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20日 總第936期

值日編輯：張謙和 郭好嘉

審核：葉維杰 王若桐 王澤媛

執行主編：陳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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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Firstpost

半島電視臺、《印度快報》7月18日報道，特斯拉正式進入印度市場，但因“缺少本地制造計劃”“車源僅來自上海超級工廠”引發廣泛爭議。7月15日，特斯拉在孟買開設首個展廳并推出Model Y車型，售價約7萬美元，普遍高于全球其他市場。2024年，為吸引特斯拉赴印，印政府特別推出一項被業內稱為“特斯拉政策”的進口政策，允許特斯拉在未明確保證“在印建廠制造”的情況下進口汽車。印重工業部部長庫馬拉斯瓦米（H D Kumaraswamy）6月曾確認“特斯拉暫無在印生產計劃”。分析指出，特斯拉在印運營仍面臨巨大挑戰。一是產品適應性方面。特斯拉在印售價為590萬至680萬盧比（Rs 59-68 lakhs），幾乎是美國同類車型售價的兩倍，且“完全自動駕駛”（FSD）功能需額外收費60萬盧比。此外，印政府對特斯拉車輛數據的存儲方式和流向尚無明確規定。二是車輛設計恐無法適應印實際情況。Model Y車型底盤離地間隙僅為167毫米，恐難以應付印坑洼嚴重的路況中。同時，該車型還配備印并不需要的加熱后排座椅和無法應對印炎熱氣候的全景玻璃車頂。三是特斯拉計劃在印設立的充電樁數量有限，恐無法滿足相應需求。有觀點認為，盡管印市場預計不會給特斯拉帶來巨大銷量，但基于特斯拉正面臨中國市場銷量下降的困局，因此該品牌仍希望在印市場找到新增長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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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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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時報》7月20日報道，印巴軍事沖突爆發后，印加速國產武器裝備的出口推廣，旨在國際軍工領域搶占更多份額。莫迪、印防長拉杰納特在印巴沖突后曾公開贊揚國產武器在對巴軍事行動中的優異表現，表示希望借助軍事出口推動“印度制造”，同時強調“2029年實現國防出口翻倍達5000億盧比（Rs 500 bn，約合58億美元）”的軍售目標。本輪印軍售熱潮聚焦由印國有軍工企業、初創公司開發的導彈和無人機，如布拉莫斯導彈以及由初創企業Raphe mPhibr生產的mR10、mR10-IC垂直起降無人機。這些武器裝備在印巴沖突中表現優異，一定程度增加國際買家的采購 意愿 。分析指出，2014年莫迪執政后積極推動私營企業參與防務產業，旨在擺脫對外國軍火的依賴，并已取得顯著進展。例如，塔塔集團、馬恒達、拉森圖博（Larsen & Toubro）、阿達尼集團（Adani）已成為該領域的領軍企業。印曾完成多次重大國防出口。然而，盡管印軍工企業普遍看好其海外市場前景，但仍面臨重大現實挑戰——印達成的重大軍售協議多為政府間協議，印國產武器的國際認可度較低。例如，在2023年馬來西亞輕型戰斗機的采購競標中，印光輝（Tejas）戰機輸給了韓國航空航天工業公司（K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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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亞拉能源有限公司的煉油廠。圖源：《印度教徒報》

《印度時報》《印度教徒報》7月18日、7月19日報道，歐盟加大對俄能源行業的制裁力度，波及印能源企業納亞拉能源公司（Nayara Energy）。7月18日，歐盟宣布第18輪制裁，禁止進口由俄原油制成的精煉石油產品。據悉，納亞拉在古吉拉特邦用有一家年產能達2000萬噸（20 million）的煉油廠，在全印設有6750家加油站，而俄羅斯石油公司（Rosneft）持有該企49.13%股份。受最新制裁影響，納亞拉向歐洲國家出口汽油、柴油等石油產品將嚴重受限。對此，印外交部發言人賈斯瓦爾（Randhir Jaiswal）表示，印“不支持任何單邊制裁措施”，強調印是負責任的行為體，將全力履行其法律義務。他還表示，保障能源安全、滿足公民基本需求是印政府的重要職責，各國在能源貿易方面不應有雙重標準。值得注意的是，歐盟和英國計劃進一步下調俄油出口價格上限，以壓縮俄出口收入，而這或使印受益。此外，特朗普政府同樣威脅稱，若俄未能在50天內與烏克蘭建立和平，購買俄出口產品的國家可能遭遇制裁或面臨高額關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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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集會現場。圖源：《達卡論壇報》

