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實

哈佛大學：處于守勢的帝國

題記：在世界大學里，哈佛擁有無上的財富、權力與榮耀。它不是象牙塔，而是帝國，以知識和思想為權力來源的帝國。它與外面的現實世界較量與合謀，斗爭與妥協，進攻與防守，捍衛精英主義和學術自由。

▲ 哈佛大學校園一角

哈佛學院：貴族與精英

來到劍橋鎮，不由得感到自己得一本正經一點。比如，在電梯里遇到當地人，他們會機械性抽搐般咧嘴，閃現兩排牙，彈簧般復原，瞬間完成微笑、克制、冷漠、彬彬有禮、紳士范兒。波士頓的英語速度極快，還殘存著英式腔調。這樣，我也只好繃著點了。幸好哈佛若干年前就不再要求學生西裝領帶皮鞋了，免了著裝煩惱。

或者，是哈佛校園和它周邊那些殖民風格或新古典主義的建筑、羅馬式的公共大廳和哥特式的教堂，還有爬滿常青藤的古老紅磚墻，把上了年頭的時間凝固成老者的威嚴感，讓我被看不見的先輩和無法描摹的傳統攝了魂魄。即使是在哈佛最躁動叛逆的1969年，激進抗議的哈佛學生在占領哈佛主樓后，曾有示威者問，是否要砸掉文理學院院長的辦公桌，也立即有人站出來反對：“絕對不行。那可是查爾斯·艾略特先生（100年前的老院長）用過的。”今天，教育日漸被理解為一種消費和服務，大學生也早已不再輕易接受教師的訓導。但在哈佛，人總會收斂一點。

在哈佛的十來天里，我常在以哈佛廣場為中心發散出的小街上溜達，會有些不經意的符號，泄露出劍橋鎮的崇古心理。“劍橋”和“牛津”的街名，就已經夠懷舊了。而那些在別的州難覓蹤跡的皮鞋修理店、皮革打理店、擺放著焦油肥皂和雪茄的禮品店，總之，老玩意兒，就如地毯的線邊一樣，暗示著出沒于此的一些人的品位與生活方式。

上世紀30年代，當哈佛從一個新英格蘭地區的學院變為一所真正的大學時，哈佛本科生院的社會地位很貴族化，它掌握在波士頓的銀行家、律師或政治家族手中，不以嚴肅的學術聞名，而是世俗名利場。當時哈佛的教師很多是社會名流：他們首先是一名紳士，其次是一個教師，最后才可能是一位學者。學生絕大多數來自新英格蘭與紐約，或是住在哈佛“金色海岸”（比如，亞當宿舍樓）豪華公寓里的富家子弟。學院教育是閑人雅客式的，比如學習古典的拉丁文和希臘文，體驗學問的旨趣，熏陶審美和心靈。

即使今天的哈佛已是世俗化的平民精英大學，這一古老的身份仍隱藏在哈佛校園里，不時與你邂逅。有一天，即將結束“大一”的哈佛本科生薛晴（化名）帶我們去桑德斯劇場旁邊的安納伯格大廳（Annenberg Hall）吃早餐。我對桑德斯劇場并不陌生：它的圖像早已被現代媒體大規模地傳播——360度環繞的三層觀眾臺，泛著古舊木頭光芒的大廳，已隨著邁克爾·桑德爾正義公開課的全球傳播被大眾所熟悉。但安納伯格餐廳很低調。我們早到了些，沉沉的木門上貼著標語：非請莫入，請尊重隱私。只有本科生是這里的主人，研究生進不去。一位胖警察把我們擋在門外，直到薛晴來，亮出學生證，我們作為她邀請的客人才得以進去。當9000平方英尺、如哈利·波特魔法學校般宏偉的大廳迎面而來時，我在古老的彩繪玻璃窗和輝煌的吊燈間看到了身份飛舞的幽靈。還有什么比私密性和排他性更能塑造優越感的？

