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爺的蔗船

劉德元

冬天的沱江,在沉靜中呈現出一種灰白。它看起來并不流淌,只有起風了,人們才會想到,它原本是一條河流。

很難說清在什么時候,在冷硬的風中,沱江河里再也見不到蔗船,沱江兩岸也再見不到搖曳的甘蔗林。

我的父親那一輩,是兄弟仨,晚輩均喊大爺、二爺、三爺。大爺與父親(三爺)是廚藝好手。大爺是炒菜師傅,俗稱鍋兒匠,業內稱“紅案”;三爺是“白案”,擅長各種面制品(曾在20世紀70年代內江地區財貿系統“大比武”中獲獎)。二人都曾在西門橋下的原內江縣農業干部訓練班(簡稱“農干班”)干過很長一段時間。因父親初通文墨,1956年調到原內江縣商業局基層指導股工作。

唯獨二爺所習手藝不同——撐船。聽父親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二爺還是船老板,有私家船一只,主要用于過河擺渡和載運甘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二爺的船被公私合營了,二爺加入了船運社,但干的仍是“浪里白條”式的撐船活,不僅風險高,而且收入微薄。

兒時的記憶里,我經常搭乘二爺的船從內江去史家,或逆水行舟,或順風順水。那一刻,我總愛站在船頭,迎風而立,衣袂飄飄,現在回想起來,多少有點像電影《泰坦尼克號》那個站在船頭的少年。但小孩在船頭蹦跶是極不安全的,記得第一次坐二爺的船,二爺怕我摔下河去,特意準備了一根長長的繩子拴在我的腰上,這樣我就可以隨心所欲地在船頭船尾來回奔跑。

二爺沒有孩子,據說二娘生了5個孩子都被“天花”奪去生命,因此二爺視我如親生。二爺脾氣暴躁,但我這個侄兒在他船上的時候,從沒見他發過脾氣。二爺在我眼里,比父親還好。

二爺家住史家街小河街水碼頭。二娘是農村人,自留地除了甘蔗啥都不種。每年一到冬季甘蔗成熟的時候,我就會去河壩街水碼頭等二爺的船去史家。一下船,我就必去二娘的甘蔗地,去看看二娘種了一個季節的甘蔗。甘蔗們又長又銳利的葉子起碼在我的臉上和胳膊上割了100道傷疤。

二爺的船是烏篷船。榨季,二爺把篷撤了,運甘蔗。一次次,史家鄉碑亭灣碼頭,裝滿甘蔗捆的船在河中吃水很深。我坐在甘蔗捆的堆頂,腰上拴著繩子,給撐船的二爺“帶路”,二娘在船尾把舵。當二爺把濕漉漉的竹篙往下按,長長的竹篙就被河水一寸一寸地吃了,只剩下甘蔗長的一段了,我知道竹篙已經按到了河底。我看到二爺要用力了。二爺埋下屁股往后蹲,一蹲,然后一抽,船一抖,就緩緩地向前了。船到高巖沱,水深浪急,二爺會喊我抓緊捆扎甘蔗的繩子。這些甘蔗,要運到椑木鎮糖廠水碼頭上岸。有時候,二爺的船還會在河壩街水碼頭裝上一些雜貨返回史家,這是逆水行船;貨輕,二爺會慢慢地把船劃向史家;貨重,船上會增加人手,或者雇傭纖夫拉船。就這樣風里來雨里去,二爺漸漸蒼老。

我站在船上,經常看到一只灰色的水鳥在河岸邊低低地飛。從鄧家壩拐彎過去就是壽溪河匯入沱江口,那一帶,夾岸百步,蔗林成風,我已能聽見船頭在波濤的拍打下發出一陣又一陣有節奏的聲音。此刻甘蔗船有點晃了。二爺脫光了上衣,陽光下,他的胸膛有閃光的東西往下流。沱江兩岸的甘蔗林就像拉纖的人,都彎著腰,風依然吹,船依然行,可是甘蔗怎么也抬不起頭。

后來,黃昏就來了,夕陽已徹底落山了,西天倒映著一脈紅霞,我對著落日染紅的山梁出神。早上燒霞,等水燒茶;晚上燒霞,曬死魚蝦。二爺說,明天是好天。他把竹篙往河中一點,河中的碎金更碎了,我的眼中全是金子。

再后來,甘蔗船慢慢變成了一團黑,這團黑在有點黑亮的河中緩緩走著,偶爾一點光,倏地就消失了,我什么也看不見了,但眼中還有東西在閃爍。我看見了無數只螢火蟲提著燈在河面行走,既像是在為我們的船引航開路,又像是在河面尋找什么,還有無數只青蛙呱呱地叫著,有的還不時地往河里跳,咚、咚、咚……像在敲鼓。二爺的竹篙在黑暗中也發出咚咚的聲音。我在船上睡著了。

后來的細節就記不清楚了,我上學了。但可以肯定的是,我沒吃過船上的一口甘蔗,二爺也沒有。我吃甘蔗,只吃二娘自留地里的甘蔗。其他的甘蔗,都被糖廠吃掉了。留下的,只是一些痕跡。

幾十年來,我一直在追憶曾經遠離我們的天空和河流。而今,內江的甘蔗少了,二爺的蔗船沒了。沒有甘蔗沒有船的內江改變了一座舊的城市,打造了一湖碧水。我想,只要有水的存在,或許再過一些年,說不定我們還有可能與甘蔗、與蔗船迎面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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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

文/圖:劉德元(四川內江人,四川省作家協會、四川省評論家協會、四川省地方志學會會員。作品散見報紙雜志。1997年出版散文集《心語》,2019年出版隨筆集《大匠之門》)

供稿:內江市委黨史地方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