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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戰爭對國民黨造成最大的災難，是把黨在長江中下游地區辛苦建立起來的基礎連根拔起，它對黨組織結構和人事方面產生的傷害，遠遠超過黨機體所能承受的程度。

1、抗戰時期國民黨員的變化

在戰爭最初兩年內，軍事潰敗徹底地瓦解了國民黨在長江中下游的組織，同時喪失了大批黨員。國民政府在撤退到武漢之后，要求黨員辦理重新登記。其結果是，各省相應重新登記的黨員只有戰前的一半。

更嚴重的問題是，戰前南京政府根據地（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等省）的黨員數字減少了三分之二。而當黨在1939年終于進行戰時第一次黨員調查時，登記的人數不及戰前的三分之一。1939年開始重新吸收新黨員以圖恢復黨的活力，蔣介石甚至親自規定，所有中央委員每個人在半年內必須介紹6個新人入黨，而每個進入政府機關工作的人必須先為黨服務。

因此到1944年12月31日國內黨員已上升到2555279人（包括軍人黨員）。然而，在這些看似令人鼓舞的數字背后，卻隱藏著黨員成分上許多決定性的變動。

黨員省籍，1941-1945

變動之一便是戰前黨員省籍的地理分布模式完全被打破。隨著戰爭發展，這種傾向愈加明顯（參見上表）。

1929年江蘇籍黨員占全國黨員總數的10.25％，廣東籍占27.43%；到1945年江蘇已落后于其他18個省份(包括人口稀少的新疆)，僅占全國黨員總數的0.77％，廣東則下降到8.23％。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四川籍黨員在1929年僅占0.31％，而到1945年已躍至10.13％。在戰時國民黨牢牢控制省份中，只有江西省依然留在國民黨陣營內，其他各省都擺脫了黨的控制。

吸收黨員情況（1942-1944）

根據另外一項調查資料，在抗戰前夕，四川、云南、貴州三個省份黨員總共不到3萬人，而這些省份廣大土地卻成為抗戰根據地的核心地帶。其原本黨員對比總人口的覆蓋面之小可以想象。換言之，當政府和軍隊撤退到這個新根據地之時，它們完全得不到本地黨組織和黨員的協助。基本上，戰前的國民黨在大后方根本無法建設立足點，不但在基層不曾生根，即便是縣以上單位也是虛有其表。

廣大人民對于國民黨更是高度陌生。戰前南京時代的國民黨員大量在戰火中喪失，撤退至后方者選擇不歸隊，而歸隊者又選擇遠離政黨活動，而全心只附著于重慶的中央機關，因此大后方一切黨務發展都是撤退后的重起爐灶。以最籠統方式計算，1944年國民黨黨員數目已經比1938年增加了4倍，而其中3倍是大后方籍貫入黨的新黨員。如果僅從表象觀之，國民黨在抗戰八年中的組織似乎大幅增加，因此其覆蓋面也理應在擴張。

第一，政府公務員占每年入黨人數的25％-30％。

在所有可以列入考慮的因素當中，黨要吸收大多數政府公務員入黨的決策，最能夠說明何以戰時大后方黨員大幅增加的理由。特別是從1939年開始，有些單位規定公務員一律入黨。

換言之，黨不是努力去培養吸收優質黨員進入政府工作，而是采用保守省事辦法，在不加甄別或減省甄別程序的前提下，把全國省地級政府中在職公務員一律網羅入黨。這種粗糙做法和南京時代允許軍隊士兵集體入黨非常相似，因此它只注重數量增加并沒有提升黨的能力，成為“虛胖”。公務員入黨為的是取得護身符，而其后果則是黨并沒有在政府機關中成為領導核心或提高政府工作質量，反而是幫助老派官僚們保持了他們對地方官僚政治的控制，甚至進一步披上了黨的外衣，堂而皇之地占據和腐蝕黨的肌體。

這一新政策實施時機的不恰當（抗戰爆發前夕才實施），伴隨著開戰后黨組織和政府結構的大幅摧殘，使得國民黨在一夜之間，讓一大批內地和西南諸省傳統權力結構內的官僚，不費吹灰之力就突然登堂入室地成為國民黨組織內的一大勢力，甚至是領導人。

