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18日上午，復旦大學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主辦的“詩歌·書籍·圖像：信仰傳統的多元展演”高端系列講座于智庫樓106會議室舉行。本場講座由臺灣地區“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廖肇亨教授主講，主題為“凈土文學的可能性：以凈土詩為中心”，由復旦大學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教授陳引馳主持。

廖肇亨長期專注于明清佛教與近世佛教文化史研究，同時涉獵東亞文化交流領域，著作豐富。他在本次講座中，圍繞近世佛教文學研究的意義、近世佛教文學的特色、凈土詩的成立及流變等方面展開介紹。

近年來佛教文學相關文獻大量出現，其中主要可以分為兩大類：一是唐宋時期的古寫經，已成為學界關注熱點；二是明清時期佛教文獻的集中出土，尤其是僧人詩文的不斷發現，為學界提供了新的研究契機。廖肇亨指出，宋以后的詩與佛教研究長期處于滯后狀態，與唐代相關研究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盡管清代的漢傳佛教文獻數量最多，但研究者人數仍不足，而這樣又會導致學者對這一領域產生畏難心理，造成惡性循環。他認為，當前正是一個反省傳統近世佛教文學研究問題的契機。

接著，廖肇亨以“凈土詩”為核心議題展開論述。唐代凈土詩在文學上的表現不甚突出，但在后代，凈土相關內容廣泛出現在詩歌、小說、戲曲及俗文學中。廖教授強調，進行這樣的跨類研究往往是較為困難的，須要有一種文類的專長。

宋代以后的佛教文學與唐以前存在明顯差異。例如，明代通常被視為儒、釋、道三教融合的時代，而宋代的研究者多討論大慧宗杲禪師。此外，儒家常批評佛教“無君無父”，但廖肇亨認為，充分實現自我是現代思想中生命最重要的事，而佛教“無君無父”的思想恰與時代脈動相契合。

在學術視野上，廖教授特別指出日本佛教史研究所帶來的影響。他指出，日本佛教史研究最重要的階段在鐮倉時代，因此日本學者多聚焦于研究鐮倉新佛教。而直到江戶時代，日本佛教史斷代明顯，近世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明末到清，表面上呈現出一種衰落的情態。傳統亞洲佛教史常將佛教形容為衰落的、世俗化的佛教，并用“庶民佛教”一詞描述其缺乏教義、教理上的突破，又與儒道有強烈融合傾向的情況。

日本學術界傳統強調“純禪”“純凈土”，但這種觀念實際不適用于中國所面對的問題。受日本學界的這些方法論影響，中國研究者往往在學習思考中受到一定程度的局限。前述近世佛教的“墮落論”不僅影響了學術界對其研究的興趣，學者在交流討論中還需不斷為明清佛教的正當性和獨特性進行辯護，廖教授因此提出，需要反省和解決這些觀念帶來的問題。

他指出，所有宗教文學，包括道教、伊斯蘭教等的文學，都必須與宗教實踐相關聯，而非只關注純文學。因此，傳統觀點批評明清佛教“墮落”的前提往往是認為宗教修行的具體實踐被弱化。他以幾個例子作為切入點，討論了近世佛教文學研究的意義與價值，對這種說法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反駁。

廖肇亨以覺浪道盛的《參禪歌》為例，從內容可以看出，明清佛教文學對修行實踐的描述相較于之前更加關注細節。這首詩具有“曹洞土民”家風，語言平實曉暢、注重修行步驟的具體描述，體現了更具平民性的傳播特點。相比之下，《參同契》《草庵歌》等作品具有強烈的文學性傾向，多用比喻等修辭，《參禪歌》一類作品更易為修行者接受，在傳承與實踐中意義重大。接著，提到佛教詩歌作為史料的文獻價值，廖肇亨舉例魯庵普泰所作《王伯安書舍》詩，描繪王陽明在大興隆寺專心讀書的情形，既體現了長輩對晚輩的體貼關懷，也可作為王陽明這一段讀書經歷的實證材料，體現了詩見證歷史的重要作用。