《達卡論壇報》7月19日報道，孟加拉國伊斯蘭大會黨（Jamaat-e-Islami）7月19日在達卡蘇拉瓦底廣場舉行大規模全國集會，旨在為大選造勢。會上，該黨副主席塔希爾（Syed Abdullah Muhammad Taher）發表講話，要求保障選舉自由、公正、和平，創造公平競爭環境，深層次改革現有政治體制，在全國選舉中采用比例代表制。大選競爭對手方面，塔希爾稱前執政黨人民聯盟（AL）已失去公眾信任，無法構成威脅。本黨主張方面，塔希爾稱伊斯蘭大會黨堅決反對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主張建立一個“全新的孟加拉國”。選舉制度方面，塔希爾批評現有選舉制度腐敗、暴力橫行、金錢政治猖獗，部分參與協商的政黨“表面支持改革，實則阻撓進程”。同時，他還呼吁實行比例代表制，旨在確保選舉公平公正。塔希爾聲稱，伊斯蘭大會黨要的是“一場真正讓人民成為贏家的選舉”，只有真正代表人民利益、反對勒索、推動良政的候選人才應勝出。值得注意的是，4月孟加拉民族主義黨（BNP）與伊斯蘭大會黨高層曾在倫敦舉行會晤，釋放和解信號，引發印政界高度關切孟政黨聯合態勢，擔心伊斯蘭大會黨的“親巴反印情緒”將通過選舉聯盟在孟政界進一步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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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邦首席部長約吉。圖源：ANI

《印刷報》7月18日報道，印人黨執政的北方邦持續爆發“政客-行政官員（即印公務員）”沖突，引發高度關注。據悉，北方邦的多位印人黨議員、邦級部長多次公開表達對行政官員的不滿，指責其無視指令、拒不溝通，甚至“公然無視首席部長辦公室的命令”，導致基層發展項目停滯、民怨上升。例如，北方邦印人黨高級領導人、班達地區（Banda）前議員阿南德·舒克拉（Anand Shukla）和現任邦議員普拉卡什·德維迪（Prakash Dwivedi）相繼在社交媒體平臺和其它公眾場合批評地方行政官員，稱這些官員不接電話、不聽指令。又如，北方邦首府勒克瑙地區多名印人黨議員聯合抗議市政專員（Municipal Commissioner）高拉夫·庫馬爾（Gaurav Kumar），稱其因“職務疏忽”導致一名當地青年溺亡卻后續拒絕與議員們溝通，導致議員面臨公眾憤怒。值得注意的是，北方邦內閣部長也在信件中批評當地行政官員無視政策、玩忽職守，以及向個別人提供不當利益。對此，印人黨高級領導人表示，“印人黨議員與行政官員產生沖突相當普遍，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行政官員權力過大，而議員幾乎沒有發言權”。分析指出，政客與行政官員的沖突是印人黨在地方執政的重大挑戰，此類沖突恐嚴重阻礙項目進程、損害政府公眾形象，唯一的解決辦法是“自上而下的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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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the wire

The Wire網站7月19日發布題為《在“去殖民化”中滑向印度教國家》的評論認為，印后殖民左翼（Postcolonial Left）長期批判西方理性、現代性規范的“認知暴力”（epistemic violence），客觀上為印度教右翼（Hindu Right）構建“去殖民化”敘事提供理論武器，助長了印度教民族主義的興起。本文摘錄自印科學史學家米拉·南達（Meera Nanda）2025年出版的《后殖民理論與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形成：不理性的代價》一書。