第二，黨員中農民黨員比例占第二位，這個現象非比尋常，因為黨從來不曾發動過爭取農民入黨的努力。黨員教育程度的統計資料顯示，登記為務農的新黨員的教育程度遠遠高于一般農民。這使人確信，那些被指稱為農民黨員者，其實是鄉村當權派（地主和鄉紳），而不是真正農業勞動者。特別是當時中國大后方農民的文盲率極高，而國民黨黨員的文盲卻只有0.5-1.6%，足證號稱農民背景的黨員們并不是貨真價實的農民群眾。

第三，雖然“工人”和“商人”所占的黨員比例和戰前大致相同，但我們仍要考慮到大后方省份截然不同的經濟結構特性。戰前沿海省份的工人，多半在現代化和規模較大的工廠中做工（許多工廠的資金來自外國，并且從事國際貿易），而大后方工人，則多半在傳統模式的鄉鎮企業手工業里做工（當地唯一存在的形式）。

同樣地，沿海商人在戰前多半從事銀行業、金融業，保險業，國際貿易業或工業（同樣也經常與外國資本發生聯系），而大后方商人則多半是小零售商和與當地小本經營發生聯系，銷售本地土特產，和農礦產品或初級加工產品。因此，這兩個不同時代的經濟生活狀況提醒我們必須小心地從數字中解讀出不同的社會學意義。

第四，從事黨務專業工作的人數急劇縮減，只占全部黨員人數約1%。這反映出戰時黨務工作質量下降和范圍縮小，因為1944年在土地遼闊的大后方從事黨務工作者只有25000人，而1936年在局促狹小的江南土地上，卻有36000人。

第五，雖然戰時黨員在年齡上的變化甚微，但是在教育程度上卻發生了顯著變化。奇怪的是，同1933年相比，1940年代反而有更多黨員受過傳統式家庭教育。這意味著1940年代大后方黨員同他們南京時代的前輩相比，更趨向于傳統，與舊秩序有著更密切聯系。

雖然兩個時代的中學文化程度比例基本相同（約為30％），但是小學文化程度比例則在1940年代明顯增加，而文盲比例又顯著下降。此外，受過大學教育的人數也顯著下降，而有留學深造學歷者則更少。總的來說，1940年代國民黨黨員接近80%只有中等學校或低于中等學校的學歷，而其中小學和家庭教育（私塾）卻占了50%上下。

2、底層黨員的質量

換言之，國民黨戰前是由城市市民和知識分子、工商界人士所組成，其教育水平高于當時一般國民平均數甚多。到了抗戰八年中，黨員變成是鄉鎮權勢階級，教育水平較低的人群。

更進一步說，國民黨在戰時以大規模，而且是“來者不拒”方式招納新黨員的結果是，許多來自內地省份的新黨員，其實早在國民黨尚未踏進他們家鄉土壤之前，就已經長期受雇于軍閥時代的地方政權，或甚至是地方實力派長期栽培，去維護傳統社會經濟與政治秩序的骨干分子。

總的說來，大后方地區和東南沿海地區有一個顯著的對比值得注意，那就是大后方并沒有受到那些曾經使華東省份振奮騷動的社會、經濟、政治和思想等各方面浪潮的沖擊。相反地，戰時新增黨員主要來自長年閉塞的小型城鎮，依然生活在強大的傳統體制陰影之下。既然他們早已參與和維護舊有的社會政治秩序，因此他們入黨的主要動機并不是受到黨的意識形態或行動綱領的感召而立志革面洗心，只是為了保住他們的職業和既得利益。

鑒于大后方現代化教育機構的嚴重落后，使這些新黨員群中，很少有人會像華東地區人們那般關心學識或意識形態之類的問題。

雪上加霜的是，抗戰時期入黨手續幾乎失控，只要上級定出吸收入黨名額指標或分配額，下級就想盡各種辦法威迫利誘引人民入黨，甚至在還沒有經過本人同意就被虛報列入名冊成為黨員。