近世佛教文學研究的特色，其一在于具有宏闊的世界圖像。中國文學史上，具有最宏闊世界圖像的就是佛教文學，如《大唐西域記》《佛國記》等傳統佛教文學作品，在西方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到了近世，僧人竺仙梵仙于元明之際前往日本，留下詩作《富士山》作為見證；石濂大汕前往越南會安，在大航海時代西洋傳教士最鐘愛的東亞港口城市留下詩文記錄，成為研究交流史的重要線索，顯示了僧人和佛教文學在文化流通中不可忽視的作用。

第二個特色是其對心靈深度的探索。廖肇亨指出，晚明文人如湯顯祖等人熱衷探討“夢”，其最重要的理論出發點就是佛教。他舉妙峰山祖師徹庸周理為例，介紹了其“夢即佛法”的理論。有人針對《金剛經》六如偈“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所闡述的夢的虛幻性質提出疑問，徹庸周理則對夢進行高度肯定，提出“夢即佛法”，認為夢是“當體覺性”、實存之物，也是廖教授認為的心理學的重要論斷。魯迅曾批評中國文學缺乏心靈深度，而佛教文學恰好可彌補這一空缺。

廖教授進一步指出，近世佛教文學中凈土色彩的加強尤為顯著。凈土法門并非凈土宗專屬，它實際為一種共法，各宗派中均有跡可循。高僧傳記中“行在彌陀”的記載屢見不鮮，亦可見凈土思想已廣泛滲透佛教各派之中。他特別提到云棲祩宏的《阿彌陀經疏鈔》，雖屬凈土文獻，卻大量談論華嚴宗內容，充分體現凈土法門的跨宗派流傳。因此，盡管日本學者常談論“純禪”“純凈土”，強調兩者的對立，但在中國環境中卻呈現禪凈交融、互補互生的境況。

中峰明本《懷凈土詩》中即有“禪外不曾談凈土，須知凈土外無禪”之句，是影響力較大的禪凈調和論述之一。此外，禪宗常用船作隱喻，凈土文學則將“度人舟”的意象充分發揮，如“凈土救生船”的意象、“苦海常做度人舟”的詩句等?！稇褍敉猎姟分羞€使用“熊耳峰”等禪宗典故，表現出凈土對禪宗文學的多方化用。

“凈土文學”的概念與“禪宗文學”一樣，已具備成立條件。廖肇亨介紹，凈土詩不僅已有專門輯錄的凈土詩選集（例如《蓮華世界詩》），更涵蓋《靈驗錄》《往生傳》等小說性敘事作品，戲曲、圖像、俗文學等亦為其重要表現形式，凈土藝術已成為一個普遍的話題。廣義而言，彈詞、觀音寶卷、謠曲；《歸元鏡》、與云棲祩宏等凈土祖師相關的戲曲等，均屬凈土題材的重要組成部分，證明了“凈土文學”存在概念基礎。

蕅益大師所編《凈土十要》，雖理論性較強，但一般民眾的理解難度較高。反之，《樂邦文類》《龍舒凈土》等作品，則更具文學性與通俗性，更易為大眾所接受，這說明在凈土法門的傳播過程中，文學與藝術發揮了關鍵作用，凈土文學因此具有更強的普及性與更高的社會接受度。

為具體說明凈土文學的結構與傳播形式，廖教授又舉出幾則典型例證。明初姚廣孝與楚石梵琦的關系密切，兩人皆為大慧宗杲嫡傳弟子。姚廣孝深受楚石梵琦影響，所編《諸上善人詠》將凈土詩與傳記結合，形成兼具詩歌體與紀事性的特殊文體。其文風近似說唱文學，展現出一定的庶民性特征?！吨T上善人詠》中，昭慶省常、僧雄俊等人物故事情節豐富、敘述生動，這樣的特色在傳播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此外，云棲祩宏的《山居》以“峭似高峰冷似冰”作為自我定位，表達禪宗高潔孤峻、仿若脫離俗世的風格；而推展凈土法門時，則強調“詩之為益于凈土亦大矣”，采用更易為民眾接受的方式，用文藝的方法來進行。

