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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在地緣格局日趨復雜、全球博弈愈加激烈的當下,政策制定越來越依賴深度分析與前瞻判斷。本欄目精選全球具有影響力智庫的近期觀點,內容涵蓋國際經濟貿易、大國博弈、技術競爭、地緣政治及多邊機制等議題,力求為讀者呈現一周內全球智庫動態與趨勢洞察。
歐洲智庫:歐盟應如何看待中國對歐電車的投資
Bruegel:布魯塞爾歐洲與全球經濟研究所,成立于2005年,總部位于比利時布魯塞爾,主要領域涵蓋宏觀經濟、金融市場、能源政策、氣候變化、數字化經濟等。
作者:Simone Tagliapietra,高級研究員、歐洲大學研究所佛羅倫薩跨國治理學院教授以及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歐洲高級國際研究學院兼職教授。研究重點包括歐盟氣候和能源政策及其產業和社會層面。
7月17日,歐洲智庫歐洲與全球經濟研究所(Bruegel)高級研究員Simone Tagliapietra和分析師Cecilia Trasi、Gregor Sebastian發布研究報告。報告
指出,2024年中國制造的電動汽車已占歐盟總銷量的四分之一,相關對歐投資持續增長,幾乎覆蓋了從原材料供應到整車裝配的完整產業價值鏈。中國在歐洲電動車市場的布局與投資在一定程度上幫助歐盟擴大產能、加速綠色轉型、推動技術轉移,并促進中東歐地區的再工業化,但同時也帶來多重風險,包括市場競爭環境的扭曲、數據和網絡安全隱患、對中國原材料與中間品的結構性依賴,以及高附加值產業鏈環節的外流等問題。
報告指出,盡管中國的對歐直接投資覆蓋多個歐盟成員國,但集中度較高,主要流向少數幾個國家,導致成員國在對華投資立場上存在明顯分歧,進而造成歐盟整體政策的碎片化,削弱了共同產業戰略的協同性和執行力。
為同時實現綠色發展和產業韌性的雙重目標,報告建議歐盟應統一對中國投資的政策應對方案:在供給側,將國家補貼和歐盟資金的分配,與企業在本地研發投入、技術知識轉移和原材料來源多元化等條件掛鉤;在需求側,通過優化補貼設計,優先支持可持續、低依賴的電動汽車解決方案;同時,應強化外資審查、數據本地化要求和反補貼調查的執行力,以保障歐盟內部市場的公平與安全。
報告最后強調,歐盟不應一味排斥中國資本,而應充分運用政策和規則工具箱,引導中國企業更好地融入歐洲綠色產業體系,以實現互利共贏的產業合作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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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智庫:中國已不將歐洲視為優先合作對象,而是將外交重心全面轉向“全球南方”
EUISS:歐盟安全研究所,是歐盟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智庫,總部位于巴黎,在塑造歐盟對外政策方面具有獨特影響力。
作者:Alice Ekman,EUISS研究主任,主要關注中國及東亞地區動態安全。
7月17日,歐盟安全研究所(EUISS)研究主任Alice Ekman撰文指出,盡管歐盟仍是中國的重要出口市場,但在當前的地緣戰略格局中,中國已不再將歐洲視為優先合作對象,而是將外交重心全面轉向“全球南方”國家,意在構建一個排除西方國家的全球聯盟。
文章指出,歐盟需要認識到中國在外交戰略中對世界的劃分邏輯。中國當前的對外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延續了20世紀70年代“三個世界”理論的思路:將“全球南方”視為天然盟友,而將歐洲始終歸入“西方陣營”。即便某些歐盟成員國具有合作“價值”,在整體外交優先級中仍被置于次要地位。
文章強調,中國正通過聯合國、金磚國家峰會、上海合作組織、二十國集團(G20)等多邊機制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改革,有意識地利用部分國家對現有國際秩序的不滿。這一進程在特朗普可能重返白宮、歐美內部裂痕加劇的背景下,正在進一步加速。歐洲亟需做好準備,全面評估并應對中國構建替代性國際聯盟可能帶來的地緣政治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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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智庫:特朗普關稅政策可能讓歐洲向中國靠攏
CSIS: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1962年成立,是現在美國國內規模最大的國際問題研究機構,總部設在華盛頓特區。