放眼大廳，圍成一桌桌的年輕人正在低聲而熱烈地談論著什么。據說新生飯堂里龐雜繁復的派系比高中只多不少，落座何處也事關歸屬與身份問題。一位哈佛學生在她描述校園生活的《哈佛日記》里如此建議道：“你該自問：我高考考了幾分？答案會幫你在飯堂里選個合適的位子：跟體育生（低分的）、機會均等行動計劃受益者（低分的）、貴族（低分，但投了大筆贊助費）、學識精英（高分、沒贊助），或是亞裔、印度人（幾乎滿分的）同坐。”在沒有固定班級的哈佛學院，食堂與宿舍就是固定的社交場所了。薛晴迅速吃完早飯，留下我們，告辭離開，很匆匆。她說，她趕一門課。她不熱衷社交，學習努力，聰明，求知若渴，絕對的學識精英。曾有一位斯坦福教授告訴我，斯坦福人偷著使勁兒，哈佛人卻生怕別人覺得他不夠忙。我試圖跟長桌對面看資料的女孩兒搭訕，她似乎被外人的闖入和意外的即興冒犯了，說，對不起，我感到不舒服。

到處都不缺乏身份的符號：那些分布在哈佛校園和查爾斯河之間的英格蘭古風、以波士頓顯赫家族或哈佛校長命名的本科生宿舍樓——新喬治亞風格的洛厄爾樓，維多利亞風格的亞當樓，劍橋牛津建筑翻版的艾略特樓，古典主義的科爾克蘭樓等等。這十幾棟宿舍樓，百年來早已形成各自的傳統：洛厄爾的清晨華爾茲舞會、星期四下午茶、年度戲劇節和春季酒神會；亞當的體育賽事和學生運動，萬圣節化裝舞會，冬季盛宴和藝術展覽；艾略特有“預科生（主要指波士頓和紐約的幾所貴族私立高中）樓”名號，社交精英聚集之地，“比哈佛還哈佛”，以冷漠、勢利、假知識分子和俱樂部聞名；科爾克蘭的文化藝術節，紅酒交流會，案例模擬和周日點心會；丹斯特樓則被稱為“哈佛保守主義和漠視主義的最后堡壘”。上世紀初，勞倫斯·洛厄爾校長把哈佛學院的教育定義為培養學生的社會適應能力。在洛厄爾看來，日后投身學術生涯的是少數，不應“將學生緊縮在知識探索的監牢里”，導致為“學術探究”付出“社會代價”。在哈佛，學生宿舍制不是為學術交流，而是為社會交往創立的。

我很想去這些傳奇的宿舍樓里看看。從一些電影里窺到過，古舊豪華，單雙人間、客廳、沙發、室內衛生間、活動室、庭院，很奢侈。所幸，戲劇票給了我們入場券。4月一個周六的夜晚，我們去洛厄爾樓看《仲夏夜之夢》。為了慶祝宿舍樓75周年，洛厄爾樓管會花了2萬美元，用洛厄爾自己的樂團，制作了這臺經典劇。從帶藍色圓頂的哥特式鐘塔下、中世紀般的石拱門進入，便是寬闊的中庭院落了，草坪四周圍合著三四層高的宿舍樓，一水的紅磚墻，屋頂閣樓的斜坡上垂直支出來方正的磚砌小天窗。宿舍樓入口的告示欄上，最顯眼的是富布萊特獎學金發動申請的號召，貼滿了獎學金生在泰國、中國、印度、巴西的異國照——哈佛全球化戰略的成果。舞臺設在平日的宿舍樓餐廳里。移走了餐桌，碩大的空間能搭建兩層的舞臺布景，還能放下樂池和大約300張觀眾椅。座無虛席，前排是貴賓。美妙的歌劇把觀眾漸漸帶入圖書館，然后帶入森林，最終帶入夢境。這是一場精致的表演，連每個角色出場都很精心，伴著詮釋他性格特征的音樂。一想到我是在觀看一場大學宿舍出品的戲劇，而不是坐在國家歌劇院里，便對哈佛的“一流”有所感悟。

歌劇結束，從洛厄爾樓出來，與一排魚貫而入的女生在拱廊里擦肩而過。白天青春氣的哈佛在夜幕里換了妝容：長發盤起來，素面描畫得嫵媚，規矩的羽絨服換成時裝外套，膝蓋以下露出裙擺和絲襪，高跟鞋踢踏，夜色蕩漾。我想起電影《社交網絡》里坐著“老男孩”貴族俱樂部的大巴車，受邀而至的美女，在“終極俱樂部”的私有樓宅前翩然魚貫而入。洛厄爾樓出來幾步路，就是八大“終極俱樂部”之一的“飛行俱樂部”。周六，正是聚會時間。美國國旗在羅馬式門廊外飄揚，室內歌舞升平，大門掩著，私家護衛站在門廊臺階上。我仿佛已經嗅到了里面酒精與激素的氣味。哈佛校方曾試圖把這些私產收購了，最終沒搞定，禁酒令也沒法執行。