不過，廖肇亨同時也特別提醒，不能將所有戲曲、小說等類型的凈土文學作品視為歷史紀實，其內容也不乏佛教的負面描寫，因此研究中的材料選擇非常重要。

回到“凈土詩”的概念，廖教授接著介紹了凈土詩的成立與流變。大藏經中的早期凈土詩選集《蓮邦詩選》（一名《蓮華世界詩》）為云棲祩宏弟子唐時所編，隨朝鮮傳入日本，現CBETA所收即為日本和刻本版本。另有《如來香》亦為其重要著作。此類文獻顯示，凈土詩已在東亞地區流傳廣泛，形成佛教文學傳播網絡。

宋代為凈土詩發展關鍵轉折期，宋代以后，禪宗祖師一直致力于推進凈土法門傳播。凈土祖師善導影響深遠，后世許多凈土詩都從他的詩句中衍生而來。凈土詩的主要主題集中于生老病死、在阿彌陀佛的本愿力中獲得解脫等議題，體現凈土法門的特色之一，即將短暫的現世歡樂與終極的極樂世界形成對照，因此很多作品說理的性質較強。同時，廖教授認為中國佛教文學乃至中國文學中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即對“罪”和“惡”的感受，其中凈土文學作品中對惡和懺悔的描寫比禪宗文學力度更強。

《蓮華世界詩》作為第一本凈土詩選，對凈土詩進行了大范圍的收集，早期謝靈運、李白、白居易等的詩作均在其中。他們的詩不一定出自深刻的宗教體會，可能是與凈土追尋理想世界的理念相符或進行凈土相關的活動有感。到了宋代，部分凈土詩將傳統詩學的修辭帶入，使詩歌更具有文人的美感。元代的中峰明本最重要的特色則是強調“自性彌陀”，在禪宗和凈土的溝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楚石梵琦為近世凈土詩代表人物，其詩數量眾多、水準較高，是凈土文學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詩人。他與趙孟頫關系密切，曾受其推薦赴北京抄寫佛經并留下《北游詩》，具有重要的文學和史料價值。其《西齋凈土詩》中有“濁惡凡夫清凈佛”之句，也體現了禪宗、凈土文學中對“罪”的重視。楚石梵琦的文學地位獲得了同時代文人認可，如蕅益智旭高度評價其詩，錢謙益在《列朝詩集》中收錄其作，朱彝尊也在《靜志居詩話》中稱贊其詩風。除此之外，曹洞宗無異元來詩中思想也與“凈土外無禪，禪外無凈土”類似，不同宗派間的交流融合可見一斑。廖教授還提供了僅見于日本公文書館藏《雨華集》中的《凈土詩》，為明代中前期的香嚴覺澄所作，說明了凈土詩在海外的流傳情況。

廖肇亨最后總結，凈土文學是否具備作為一個獨立命題的合理性，尚需學界進一步討論，但從現有文獻、歷史流傳與作品體量來看，已具備了較高的研究價值。凈土文學作品往往以樸素語言傳播修行理念，重視罪與懺悔意識；其受禪宗文學的影響頗深，實際并非對立關系，西方凈土與唯心凈土在凈土詩中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調和。他認為，未來還可以收集更多的凈土詩，并對凈土法門的流行中展現出的地域特征進行考察。

分享結束后，陳引馳教授指出，廖教授本次報告自近世佛教文獻的大量出現談起，系統梳理佛教文學研究的發展脈絡，同時也涉及了很多重要問題，如凈土和禪的關系、“自性彌陀，唯心凈土”在詩中的表現、流傳的地域問題等等，內容充實、視野宏闊，使與會者獲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