由于高層次的黨部忙于內斗，因此他們不可能花費精力去建設和經營地方黨部，但是他們又愿意在編制上擴充地方黨部和黨員，作為他們在中央討價還價的資本。因此地方黨部趁機也招納了許多對黨務工作本身并無興趣的人們，但是卻可以參加地方統治工作，作威作福地魚肉鄉民，也可以面對地方政府和軍隊時，把黨招牌拿出作為保護。難怪陶百川1941年批評，許多新黨員沒有讀過三民主義、孫中山理論，而且行為腐化，為鄉里所不齒。

而在抗戰后期，因為三青團急速崛起，團員數字到1944年已經達到60萬人，和國民黨國內文職黨員數字不相上下（排除軍隊和海外黨員），而且被上級鼓勵黨團分家。因此給地方原本存在的幫派一個更寬松的活動空間。如果一派加入國民黨挾勢自重，則另外一派就加入青年團與之抗衡。其最終結果等于把黨和團都玩弄在地方勢力股掌之上。

1940年代新增黨員的質量與當時黨領導層的質量差距逐漸拉大。雖然戰前普通黨員隊伍受到日本人嚴重摧毀，但是黨領導層則多半成功地撤退到內地，并繼續把持黨中央各個功能部門職務。

有一個歷史對比非常重要，那就是在1934年，南京中央黨部領導人（特指職位高于總干事或職能部門的主要官員）有75％來自6個省，其中江蘇和浙江兩個省共占42％。開戰四年之后（1941年），來自同樣這6個省籍的黨官仍然控制了中央黨部幾乎70％的職能部門，其中34%仍然來自江蘇和浙江兩省。與此同時，這些省籍的黨員已經縮減到僅占全國黨員總數的35%。

換言之，這些舊領導曾經有南京10年光景培養許多基層黨干部，彼此在人事關系和政策推行層面都達到相當熟悉順暢地步。而黨退到西南地區之后，舊領導卻面臨大批新黨員，如何挑選干部？如何理順工作關系？幾乎成為不可跨越的鴻溝。在抗戰時期大后方，黨所面臨的挑戰不是療傷恢復舊黨，而是在陌生異鄉建立新黨。這個工作難度遠遠超過北伐成功后在南京的工作。

3、基層黨部的地位

1938年，蔣介石曾經把三項重要任務交付給黨：

第一，組織和訓練黨員，培養黨員紀律性；第二，監督和幫助政府實施國家政策；第三，通過宣傳和動員去領導和幫助民眾。

蔣介石特別訓示黨必須把工作重點放在縣一級，縣黨部應該負起責任，為整個縣提供政治領導和促進社會團結，綜理一切縣內事務。

毫無疑問地，黨政關系是這些任務中最基礎的工作，而黨政溝通不良卻正是基層最普遍的現象。重慶市黨部主任委員陳訪先在1940年就曾經明白指出，黨面臨的最大危機便是黨根本無權領導政府。其中部分原因固然出自縣市級或以下黨組織人員的誤解和自我設限，認為他們無權監督政府去履行后者的職責。但是更根本原因，則是政府官員明目張膽地抵制黨領導。

縣政府不論是在處理人事或執行政策等事務上，經常不屑征求縣黨部意見。正如陳訪先所觀察到的：倘黨部對政府稍有指摘，則必被認為無端干涉。或有建議，亦必被漠然視之。即便黨部將案情呈報中央，也往往被中央視為是基層黨政糾紛，或認為黨部惹是生非，一概置之不理。因此陳訪先認為，中央黨部的不理不睬和敷衍了事態度，才是導致基層黨員意志消沉，和黨務工作廣泛空虛的最根本原因。國民黨內其他一些知名領袖對黨在縣政治中的軟弱無能，也提出過同樣的批評和抱怨。