作者:Ilaria Mazzocco,CSIS中國商業與經濟信托主席副主任兼高級研究員,在產業政策、中國氣候政策以及能源轉型與經濟和國家安全的交叉領域研究方面擁有十多年的經驗。
7月16日,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高級研究員Ilaria Mazzocco撰文指出,特朗普政府對歐盟加征30%的關稅,正在削弱歐盟在與中國進行一系列關鍵談判中的談判籌碼,尤其是在當前中國對歐洲出口和投資不斷增長的背景下。這使得歐盟更傾向于接受中國企業,特別是在電動汽車領域的直接投資。
文章指出,中歐經貿聯系的加深,可能削弱歐洲在臺灣等關鍵地緣政治議題上支持美國的意愿與能力。同時,由于供應鏈的多元化和技術知識的轉移,這種合作關系也將進一步提升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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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智庫:Quad如何抗衡“一帶一路”倡議
ORF:印度觀察家研究基金會,成立于1990年,總部位于新德里,是印度最大、非營利的私人政策智庫。
作者:Prithvi Gupta ,觀察家研究基金會戰略研究項目初級研究員。研究興趣包括貿易路線、互聯互通、基礎設施建設和供應鏈中的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
7月17日,印度觀察家研究基金會(ORF)戰略研究項目部初級研究員Prithvi Gupta發文指出,在印太地區基礎設施融資缺口日益擴大的背景下,四方安全對話機制(Quad)應制定并推動一項統一的基礎設施戰略,以有效對沖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影響力。
他指出,隨著越來越多發展中國家對“一帶一路”所帶來的債務負擔和合作透明度問題表示擔憂,Quad應抓住這一窗口期,推動“2+1”三邊合作機制,融合南南合作與南北合作的優勢,構建一個高標準、可信賴的替代性選項。在具體布局上,文章建議印度與澳大利亞聯手聚焦孟加拉灣和南太平洋地區的基礎設施發展,而美國與日本則應深化在東南亞地區的互聯互通合作。上述三邊機制一旦成熟,還可與“全球基礎設施投資伙伴關系”(PGII)、歐盟“全球門戶”(Global Gateway)等現有倡議對接,形成合力。
同時,Quad應優先投資戰略性交通和貿易走廊,以抵消“一帶一路”的地緣擴張效應。當前,中國正依托陸海復合走廊持續擴大區域影響力,Quad則可考慮重啟“亞洲-非洲增長走廊”(AAGC),因地制宜實施基礎設施項目,在印太及相關地區與“一帶一路”展開有力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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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智庫:中美“具身智能”競賽影響深遠
哈德遜研究所:由戰略家赫爾曼·卡恩于 1961 年創立,總部位于華盛頓特區,是美國五大保守派智庫之一。
作者:Michael Sobolik,哈德遜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專注于中美關系和大國競爭,尤其關注地緣政治、凈評估和競爭戰略。
7月16日,美國哈德遜研究所高級研究員Michael Sobolik發文指出,美國正與中國展開一場關于“具身智能”(Embodied AI)主導權的戰略性競爭,誰能在未來十年主導該領域,誰將在全球經濟和科技格局中占據顯著優勢。
索博利克指出,美國目前奉行一種相對直接的勝利戰略,即通過限制中國獲取高端GPU來壓制其計算能力。但與美國依賴高能耗、高成本的技術路徑不同,北京選擇了一條以低能耗、低成本為導向的路線,更加重視技術的擴散與實際應用。
盡管美國在具身智能所需的兩個關鍵人形機器人部件——滾珠絲杠和高精度傳感器——的制造方面仍保持技術領先優勢,但中國正積極推進這些關鍵零部件的國產化,努力縮小與美方的技術差距。
文章指出,圍繞人工智能與機器人技術主導權的全球競爭仍處于早期階段。面對這一長期挑戰,美國政府正逐步加強戰略干預,具體包括:加大對本土企業在稀土、關鍵零部件、電池和工業機器人等領域的扶持力度;禁止中資企業在美國設立機器人子公司或采購美國產芯片;強化對高端芯片出口的管控與追蹤機制;并對與中國深度合作的外國企業施加初級制裁與次級制裁,以維護美國在前沿技術領域的優勢地位。
波蘭智庫:特朗普政府正在平衡與中東關系
PISM:波蘭國際事務研究所,是中東歐地區最重要、規模最大的智庫之一。