“烤豬”、“蜜蜂”、“鳳凰”、“德爾菲”、“貓頭鷹”，這些鐘愛動物名的俱樂部，是哈佛學院的貴族社交圈：男性，出身世家，有權，富裕，人脈深廣，排外，私密。它們是頂級名利場。被相中的高年級學生會被“拍肩膀”，經過篩選，新會員會收到古希臘或拉丁古文封印的手寫邀請函。哈佛畢業的美國保守派作家羅斯·道特哈特（Ross Gregory Douthat）在他的回憶錄《特權：哈佛與統治階級的教育》中寫道，這些俱樂部奉行嚴格的貴族等級秩序，“非會員男性被分流到地下室里，喝桶裝啤酒，競爭派對上外貌相對差一些的女性。但若是‘貓頭鷹’、‘蜜蜂’、‘飛行’的盛大節日派對，連最有魅力的姑娘都得爭寵了”。

現代哈佛，最初那批崛起的知識精英也在這些俱樂部里獲得了地位，比如“烤豬”里的保羅·尼采家族。當初是他們，把一批有學識的年輕人帶入了國家的貴族權力圈，從此為各階層智識上卓越的精英開辟了成為統治階層的通道。今天，終極俱樂部的成員更加多樣，家族背景從曼哈頓上西區的“老錢”、猶太律師、非裔新貴、大使子女、印度醫生、亞洲大腕兒，到王室后代，不一而足，成為全球統治階級的青年社交圈。

富蘭克林·羅斯福曾說，未能進“烤豬”俱樂部是他一生最大的遺憾。連亞蘭·索爾金也忍不住把天才馬克·扎克伯格創立Facebook的動機之一編設為想進“烤豬”和“鳳凰”。大約80年前，哈佛校長詹姆斯·布賴恩·柯南特決定根據個人天賦，而不再是出身來選拔哈佛學生。哈佛由此創造了一個知識精英階層，擁有智力天賦和創造力的年輕人從此得以與擁有財富、權力及人脈的社會貴族階層分享權力。無論是精英還是貴族，對雄心勃勃的哈佛本科生來說，加入那些象征著社會上層的隱形俱樂部，是大學里的終極成就。

▲ 哈佛中心校園

分數貶值：象牙塔內外

對哈佛人來說，課堂意味著什么？

在離哈佛校園不遠的一棟小樓里，我見到哈佛《深紅報》的主席羅伯特·薩繆爾斯（Robert Samuels），有紳士范兒的帥小伙。這份歷史悠久的報紙是哈佛最重要的記錄者，任何版本的哈佛史都會引用它。這幢產權歸報社所有的三層獨棟，財政上獨立于校方。在第二層的編輯室里，薩繆爾斯指給我看墻上排成一圈的肖像漫畫，那是歷屆《深紅報》美編的作品，人物是每一任的主席。他不動聲色地指著其中一幅說：“那是我，旁邊那幅是我哥哥。”我環顧一圈，認出其中一張熟悉的肖像，富蘭克林·羅斯福。

薩繆爾斯在一樓的辦公室很寬敞，老板桌、高背大皮椅，墻上貼著《深紅報》創刊號的海報。他把午飯打包回來的飯盒放進冰箱，沙發上還扔著一箱可樂。他說，他有時吃睡都在辦公室。我問他一個星期花多少小時在“深紅”，他的回答讓我吃驚：80—100個小時！也就是說，“深紅”就是他沒日沒夜的大學生活。除了報道哈佛體育新聞，他對《深紅報》的管理和經營負責。編輯兼總裁朱莉·趙茲莫（Julie Zauzmer）向我確認，“深紅”的管理層基本都要付出這么多時間。

我很難想象，他們如何完成學業。朱莉告訴我，在她的大學生活里，“深紅”比課堂重要。她第一學期的成績很優秀，改變她大學生活軌跡的，是2009年發生在科爾克蘭宿舍樓的一起槍擊案，“毒品，謀殺，性，所有戲劇的元素，復雜的故事”。她不僅報道了這起槍擊案，而且全程跟蹤了對謀殺嫌疑人的審訊。“每天早晨9點到下午16點，三個星期，來回一個半小時公交車，逃了很多課。”但整個審訊過程讓她感到有趣和好奇。“直到今天我仍覺得，最后被判一級謀殺的那個人，并不是三個嫌疑犯中扣動扳機的那個人。法律和技術上的嚴格程序與常識的判斷為什么會產生這么大的偏差？”她無法抑制深入調查這件事的沖動，她說，“那時，我意識到，我想當個記者。”

