，為研究移民史和文化史提供了可靠資料。東南亞各地的華人廟宇、同鄉會、宗親會通常也有歷代遺留的碑記和對聯、匾額等，記錄了海外華人社團的發展歷程。

東南亞歷史上的華人社團，大多是自治性的民間組織，其所保存的豐富歷史檔案，內容涉及各種規章制度、會議記錄、往來書信、訴訟文書、產業賬簿等。其中著名的如巴達維亞華人公館檔案，形成年代跨越17世紀至20世紀，總數多達數百萬件。馬六甲青云亭、三寶壟華人公館等歷史悠久的華人自治組織，同樣保存了歷代遺留的歷史檔案，但至今尚未得到系統收集與整理。至于東南亞各地的華人廟宇、會館、公所，乃至星羅棋布的華人義山、華文學校、善堂等，通常都有各自的歷史檔案，其總數難以計量。東南亞歷史上的華人企業，大多保存了歷代遺留的財務檔案，在華人企業解體或轉型之后，相關檔案可能已經散失，但在一些百年老店和企業家后人家中，至今仍可找到傳世久遠的企業檔案。如新加坡邱氏族人保存的益昌公司賬簿可以追溯至19世紀，其內容涉及檳城、仰光、新加坡等地的商業網絡，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東南亞華人的宗教信仰和儀式傳統，源自福建、廣東等地的僑鄉，其宗教典籍和儀式文獻大多傳承自華南原鄉。同時，海外華人教派和宗教社團為了適應當地環境，創造了各種新型的宗教文獻。如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等地的潮州德教會，制作了大量乩文集，為研究海外華人文化史提供了寶貴資料。新加坡興化人廟宇使用的儀式文本，大多是從原有的道教科儀書改編的。此外，在東南亞華人的宗教儀式活動中，通常都會形成疏文、榜文等儀式文獻，反映了華人宗教儀式傳統的傳承與創新。

東南亞華人社會的說唱文獻，主要來自華南僑鄉，如閩南歌冊、潮州歌冊、木魚詩、咸水歌，以及各種地方戲的劇本、曲譜等。為了適應當地的社會環境，這些說唱文獻可能經歷了改編過程。如新加坡現存的莆仙戲劇本，大多是用于木偶戲演出的折子戲。這主要是因為當地難以組織大型的戲劇表演，而以演出木偶戲為主。

在東南亞華人社會中，還保存了世代相傳的譜牒、契約、家書、日記、圖片等文獻資料。這些歷史文獻大多散存于私人家中，收集難度較大，需要在田野調查過程中深入挖掘。有些私人文獻已流入文物市場，或進入公藏機構，可以借助數字化技術收集和整理。近幾十年，隨著海外華僑華人研究的開展，國際學術界開始廣泛收集整理東南亞華人歷史文獻。目前已經出版的東南亞華人歷史文獻，主要集中于華人碑銘、公館檔案、契約文書、譜牒資料等領域。

1970年，饒宗頤編輯《星馬華文碑刻系年（紀略）》，開創了東南亞華文碑銘收集與整理的先河。此后，陸續出版了陳荊和、陳育崧合編的《新加坡華文碑銘集錄》，傅吾康（Wolfgang Franke）與陳鐵凡、蕭國健、蘇爾夢、劉麗芳等合編的《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印度尼西亞華文銘刻匯編》《泰國華文銘刻匯編》，以及莊欽永編纂的《新加坡華文銘刻集錄（初編）》《〈新加坡華文銘刻集錄〉校讎記》《馬六甲、新加坡華文碑文輯錄》等。近年來，丁荷生（Kenneth Dean）與許源泰合作，開展新加坡現存華人碑銘普查，發現了許多新的資料，出版了《新加坡華文銘刻匯編：1819—1911》。馬來西亞華社研究中心開展現存華人墓碑的收集與整理，相繼出版了黃文斌主編的《馬六甲三寶山墓碑集錄（1614—1820）》、古燕秋主編的《死生契闊——吉隆坡廣東義山墓碑與圖片輯要》。在此基礎上，新加坡、馬來西亞有學者建設了碑銘文獻數據庫，為相關研究提供了更為豐富便利的資料。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廈門大學與荷蘭萊頓大學合作，共同整理、出版巴達維亞華人公館檔案。這批檔案的內容極為豐富，包括《通知簿》《公案簿》《戶口簿》《清冊簿》《婚姻簿》《冢地簿》《金德院簿》《寺廟簿》《文化教育簿》等，為研究荷蘭東印度公司至海峽殖民地時期的爪哇華人社會提供了可靠的原始資料。目前已出版《吧城華人公館檔案叢書·公案簿》共15輯。類似的檔案文獻匯編還有近年出版的《呷國青云亭條規簿》和《慶德會公議部》。