作者:Mateusz Piotrowski,PISM美洲項目協調員,曾擔任國際安全項目美國及跨大西洋關系首席分析師。研究重點是美國國內外政策,特別是與歐洲和亞洲盟友、伙伴和競爭對手的關系。
7月16日,波蘭國際事務研究所(PISM)分析師Mateusz Piotrowski發文指出,特朗普政府正試圖通過加強與中東阿拉伯國家的經濟合作與投資關系,調整其在該地區的戰略存在。
文章指出,特朗普政府的核心外交目標是將美國戰略資源重新聚焦于印太與美洲事務。為實現“從中東脫身”,美國一方面大幅削減對該地區的援助,另一方面則通過推動以哈沖突緩和、尋求與伊朗重啟核協議、以及推進《亞伯拉罕協議》,構建一個可控、穩定的地區格局。此外,美國近期首次與敘利亞領導人舉行會談,并解除部分制裁、將其領導的組織移出恐怖組織名單,釋放出美敘關系正常化的信號。
在經濟層面,特朗普此次中東之行促成了超過2萬億美元的潛在投資承諾,涵蓋先進科技、民用核能、航空航天和人工智能等關鍵領域。若相關投資順利落地,有望在共和黨內部形成更大共識,緩解其外交路線所面臨的黨內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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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智庫: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看法趨于正面
皮尤研究中心:成立于2004年,總部位于美國華盛頓特區,以民意調查、人口統計研究、內容分析和其他數據驅動的社會科學研究著稱,主張無任何政策立場和無傾向性的研究。
作者:Laura?Silver, 皮尤研究中心副主任,國際調查研究的專家,曾任美國國務院民意調查辦公室外交事務研究分析員,負責設計并實施東亞地區調查。
7月15日,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副研究總監Laura?Silver等發布報告指出,在2024年春季對25個國家所進行的民意調查中,有15個國家的受訪者中,對中國持正面看法的人數比例較去年有所上升。在多數國家,這是自2020年以來公眾對中國看法首次出現明顯回暖。
調查顯示,幾乎所有中等收入國家(除阿根廷和印度外)約有一半或以上的成年人認為來自中國的投資對本國有益。在印度尼西亞、墨西哥、南非和土耳其,認為中國投資有利于本國的受訪者比例甚至高于對美國投資持正面看法的比例。
在所有受訪國家中,41%的成年人認為中國是全球領先的經濟體,而認為美國為世界頭號經濟體的比例則為39%(中位數)。這一結果與兩年前形成鮮明對比,當時認為美國是全球主要經濟強國的人數顯著高于認為中國是全球經濟領導者的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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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智庫:2020-2024年五角大樓預算流向
昆西國家事務研究所:成立于2019年,總部位于美國華盛頓特區,以美國前總統約翰·昆西·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的名字命名。它被形容為具“現實主義”特質,在美國外交政策中主張“克制”。
作者:William D. Hartung,專注于軍火工業和美國軍事預算,曾任國際政策中心武器與安全項目主任。
Stephen N. Semler:安全政策改革研究所(SPRI)聯合創始人,該研究所致力于“使美國外交政策與工人階級利益保持一致”。
7月8日,昆西國家事務研究所高級研究員William D. Hartung與美國安全政策改革研究所(SPRI)聯合創始人Stephen N. Semler共同發布報告,深入分析了2020至2024年間美國五角大樓的預算流向。
報告指出,過去五年間,五角大樓的支出規模和承包商收入始終維持在極高水平,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國軍方將中國視為新的首要國家安全威脅。在2020至2024年期間,五角大樓授予私營企業的合同總額高達2.4萬億美元,占其總支出的一半以上。
其中,五大傳統國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馬丁(Lockheed Martin)、RTX公司(前雷神技術)、波音(Boeing)、通用動力(General Dynamics)與諾斯羅普·格魯曼(Northrop Grumman)共獲得了高達7710億美元的合同。同時,一批新興軍事科技公司正迅速崛起并獲得更大政治影響力。SpaceX、Palantir 和 Anduril 等企業分別在通信系統、無人平臺、反無人機技術與人工智能武器領域獲得數十億美元合同,成為軍工生態中不可忽視的力量。