不久，即將轟動美國的亞當·惠勒造假案開始浮出水面。惠勒是轉校來哈佛的本科生，被曝申請時的成績單、推薦信、論文等全是偽造和抄襲。《深紅報》讓朱莉寫一篇封面報道，她花了很多時間深入調查，最后出版了一本書。朱莉說，她本想在完成這些報道后就回到課堂，“但轉身時發現，兩年已經過去”。

我問朱莉，在遇到報道中的問題時——比如法庭審判中的法律程序問題，采訪和寫作中的技術問題等等，她會向誰求教。她說：“‘深紅’是我的課堂，它聚集了一群從美國最牛的私立預備學校校報出來的編輯，他們教會了我很多。”她還會給波士頓地區的律師、記者打電話，給哈佛校友寫信，向他們詢問專業上的問題。我問她，是否向教授咨詢問題。她說：“很難想象會向他們咨詢問題。我會采訪他們，他們是我的消息源，但哈佛沒有新聞系。”

今年夏天，立志成為記者的朱莉獲得了在《華盛頓郵報》實習的機會。她并不特別需要一份漂亮的成績單，她的職業生涯正在展開。而薩繆爾斯告訴我，他打算進入咨詢行業。華爾街投資銀行和咨詢業，是哈佛本科畢業生的首選去向，因為它們最賺錢。從哈佛輟學的馬克·扎克伯格去了硅谷，要不然哈佛畢業生又多了個新去處。

如果我們的聊天能無止境地進行下去，我最想與薩繆爾斯和朱莉分享的哈佛見聞，也許是課堂的精彩。

▲ 哈佛校區內某教學樓閱覽室一瞥

一個周三的下午，我跟隨徐淵（化名）走進費正清中心地下一樓的多層環形教室。這種空間呈漏斗狀的教室專門用于案例教學，便于討論：講臺就像四面環山的盆地底部，多排座位自下而上變得開闊，可容納60人，每個座位上都貼著學生的名字。徐淵是哈佛非洲研究系的博士生，這是他到哈佛的第三個年頭。來到哈佛前，他拿到了早稻田的博士學位。作為研究型大學，哈佛教授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和發論文上，講課之外的教學事務都由博士生助教來做。這是哈佛獨特的助教制度，向研究而不是教育傾斜。徐淵是文理學院前院長、知名漢學學者柯偉林（William Kirby）的助教。柯偉林這學期上一門叫“在中國做生意”的課，第一次把商學院的案例教學法用于本科生課程。

今天柯偉林講的是魯冠球的萬向集團。與所有哈佛課程一樣，學生來到教室前，早已應該讀過了課前資料，幾十頁不等，老師則以蘇格拉底式的對話方式，不停拋出一環扣一環的問題。

“公社農機廠是哪一年創立的？”

“中國處于什么歷史時期？”

“‘文革’時期為什么可以集資建廠？”

“那時對它生產的零部件萬向節有需求嗎？”

“他是怎么賣出去的？”

“為什么美國通用汽車公司會找到他？”

“企業的關鍵崗位有什么重大的人事變動？”

“家族為什么對中國企業很重要？”

沒有哪個問題拋出后，沒有人接招，有些手幾乎一直在舉。有些回答偏了，柯偉林稍加點撥，就會得到修正。1個半小時，20至30個問題在空中來回拋接，極少落地。徐淵坐在后面，記錄每個學生的表現。快到下課時，萬向集團已分析透徹，柯偉林播放了一張他與魯冠球在萬向集團大樓前的合影。柯偉林做中國研究，就與中國建立很深的聯系，這也是哈佛文科教授的共同點。哈佛學生在課堂上接觸到的有關中國的知識，很多是鮮活的一手材料。我還在肯尼迪政府學院旁聽了一節關于美國政治的小型討論課。授課人是CNN的知名政治記者約翰·金（John King），開場發言的是前駐華大使、猶他州州長洪博培，通過Skype視頻客串的是佛羅里達共和黨戰略策劃師。哈佛的課堂是觀看真實世界舞臺劇的貴賓席。

