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 7 月 19 日，越南共產黨十三屆十二中全會作出震撼決定：解除前國家主席阮春福、前總理武文賞、前國會主席王庭惠的一切黨內職務。這三位曾位居越南權力 “四駕馬車” 核心的領導人，在辭職退休后仍被追加處分，創下越南 80 年反腐史上的先例。這場被國際輿論稱為 “熔爐 2.0” 的政治風暴，不僅掀開了越南高層腐敗的冰山一角，更預示著蘇林時代 “無禁區反腐” 的全面升級。

一、權力金字塔的崩塌：三任核心為何集體 “翻車”

此次被追責的三人，均與近年來震動越南的兩大腐敗案深度綁定：

• 阮春福的防疫爛賬：2023 年因防疫體系腐敗引咎辭職的前國家主席，其任內主導的新冠檢測試劑采購、回國包機等項目，成為滋生腐敗的溫床。僅核酸試劑案就牽涉 40 多個省市和中央部委，暴露出 “一個口罩吃回扣 3 元” 的驚人黑幕。
• 武文賞的福山困局：接替阮春福的 “70 后” 政治新星，因老部下卷入福山集團建設腐敗案被迫下臺。這家注冊資本僅 39 億越南盾（約 111 萬元人民幣）的企業，竟能連續中標 22 萬億越南盾（約 63 億元人民幣）的國家級項目，背后是系統性的圍獵與輸送。
• 王庭惠的順安黑洞：前國會主席任內，其助理因順安集團行賄案被捕。這家以 “豆腐渣工程” 聞名的企業，在多樂省繞城公路項目中騙取 5 億元人民幣投資，導致工程延期兩年仍未完工。

更值得玩味的是，三人在 2023-2024 年辭職時均保留 “退休待遇”，甚至出席阮富仲國葬時仍站在現任領導人身后。此次追加處分，徹底打破了 “辭職即免責” 的潛規則，釋放出 “終身追責” 的強烈信號。

二、蘇林的反腐手術刀：從 “體面辭職” 到 “剝皮抽筋”

新任總書記蘇林的反腐策略呈現三大突破：

1. 追責無上限：將阮富仲時代 “主動辭職可從輕處罰” 的慣例徹底推翻。不僅對已退休的阮春福、王庭惠追加處分，更將反腐范圍擴大至 “反浪費” 領域，11 月以來已有兩名中央委員因 “揮霍公款” 被免職。
2. 制度穿透式改革：推動《干部和公務員法》修訂，嚴禁干部 “制造派系”“損害國家聲譽”，并建立 “辭職審查” 機制。同時推進省級政區合并，安沛省與老街省合并后，原安沛省委書記杜德維因 “違反民主集中制” 成為首位被追責的合并省份官員。
3. 權力結構年輕化：在解除三任核心職務的同時，提拔 55 歲的農業和環境部長杜德維等 “70 后” 干部。新領導班子中，年輕干部占比從 38% 提升至 60%，為越南應對科技、綠色經濟等新挑戰儲備力量。

這種 “刀刃向內” 的改革力度，連新加坡國立大學專家都驚嘆：“蘇林正在用反腐重塑越南政治 DNA。”

三、風暴后的余震：東南亞地緣格局的蝴蝶效應

這場政治地震的影響遠超越南國界：

• 區域經濟博弈：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指出，越南通過反腐改善營商環境，2025 年一季度吸引外資同比增長 18%，其中半導體、新能源領域投資占比達 62%。這與其在 RCEP 框架下深化與中國合作形成微妙平衡。
• 中越關系再定位：盡管武文賞曾主導對華外交，但蘇林在此次事件后迅速派特使訪華，重申 “兩黨兩國同志加兄弟” 的傳統。越南海關數據顯示，2025 年上半年對華貿易額逆勢增長 9.7%，其中農產品出口占比提升至 34%。
• 反腐模式輸出：越南將反腐與經濟發展深度綁定的 “熔爐模式”，正被老撾、柬埔寨等國借鑒。世界銀行數據顯示，越南腐敗感知指數從 2009 年的 26 分（滿分 100）升至 2024 年的 40 分，反腐成效成為吸引外資的 “金字招牌”。

四、歷史十字路口的越南：革新開放再出發

這場政治風暴背后，是越南對發展模式的深刻反思：

• 經濟轉型倒逼：盡管 2025 年一季度 GDP 增長 6.8%，但過度依賴低端制造業的隱憂凸顯。蘇林在全會上強調 “反腐為高質量發展讓路”，計劃在 2030 年前將數字經濟占比提升至 25%。
• 權力結構優化：通過撤銷三任核心職務，越南打破 “四駕馬車” 體制下的權力制衡，形成以蘇林為核心的集中領導。這與阮富仲時代 “集體領導” 模式形成鮮明對比，被外界視為 “越南版強人政治” 的開端。
• 意識形態重塑：越共中央機關報《人民報》連發七篇社論，強調 “反腐是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凈化的必然要求”。這種將反腐上升到意識形態高度的做法，有效凝聚了黨內共識。

結語：熔爐煉真金，陣痛換新生

當阮春福、武文賞、王庭惠的名字從越南政治舞臺消失時，河內街頭的民眾在社交媒體寫下：“我們不要道歉，只要一個不再被腐敗侵蝕的明天。” 這場持續 14 個月的反腐攻堅戰，不僅是對權力尋租者的清算，更是越南共產黨向世界宣告：在革新開放的道路上，任何阻擋發展的毒瘤都將被徹底鏟除。隨著越共十四大籌備工作啟動，越南能否在蘇林領導下實現 “民族崛起新紀元”，全世界都在拭目以待。正如《南華早報》評論：“越南用三任領導人的政治生命，為 21 世紀的社會主義治理寫下新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