印后殖民左翼認為，印度的現代化進程由接受科學理性、世俗化等“殖民遺產”的精英主導，并強調世俗主義等價值觀是歐洲思想的產物，并不適合印度。1975至1977年的國家緊急狀態引發許多左翼知識分子重新反思印度的現代化軌跡，而這段時期也讓此前因甘地遇刺事件被逐出公共領域的印度教民族主義組織國民志愿服務團（RSS）再次進入公眾視野。印度教右翼認為，分離世俗治理與宗教信仰等關鍵的現代思想是非印度教的殖民入侵，主張印應尋求吠陀文明的復興，同時抓住21世紀全球資本主義帶來的技術與經濟機遇。

后殖民左翼與印度教右翼在公開場合視彼此為死敵，但兩者實際上都在暗中借用對方的理論概念。印度教右翼強調以“達摩”（Dharma）為核心的神性、自然、知識和社會概念的優越性和普遍性，實際上是借用賽義德（Edward Said）的后殖民理論框架，以“達摩”的角度將歐洲思想“地方化”，并將印度教特有的種姓制度、賤民制度、父權制粉飾為“殖民構造”。與此同時，后殖民左翼也將個人主義、理性主義、世俗主義等啟蒙價值打上“殖民”“歐洲中心主義”的烙印，認為這些觀念過于“物質化”，與印度的“精神性”不相容，不適用于印度。通過批判現代知識與生活方式對印度傳統施加的“認知暴力”，后殖民左翼客觀上為呼吁回歸“偉大印度教文明”的右翼勢力提供了理論依據。

事實上，后殖民左翼與印度教右翼皆希望印擁抱本土文化、以源于印度傳統的“另類普世價值”回應西方。兩者以“人民傳統”為名對現代性的攻擊，與魏瑪共和國時期的保守革命者有驚人的相似之處。首先，印度的后殖民左翼與魏瑪時期的保守知識分子一樣，出于對快速現代化造成的社會變遷與文化焦慮而反抗現代性。二者都將“西方”視為摧毀本國傳統的元兇——德國指的是法國大革命，印度則是英屬殖民遺產。這些公共知識分子都扮演了“文化中介人”的角色，將所謂“人民傳統”“民族精神”等古老文化重新包裝為自由主義、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等現代思想的替代方案，最終被極右翼所利用。

其次，如同魏瑪的保守革命者，印左右翼的后殖民理論家都將啟蒙傳統視為外來強加的思想，否認科學的普適性。魏瑪時期的思想家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主張“不同文明應該有不同的科學”，這種觀點后被納粹利用來打造“雅利安科學”，服務于其工業發展、戰爭機器與種族屠殺。同樣，印度的后殖民主義者將科學的普遍性貶低為歐洲中心主義的產物，宣稱科學事實只是文化建構的結果，從而導致文化相對主義與本土主義在印大行其道。印度教右翼則利用這種反啟蒙論調，在教育體系中推動過時的“印度傳統知識體系”的制度化，宣揚“吠陀科學”。

第三，后殖民主義者對“被西方壓迫的純潔本土文化”的浪漫敘述，正制造出印度民族的受害者意識與例外論。這與魏瑪時期“民族精神”（Volkgeist）的浪漫想象一樣，最終成為被極右翼勢力的思想工具。印度后殖民主義的這種敘事客觀上助長了印度教至上主義，嚴重威脅到印度宗教少數群體的安全。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教沙文主義并非僅由后殖民左翼點燃，但后殖民左翼的激烈批判卻削弱了原本可對印度教、印度教民族主義進行的原則性批評，從而美化并助長了以等級、服從、義務為組織原則的傳統文化價值觀的制度化，使得印度教民族主義進一步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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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編輯：何佳蔚

本期審核：江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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