東南亞華人的契約文書很早就引起了關注。1894年，英屬海峽殖民地政府編纂了《三州府文件修集》，作為培訓公務員的教材。此書分為七卷，共收錄383篇文書，主要內容包括稟帖、告示、書信、遺囑、誓詞、章程、條規、合同、借據、序文、咨文、照會等不同文類，大多是實際應用文本。柯木林、廖文輝摘錄其中162篇文書，出版了《三州府文件修集選編》。蔡志祥整理、出版的《乾泰隆商業文書》，也涉及泰國、新加坡等地的華人家族企業，共輯錄記賬記錄、商業契據、收費記錄等848件。

東南亞華人社團編印的紀念特刊，通常都收錄了各自的歷史文獻資料，尤其是人物傳記、規章制度、組織機構、經費來源、產業經營等。新加坡國家圖書館、馬來西亞華社研究中心及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的大學圖書館都收藏了許多華人社團贈送的出版物。近年成立的廈門大學馬來西亞分校華人文獻研究中心，征集、收藏了東南亞各地的紀念特刊和征信錄，總數已達六千種，為研究海外華人歷史文化奠定了資料基礎。

近年來，東南亞華人歷史文獻研究成果迭出，形成了若干新的研究方向。例如，黃海德主持的“東南亞華文宗教碑銘的搜集、整理與研究”，陳景熙主持的“馬來西亞檳城華人義山碑銘整理與研究”，張禹東主持的“海外華人宗教文獻的收集、整理與研究”等，主要關注東南亞華人的宗教儀式傳統，拓展了中國宗教史的研究領域。筆者主持的“沙撈越華人文獻整理與研究”，陳博翼主持的“三寶壟和井里汶編年史譯注研究”，則從區域國別史的研究視角揭示了華人歷史文獻的史料價值。

東南亞各地現存的華人歷史文獻，為我們提供了研究海外華僑、華人歷史和區域國別史的資料寶庫。為了充分利用這一資料寶庫，我們應該運用歷史文獻學的理論與方法，開展東南亞華人歷史文獻的系統收集、整理與研究。首先，東南亞華人歷史文獻形式多樣，保存狀態較為分散，難以一窺全豹。因此，有必要開展較為系統的普查計劃，全面了解各地現存華人歷史文獻的保存狀態，并在此基礎上加以分類和著錄，盡可能建立跨區域的數據庫和聯合目錄。其次，東南亞華人歷史文獻的文本形態，大多源自中國，但在海外流傳與使用過程中，也會經歷改編、增補與再造過程。因此，研究現存的華人歷史文獻，應置于長時段歷史視野之中，考察其文本傳統與版本源流，揭示其在特定歷史環境中的傳承與創新機制。再次，東南亞華人歷史文獻記錄的典章名物與人名、地名，有不少使用來自華南各地的方言讀音。因此，在整理、研究東南亞華人歷史文獻的過程中，必須運用音韻、訓詁等考證方法，盡可能揭示其本義，并逐步建立常見用語的多語種對照表。最后，東南亞華人歷史文獻是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文字資料，研究者應當力求回到歷史現場，設身處地地思考東南亞華人的生存狀態，才能更好地探討華人歷史文獻的形成機制、使用方式與社會功能，深入揭示其歷史與文化內涵。

（作者：鄭莉，系廈門大學歷史與文化遺產學院、民間歷史文獻研究中心副教授）

編輯：趙凡

制作：戴寧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