柯偉林的課結束后，徐淵在大廳的沙發上坐下，給幾個學生答疑。他還負責給他們的論文和考試評分。

我還記得一個陽光的午后，在他的公寓里，他從盯了很久的電腦前起身走進客廳，木地板在腳下輕輕地嘎吱作響。他在窗戶邊可以前后輕輕晃動的沙發上坐下，兩手交叉放在腹前，閉上眼，輕聲嘆了口氣。他告訴我，他正在給本科生改作業，突然感到有些沮喪：“他們為什么比我寫得還好？”我理解他那聲輕嘆的含義。哈佛夢實現了，有時卻難免自我懷疑。對于一個將以學術為業，并為之付出多年時間的人來說，在智力和學識上受到挑戰，無疑是消磨自信的打擊，更何況，挑戰者是并無學術志向的、在學術營盤里摸爬滾打一番后就會奔向現實世界的年輕本科生。

徐淵有時會在看書間歇的時候研究一會兒美股，有時和朋友談論一下經濟形勢，看看有什么理財之道。去年他在劍橋鎮買了間公寓，最近升了值，他感到滿意。馬克斯·韋伯和純粹為學術而學術的洪堡式大學已成為過去。走在通往哈佛的林蔭小徑上，徐淵有時會愉悅地暢想，畢業后在離家很近的那所不知名的學院謀個教職，未來，在波士頓的郊區買個別墅。對平民精英來說，這是個理所當然的、美好的生活夢想。他對學術有真誠的熱情，但也必須生活于現實世界。

在接連出現幾篇漂亮的本科生論文和連著給出幾個“A”后，他有疑惑：如果無法保證智識上的絕對優越和不可替代，精英如何用唯一的資源——知識，與象牙塔外的社會權力平等地交換？進一步的困惑是，現在，當下，以學術為業，特別是以人文領域的學術為業，價值多大？更進一步的追問則讓人憂心忡忡：大學作為庇護精英的知識機構，還能抗衡外部世界貴族式權力的侵蝕嗎？象牙塔的堡壘最終會被攻破嗎？如果那些并不把學術太當回事兒的本科生只能得B，甚至C，危機就不會發生，學位的門檻仍能阻擋現實世界的攻勢。但悖論是，如果本科生院的學識水平未能逐年提高，大學作為知識傳承和推進的機構，難道不是無能嗎？而且，哈佛不是號稱自己招收的是最聰明、最具學術潛力的學生嗎？更何況，誰愿意花高昂的學費，來一個知識機構購買糟糕的成績單呢？

▲ 哈佛每年有9000多名來自世界各地的教授、學者，教授俱樂部是他們聚會的地方

“深紅”本科生與徐博士的對峙，讓我想起了哈佛曠日持久的關于“分數貶值”的爭論。

2001年夏天，《波士頓環球報》刊登了一篇文章，題為《哈佛靜悄悄的秘密：分數貶值》。2001年6月畢業的那屆本科生，91%獲得了“畢業榮譽”，而在上世紀50年代，這個比例還不到40%。媒體評論說，“哈佛榮譽學位淪落至中等水平”。其中，貶值最厲害的是人文學科，分數超過了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學生的成績。而在理工科為主的麻省理工，卻沒有分數貶值問題。從此，哈佛開始了無休止的分數爭論。

為什么“分數貶值”引人關注？從大學之外的世界來看，它意味著什么？回答這個問題，需要簡單追溯到80多年前的柯南特校長時代。

柯南特當校長時，哈佛是一個貴族統治的大學。學生拿一個“紳士C”的學分就行了，他們知道，他們的未來取決于家族財富與人脈，與學分高低關系不大，大學不過是個確認貴族地位的橡皮圖章。柯南特并非嚴格意義上的波士頓人，也不來自顯赫家庭，他是位有天賦的化學家，工業革命大大提高了科學家的地位。他就任時，還向前任校長、上層家庭出身的洛厄爾問自己的薪水。洛厄爾說，不知道，我都是把這筆錢用來補貼學校的。當時有哈佛校友八卦，柯南特的日子不太好過，洛厄爾留下偌大的校長樓，他的舊家具只填得滿三間屋。

但柯南特很有遠見。他第一次確切地回答了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好的大學應該是什么樣子的？他并未像他的同輩大學校長那樣，僅僅是保護傳統，而是試圖建立一所前所未有的“精英型”大學。柯南特的“精英”與我們的“賢人”很相似，指那些在學識、能力、性格和道德上卓越的人，而無論其出身。這在哈佛歷史上是革命性的。哈佛教育學院老院長、教育史家帕特西亞·格雷厄姆（Patricia Graham）告訴我，柯南特相信，有天賦的人平均分配在社會經濟的各個層面——不僅是新英格蘭，也包括中西部各州；不僅是私立預備學校，也包括公立學校。而天賦與教育資源之間的不匹配，往往是經濟和地理障礙造成的。如果大學的使命是推進知識進步，那就要把這些有天賦的人吸納進來。

