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抖音上的質(zhì)疑說起：《漢謨拉比法典》絕非偽造

刷抖音時，偶然刷到黃河清激情滿滿地講述《漢謨拉比法典》是造假產(chǎn)物。他自信滿滿、振振有詞，乍一聽，那些觀點還真有點迷惑性，可稍微細究一下，就會發(fā)現(xiàn)通篇都是漏洞，根本站不住腳。他沒有提出任何實實在在的證據(jù)，不過是靠話術和精心設置的邏輯陷阱來傳播偽史論，實在讓人反感。

黃河清主要提出了兩點質(zhì)疑。其一，他覺得泥板文獻與石柱法典存在邏輯矛盾，按照他的說法，如果泥板是真的，石板就是假的；反之，如果石板是真的，泥板就是假的。細究他的話術會發(fā)現(xiàn)，其邏輯陷阱從一開始就已埋下：他先承認“那時候大家都在泥板上用楔形文字，這是真的”，用這種對常識的部分認同降低聽眾警惕，緊接著突然以“那你怎么搞出了一個石板文字？”的反問制造對立，悄悄將“楔形文字（符號系統(tǒng)）”與“泥板/石板（載體）”混為一談，植入“不同載體必對立”的錯誤前提，最終用“非此即彼”的極端推導完成誤導。他說這些話時，還伴隨頻繁眨眼等下意識動作，更顯心虛。

但在古代兩河流域，泥板和石板本來就是互補的書寫載體。泥板制作簡便、成本低廉，就像我們現(xiàn)在日常用的記事本，適合記錄商業(yè)契約、書信這類日常事務；而石板堅硬，保存時間長，常被用來銘刻像法典、國王功績等需要永久留存，用以彰顯權威性的內(nèi)容。1901年12月，法國考古隊在伊朗西南部古城蘇薩遺址，不僅發(fā)掘出了《漢謨拉比法典》石柱，同時還發(fā)現(xiàn)了法典的泥板抄本殘片，二者文字內(nèi)容高度吻合，這恰恰證明了當時這種“權威版本+實用抄本”模式是真實存在的，怎么能毫無根據(jù)地質(zhì)疑呢？

其二，黃河清稱，《漢謨拉比法典》石柱是玄武巖材質(zhì)，摩氏硬度在五到六之間，雕刻需要鋒利的鋼鑿子，而當時西亞地區(qū)沒有鋼鑿子，人類有鋼鑿子是很晚的事情，所以從工具角度看，法典只可能是近代雕刻的。然而，早在公元前18世紀的古巴比倫，青銅鑿配合石英砂就已經(jīng)是成熟的雕刻工藝。青銅硬度足夠在玄武巖上留下刻痕，石英砂作為磨料還能提升雕刻效率。早于漢謨拉比時代的蘇美爾人，就運用這種技術雕出了烏爾王陵的青金石雕像、拉伽什的“鷲碑”浮雕。法典刻痕邊緣呈現(xiàn)出的自然磨損痕跡，與青銅工具的加工特征完全相符，和近代鋼鑿留下的規(guī)整痕跡截然不同。而且，同期古埃及人能夠雕刻更硬的花崗巖方尖碑，這也進一步印證了當時具備加工堅硬石材的能力。

對“無使用痕跡”“保存完整”的誤解

還有人質(zhì)疑，法典作為法律文件，為何沒找到頻繁被引用的記錄？這其實是用現(xiàn)代法律邏輯套古代社會。《漢謨拉比法典》更像“立法總綱”，確立了“傷人賠償”“財產(chǎn)保護”等原則，類似中國古代“刑書”，無需每次斷案都逐字引用。考古發(fā)現(xiàn)的古巴比倫商業(yè)契約、婚姻文書中，“違約賠償”“證人制度”等條款與法典高度契合，證明其原則已融入日常治理，豈能因“沒被逐字提及”就否定其存在？

至于“法典保存太完整，沒風化痕跡”的說法，更是對文物保存條件的無知。玄武巖本身抗風化能力強，且石柱在公元前12世紀被埃蘭人擄至蘇薩后長期深埋地下，隔絕了風吹日曬——類似古埃及木乃伊因深埋沙漠而保存完好，豈能因“完整”就判定為假？那些風化嚴重的石碑，多因長期暴露在露天環(huán)境，用不同保存環(huán)境、材質(zhì)的石碑對比，本就毫無邏輯。

文明體系與教育敘事：偽史論為何有傳播空間？

不可否認，偽史論能有一定傳播空間，與我們教科書對西方文明的介紹特點有關。基礎教育階段的教材，必然以本民族文明為主體線索，對其他文明的敘述，確實多選取標志性成果（如法典、金字塔、城邦），較少鋪陳社會運作的細節(jié)。比如講兩河流域，提得更多的是“楔形文字”“漢謨拉比法典”，而對蘇美爾城邦的日常管理、巴比倫的神廟經(jīng)濟如何運轉(zhuǎn)等細節(jié)著墨不多。

這種“標志性優(yōu)先”的敘述方式，是各國教材的共性：西方教材講中國文明，也常聚焦長城、四大發(fā)明，不會細講秦漢郡縣制的具體運作。這并非“刻意隱瞞”，而是受限于篇幅，只能優(yōu)先呈現(xiàn)最具辨識度的文明標識。但這絕不等于“西方文明無體系”——學術研究早已為兩河流域文明構建了詳盡譜系：從蘇美爾人的六十進制歷法，到巴比倫的商業(yè)網(wǎng)絡，再到亞述的軍事制度，城市遺址、泥板文書、建筑遺跡形成完整鏈條。《漢謨拉比法典》只是其中一環(huán)，類似殷墟甲骨文背后有完整的商代禮制、青銅器體系，絕非“孤證”。

偽史論者的問題，不在于“沒學到系統(tǒng)知識”，而在于主動屏蔽這些信息。他們只盯著“教材沒講蘇美爾城邦細節(jié)”，卻否定整個文明的考古鏈條；只糾結“法典是否被逐字引用”，卻無視古巴比倫契約與法典原則的呼應。這種選擇性失明，與教育內(nèi)容無關，本質(zhì)是對歷史證據(jù)的不尊重。

結語：以證據(jù)為尺，拒絕被話術誤導

黃河清等偽史論者的質(zhì)疑，要么是對古代社會缺乏基本認知（如不懂青銅工具配合石英砂可雕刻玄武巖），要么是刻意忽略關鍵證據(jù)（如泥板抄本與石柱的內(nèi)容吻合）。《漢謨拉比法典》的真實性，早已被考古發(fā)現(xiàn)、文字研究和歷史邏輯反復驗證。

對待人類文明遺產(chǎn)，我們該以證據(jù)為尺，而非被話術陷阱帶偏。那些承載著人類共同智慧的文物，不該成為別有用心者的“流量工具”，而應被視作理解歷史的鑰匙——唯有尊重事實，才能真正讀懂文明的脈絡。國家對偽史論的規(guī)范，從不是禁絕探討，而是反對這種脫離證據(jù)的胡說八道——學術討論得有根有據(jù)，憑空造謠早已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