此外,美國在全球的軍售活動也顯著提振了國防企業的盈利。2020至2024年間,美國向全球107個國家轉讓武器。報告強調,軍工復合體不僅依賴軍售盈利,還通過政治游說、“旋轉門”機制與對智庫的資助等方式,持續深度影響美國的國防與外交政策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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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智庫:有針對性的對中國AI脫鉤
ASPI:由澳大利亞政府于2001年成立,總部位于澳大利亞首都堪培拉,部分資金來自國防部。
作者: Fergus Ryan ,ASPI 網絡、技術和安全項目高級分析師,主要關注中國社交媒體、網絡主權和中國科技公司等。
7月9日,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分析師Fergus Ryan撰文指出,一旦澳大利亞在人工智能(AI)領域對中國形成依賴,其帶來的后果將可能難以逆轉。
他警告稱,AI系統正日益嵌入以監控為核心的商業模式之中,其技術侵入性持續增強。用戶數據的規模化聚合不僅帶來嚴重的隱私風險,更可能造成國家層面的戰略脆弱性。文章進一步指出,中西方在人工智能領域的分歧遠不止于監管制度差異,其根源在于算法哲學與價值觀體系的深層沖突。這種差異具體體現于AI系統的輸出機制、內容推薦邏輯、信息過濾方式以及審查標準等多個層面。
文章強調,風險并非均勻分布于所有中國AI系統中。例如,癌癥影像識別軟件或教育類應用程序的風險性質,與人臉識別、行為監測等系統截然不同,不應混為一談。因此,賴安主張澳大利亞應實施“有針對性的去風險化”(targeted de-risking)策略,區別對待不同類型的技術和應用場景,而非采取一刀切的全面脫鉤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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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智庫:美國應該爭取“全球搖擺國”的支持
CNAS:新美國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是一所坐落于華盛頓的智庫。2007年由美國國務院主管亞太事務的前助理國務卿庫爾特?坎貝爾以及奧巴馬政府主管政策的前副國防部長米歇爾?弗盧努瓦創辦,主要關注美國的國家安全。
作者:Richard Fontaine,CNAS首席執行官,曾擔任參議員約翰·麥凱恩的外交政策顧問,并在國務院、國家安全委員會(NSC)以及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任職。曾在美國國務院擔任副國務卿,并曾在國務院南亞局任職。
7月8日,《華盛頓季刊》(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刊登了美國新安全中心(CNAS)首席執行官Richard Fontaine與其研究助理Gibbs McKinley撰寫的文章。文章指出,全球“搖擺國家”將在未來全球秩序的重塑過程中扮演愈發關鍵的角色。
作者建議,美國應優先將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亞、沙特阿拉伯、南非和土耳其這六個“全球搖擺國”作為對外政策的戰略重點。這些國家在各自地區具有主導地位,同時具備一定的全球影響力。它們普遍不愿在中美等大國之間選邊站隊,同時希望在現有國際規則和制度中爭取更多代表權和發言權。
文章提出,美國可以通過多種方式深化與這些國家的合作,包括邀請其參與“小圈子”多邊機制、擴大防務工業協作、建立關鍵礦產資源伙伴關系,以及推動供應鏈多元化等,以構建更具包容性和韌性的全球戰略網絡。
文章同時警示稱,若特朗普政府開啟第二任期,美國自身在全球秩序中的立場也可能出現不確定性。作者直言,“華盛頓或已成為最大的搖擺國”。因此,美國亟需重新校準其全球戰略方針,穩固其在國際體系中的領導地位,以確保當前國際秩序繼續服務于自身的長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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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整理|周浩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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