兩個制度促成哈佛轉型為全國性的平民精英大學：全美獎學金，吸納全國經濟資源處于劣勢、但有天賦的學生進入哈佛；堅決用系統的智力測試法尋找和測試天才。通過大學入學考試，柯南特在社會與經濟優越感所構成的等級之外，建立了一種新的自尊——學術與智識的優越。貴族城堡降下了它的吊橋，被城池隔閡的大眾精英得以進入大學。可以說，分數作為“鑒別卓越”的標準，構建了整個知識精英階層。大學成為新時代的地位象征，它替代了過去的紳士階層。

這就是為什么“分數貶值”對哈佛很重要的原因。一旦失去了“鑒別卓越”的信用，精英階層也將逐漸瓦解。分數是知識機構唯一發行的價值尺度，衡量知識與外部現實世界進行資源交換的地位；它的標準越嚴格，知識的權力就越堅挺。它是一只大學與外部世界關系的風向標，顯示著庇護知識精英的機構——大學，在與外部世界權力較量中的進退。

“二戰”后的20年，人們相信知識的作用，熱烈地追求知識，哈佛是世界新思潮的中心。上世紀60年代的反智運動后，知識不再被信仰，學生不再聽從教師和大學的教導，分數也從那時開始貶值。而今天，知識機構正被資本與消費主義所侵蝕，成為一件提供擺渡到現實世界服務的消費品。在哈佛學院，學生們一學期學術熱情最高的時候就是開學的選課周和期末的考試周。“（除此以外的其他時間）還有很多別的事要做——俱樂部聚會、課外活動、暑期實習。我和我的同學有意識或無意識地相信，課堂只是另一個美化簡歷的機會，是一個集齊學分和推薦信的場所，這些東西會把我們送進人生下一站。”一位哈佛畢業生如此寫道，“當投行與咨詢公司的招聘者向未來的統治階級布道獲取巨富的‘圣經’時，我想，人文學科教育的內在價值已經貶到了最低點。很多教授直覺地意識到，課堂外真實世界所發生的一切，比課堂里正在進行的要重要得多。”

80年前，柯南特離任去當美國駐德國高級專使時，他在日記里寫道：“天知道！但至少不會是在這個位置上了。”酸酸的離別話語，映射了他把學識精英拉入統治階層的艱辛。他也許未曾料到，80年后，哈佛歷史最悠久的人文學科領域，卻成為帝國最先淪喪的疆土，“紳士C”變身為“精英C”，在哈佛轉世復活。不同的只是，已頗具服務意識的大學決定，何不皆大歡喜地給只需“精英C”的學生們一個“A”，好讓他們走出校園時，更有市場競爭力。哈佛不一定能讓學生感到開心，也不一定會讓世界變得更美好，但關鍵是，哈佛讓他們在各個領域處于世界之巔。現代社會里，這意味著財富——然后，他們能夠反哺哈佛，幫助哈佛保持頂尖地位。

▲ 哈佛學生合唱團在桑德斯劇院演出

真理：攻守之間

教授俱樂部是學者們聚會的地方。哈佛每年有9000多名來自世界各地的教授、學者。哈佛的地理疆域接近200萬平方米，一年支配的財政和基金收入接近400億美元，巨型遼闊，上百個學術機構構成城邦似的自治的復雜系統。最優秀的知識創造者都普遍奉行強烈的個人主義，各自孤立，哈佛的巨型則加劇了這種分散和自主。來到哈佛，我迅速感受到它一盤散沙的原子狀態。俱樂部是為數不多的、能看到有形的“學術共同體”的地方。

一天晚上，在哈佛訪學的外交學院院長秦亞青在俱樂部與幾位中國學者吃飯。跟隨他進入，大廳的壁爐前坐著位教授，正陷入沉思，另兩位坐在圍成一圈的沙發上看報。旁邊的會客廳里某個沙龍正接近尾聲，手持香檳聚成一團團討論的人群正散開，筆挺的西裝間夾雜著年輕的牛仔褲和球鞋，那架施坦威三角鋼琴做背景，很像幅油畫。進入餐廳，在長桌坐下，杯酒間，學者們的討論從金磚四國組建銀行開始，再到中美關系，又進入到中西文化的對比，天馬行空。席間，漢學家包弼德（Peter K. Bol）從另一桌起身走來，與秦亞青握手寒暄，談談彼此最近的學術興趣。