黨中央領導層無法派遣忠貞干練黨員到大后方去領導數量龐大的基層政府機構，就必然產生了兩種后果：一種情況是，黨中央派往地方工作的黨員會被排斥在地方政治架構之外。在另外一種情況是，黨中央以門戶大開方式吸納大批地方當權派入黨的策略，最終導致黨的旗號被地方當權派領導人所劫持，因而喪失了它自身的特色和組織。

不論上述何種情況發生，基層黨在實際上都成了一個空架子。地方領袖們或目中無黨，或把它變成為傳統利益服務的傀儡。在這方面最為突出的事例，是地方黨部在征兵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照理說，地方黨部在征兵事務上可以扮演正面角色，協助和監督地方政府以公平有效方式推行征兵，但是它反而增加弊端。

比如說，地方黨部和黨員濫用職權幫助黨員逃避兵役，甚至包庇親朋好友或是富家子弟逃避兵役，也因此成為民眾憤恨的特權對象。

黨部地位低微的現象，還可以從省縣級黨部的規模和經費看出一些梗概。在1941年，一個省政府編制大約有職員5000-6000人，而省政府委員月薪大約560元。相比之下，省黨部職員則只有數十人，而省黨部委員月薪則只有170元。在縣級單位，縣政府編制有六、七十名職員，而縣黨部則可能不到10人。許多縣長是大學畢業生，月薪220-250元（1939年），而縣黨部書記則不過中學畢業，月薪只有40-50元。

毫不意外地，黨務工作人員如果沒有兼職就生活無著，但若兼職就無法專心黨務。而黨部運作經費短缺，也使黨務作業及活動難以推行。

再者，雖然依照法令規定，縣黨部主任委員可以參加縣政府會議，但是事實上缺乏實權，一切聽由縣長決定。縣黨部唯一可以自主的工作，是發展黨員，但是因為黨在人民中形象低落，因此發展黨員也非常困難。在很多情況下，地方黨部人員只好投靠當地土豪劣紳，替后者跑腿辦事賺外快。換言之，地方黨部雖然擁有黨招牌，但是既無權監督政府和推行上級政策，又不能依靠官俸潔身自保，只能投靠地方權力結構，聽任傳統權貴們使喚。

難怪1941年中央組織部部長朱家驊曾經感嘆說，黨務工作到了縣級就“不行了”，因為縣黨部形同虛設，發揮不了作用，處境可憐。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一個政黨不能自力更生也是一個不尋常現象。

就常理而言，黨活動應該有自己的經費來源，無論是“黨費”或是捐獻方式。但是戰時各級黨部工作人員一如政府機關公務員，完全由國家支付生活費用。這種做法不但增加政府支出，也使黨員腐化。因為黨員極易養成依賴心理，不做事仍然拿錢，等于是政府宥員。

抗戰末期，政府規定可以將田賦征實收入的百分之一撥為地方黨部事業費。雖然數目很小，但是如果善加運用依然不無小補。只是中央卻規定地方的中心事項達十多項，根本無法完成，因此地方黨部只好呈報虛偽數字和成績，成為一場騙局。

毫不奇怪地，國民黨即使有忠貞干練黨員，也難以直接深入到人民群眾中去領導或參與民眾組織。由于外省籍干部要想深入到大后方的社會結構底層，必然會遭遇到語言和文化上的層層障礙，因此只有土生土長的干部才能在國家領導層和民眾之間發揮橋梁作用。

當重慶政府社會部在1940年底設立時，雖然當時社會上普遍認為，該部的任務應該是要綜合黨的影響力和組織力，伸展到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但是它立即成為重慶上層黨務領袖們角逐的獵物，而被黨內CC系領袖之一（谷正綱）控制。同樣情況也發生在地方上。1944年陳誠被派到第一戰區后就抱怨稱，西北和華北地區的黨務非常復雜，盡管實際黨務工作在基層上根本無法開展，其機構和名位卻立即成為陳果夫和朱家驊爭奪的目標。