放眼望去，每一桌的學者們都在興致盎然地交談，餐廳里氛圍熱烈。我開始想象，從門口走進來一個約翰·納什似的人物，所有人都停下來，拿出別在西裝上衣兜里的鋼筆，整齊地放在桌上，齊鼓掌，向杰出的學術成就者致敬，這是在孤獨中追問真理的人的集體儀式。在本科生院，精英與貴族共存；但在以研究生院和教職人員構成的知識機構內部，哈佛自由的學術氛圍對全世界的學者都有強大的吸引力。秦亞青說，在這里，他感到精神上的舒展。

凝聚松散哈佛的靈魂，是它對學術自由的追求。在哈佛，幾乎所有學術型學者對于同行的尊重和知識的熱愛，超過了對其他任何事情的關心。一位即將從東亞系畢業的博士生告訴我，在哈佛，無論你多么顯赫，來自什么世家，只要一談到學術問題，立馬所有人的姿態都放下來，完全平等地探討。對以學術為業的人來說，唯一激發敬意的是智識上的成就。這位博士生已經在哈佛待了8年，8年來，他想還原王安石變法的歷史。為此，他要穿越漫長的中國古代史，去找尋通向北宋那個具體人物和歷史事件的時空和精神路徑。

我能看出，他樂此不疲，很安心。在研究生院的食堂里，他興致勃勃地與博士生同學分享昨晚在網絡圖書館的新發現。8年前，他與他的導師——大師級人物馬若德（Roderick Mac Farquhar）探討學術問題，兩人一拍即合；8年里，馬若德一直給他持續的、無條件的學問幫助，從未催促他。我問他，有沒有感到過到外面世界去的沖動？他說，學以致用，終究要在真實世界實現所學的價值，但探尋萬物運行規則的“道”的路程很漫長。不久前，一位國家領導人曾邀請他寫過一篇有關政治改革的報告，他相信知識的力量，但必須以赤誠之心對待。

正是在從事知識生產上，哈佛確立了它作為知識帝國的獨立威望，哈佛崇高的聲譽最終來源于其強大的學術研究能力。它奉行殘酷競爭的徹底精英主義和個人主義，年輕學者們會發現，他們處在“非升即走”、“不發表即死亡”的叢林社會中，必須以卓越的學術成就求得生存。他們有深深的孤獨感與壓力感，哈佛的研究生/博士生自殺問題與本科生一樣突出。但它也以最優越的學術自由制度，保證處于精英頂層的最具學術潛力、最優秀的學者，能夠不受任何外界壓力地自由研究。哈佛昂貴的終生教職意味著，沒有經濟困擾，也沒有被解雇的后顧之憂。

但這個知識帝國的內部體系，正在發生巨變。走向現代的哈佛有時會與傳統劇烈沖突。

在拉德克里夫學院的講堂里，我聆聽了一場著名傳記作家沃爾特·伊薩克森（Walter Issacson）的演講。他是哈佛歷史系的畢業生，為愛因斯坦和喬布斯寫過傳。哈佛很捧場：現任校長德魯·福斯特（Drew Gilpin Faust）和她的丈夫查爾斯·羅森伯格（Charles Rosenberg）都來了，坐在第一排，伊薩克森正是受他們邀請來的。福斯特本人是研究美國內戰的歷史學家，而羅森伯格是研究醫學史的科學史學家。坐在前排的還有好幾位哈佛歷史系的科技史學者。可容納300至500人的大講堂座無虛席，不僅因為伊薩克森的名氣，更因為科學史在哈佛的顯學地位。科學史是歷史學的明珠，是歷史學最堅固的堡壘。

伊薩克森說：“在哈佛，我一開始學的是文學史，我想尋找探索人的創造力的道路。但隨著我的成長，我明白，科學史才是通向理解創造力和想象力的應用的唯一正確道路。”他說，當他開始寫基辛格傳時，“在《時代》的檔案館里，我發現了基辛格的一段話。他在日記中寫道，當我還是哈佛教授時，我一直以為，歷史是某種偉大力量推動的，但當我參與到歷史進程中近距離觀察時，我發現了個體性格的力量。歷史是在這些個體互動中創造的”。伊薩克森說，后來，通過探索愛因斯坦與喬布斯，他發現了科學共同體互動的力量，從而找到了理解科學史的路徑——“協同創新”。他調侃說：“今天來演講，我在麻省理工與哈佛交界的一個路口遇到一位麻省老友。我們站在那兒交談時，我在想，這會不會是麻省與哈佛融合的開始？”