換言之，社會部本應是致力于處理群眾關系，而借機把中央勢力伸入地方的工具，到最后依然只是黨中央領袖們彼此之間爭奪權力的對象，而群眾成為不相干因素。

4、操縱基層黨部的人

黨自身的統計表明，國民黨試圖操控中國社會上民間組織的努力全盤失敗。因為直到1941年，國民黨建立的基層組織還不到民間社團的6％。在重要省份，如四川、云南和貴州，黨甚至連社會結構的表皮層也不曾觸及到。盡管蔣介石本人曾經以手令和大聲疾呼要把黨建設的中心工作放在縣以下黨部，但是毫無效果，多數地方“只見黨部，不見黨員”，換言之，只掛招牌，沒有活動。

以四川為例，當地秘密組織哥老會勢力和影響都遠遠超過國民黨。不僅四川政界、軍界和商界首腦大部分是哥老會成員，而且據報導成都人口半數與該組織都有一定程度聯系。實際上，黨的秘密警察組織也遭哥老會會員滲透，行動前需要向哥老會“打招呼”，而黨和政府許多政策性活動也只有在取得當地哥老會首領首肯后才能進行。

哥老會分子甚至熱心爭取成為地方黨部委員，藉此增進其社會地位。這種號稱革命的國民黨被地方傳統勢力收編的情形一直持續到戰爭結束。或許最悲觀而坦誠的自白出自陳布雷。

他寫道，“今日加強推行地方自治各種基礎條件殊不具備，尤其縣以下之本黨基層組織毫無基礎可言，確無一個配得上‘建國大綱’所稱完全自治之縣，亦確無一個能掌握黨員，收攬地方有力人士之縣黨部。”

而他所說的還是四川省的情況，至于邊遠省份情況則更是等而下之了。

當然，戰時國民黨工作還嚴重地受到一個“黨外”因素影響，那就是“軍政大格局”。黨工作必須在這個大格局中推動，因此不斷受到形形色色的軍事單位干擾。

即以1937年而論，在陜西省就有：戰地服務團，黨部主辦的戰地軍訓，隸屬于訓練總監部的政訓部，此外還有別動隊、宣傳隊、前敵總部委派民團司令、保安司令、保安處、軍事特派員等眾多單位。它們的工作任務都是民眾組織、訓練和宣傳。然而如此龐雜架構不但使民眾無所適從，而且它們彼此之間的沖突、誤會、和爭奪地盤，也使中央黨部束手無策。

戰時軍事單位干擾黨務和它們干涉地方政府工作的程度沒有差別，成為全國常態。而在地方實力派控制地盤之內，國民黨黨務無法展開，更是普遍現象。舉兩個例子。在云南省，龍云是國民黨在該省最高領袖，但是對國民黨嚴加抵制。1939年在云南省107個縣之中，80個沒有縣黨部，少數有縣黨部的縣份也因龍云阻擾而缺乏經費和無法展開工作。

1943年王子壯曾經為云南省黨務提供了一個極為生動的描述：

“昆明社會，實為意所不及。如省黨部省政府之委員職員，莫不大作生意，不則身兼若干職務。故自滇緬路通后，云南頓成國際要道，操縱居奇者所在皆是，腰纏萬萬元以上者十余人，千萬以上者不可以計，大致至少有數百人。物價之高較重慶倍蓰，而社會豪奢者大有人在。煙酒均用外國產，服用尤為奢侈，一席之費將在萬元左右”。

同樣地，在廣西省，桂系人占據國民黨機構，不但重慶政府管不了廣西事務，連第四戰區司令官張發奎也無法插手。1939年戰區為了便于處理廣西省之外的戰區軍隊黨務，只好成立自己的特別黨部（1939年6月），和廣西省黨部組織脫鉤，而直接聽命于重慶中央黨部。但是成立之初由于司令長官部本身軍官只有五分之一是國民黨員，無法展開黨務工作，因此只好勒令從司令官到伙夫兵一律入黨才勉強湊足人數，釀成一場鬧劇。

在戰區司令官之中，張發奎尚且是積極主戰派，黨務組織竟然如此疏松可笑，其他在地方實力派控制下的戰區更是等而下之。因此如山西省是全面封鎖國民黨而滴水難透，四川省省黨部則只限于在重慶市內才能運作。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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