講堂里爆發出笑聲。這笑聲是種否定，潛伏著哈佛人的身份焦慮。麻省人都住在以數字編號的宿舍樓里，氣質嚴謹。僅一條查爾斯河之隔，百年來，麻省與哈佛的學者基本不互相流動，有互不挖人的君子協定。麻省不是哈佛，哈佛也不是麻省。人人都清楚，20世紀末，科學占據了哈佛大學的中心，科學史之所以成為顯學，是因為它與科學結盟；但潛意識里，哈佛更愿意在歷史學這種學科里找到傳統的榮耀和身份的認同，而不是數學。

20世紀末，科學通過與外部世界的資本聯合，高速壯大。1974年，當哈佛醫學院第一次與孟都山公司簽署合同以獲得研究資助與設備時，還必須完全秘密進行。但經歷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哈佛以專利使用權作為股本，投資合資公司的浪潮后，產、學、研綜合體已初具規模。今天，哈佛有很多“教授企業家”，他們不但兼任公司董事和顧問，而且實驗室也得到工業企業資本的支持。年老一代的物理學諾貝爾獎得主，如艾德沃德·普塞爾（Edward Purcell），在年齡很大的時候仍堅持給本科生教學，年輕一代的諾獎獲得者進入公司則不是什么新鮮事了。“知識市場”已根本改變了知識的生產模式和效率，對科學的探索不再出于純粹的好奇心，而是為了滿足市場的需求。

1979至1991年間，德雷克·博克校長以一系列公開信和演講號召哈佛“為社會服務”，象牙塔精心與社會保持的距離模糊了。博克推行世俗化的動機，來自于回應當時校園里的政治運動，比如，種族和性別問題，但它的影響卻溢出到了整個知識領域。博克說，“大學不是象牙塔”，“除非社會贊賞大學所做出的貢獻，否則社會將繼續削弱大學的社會地位，將其看作另一利益群體，逐漸減少對大學的保護和支持，而這恰好是大學維持其卓越地位所必需的”。定義哈佛大學與外部世界關系的邏輯發生了根本的改變：傳統的哈佛曾以發展知識為唯一使命，與現實世界劃清界限，以精英反叛貴族；而現代的哈佛，則以已經建立起來的知識階層的身份，尋求向社會回歸。

▲ 哈佛教育學院老院長、教育史家帕特西亞·格雷厄姆

科學在與外部世界的聯合中發展了自己。它探究事物與自然律，而不是人與社會，追求絕對真理，具有天然的知識上的獨立性。一些社會學科也發展了自己。201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是哈佛商學院的教授埃爾文·羅斯（Alvin Roth）。羅斯的貢獻不在理論上，而在應用。他所建立的腎臟捐贈分配系統是為了解決美國上千名患者因腎臟器官短缺而死亡的問題，因為患者與器官捐贈者的血型匹配效率太低。而學校匹配系統是為了保證學生，特別是相對貧困、附近學校較差的孩子，能有機會選擇合適的學校，因為在紐約這樣的城市，資源并不短缺，但因為地理和經濟條件的限制，卻無法實現最佳的教育資源配置。羅斯的經濟學有高深的算法，卻散發著塵土的味道和社會關懷。打電話給他時，他正沐浴在加州的陽光里。2013年，他去了斯坦福。他告訴我，“經濟學是關于真實生活的學科，它應該介入日常生活”。但他仍然把自己視為一個真正的學者。他以非常平靜的語氣告訴我，接到獲獎電話，他說，好吧，謝謝！然后他所做的事情是，繼續喝完杯中的咖啡，開始工作。他不躲避公眾的關注，他覺得諾貝爾獎帶給他的好處是，讓人們關注他所開創的新的知識體系——市場設計，經濟學的應用分支。應用，已經在知識體系的階梯上站穩了腳跟。它在被外界利用為工具的同時，也自我拓展了知識的疆界。

與這些學科相對的是，人文衰落了。它也試圖改變與外部世界的關系，結果，它在世俗化的過程中喪失了成其為它自己的東西——有厚度的情感、道德、審美、精神，以及最重要的獨立性。一個很有諷刺性的例子，就是校園里的“政治正確性”。20世紀六七十年代爭取黑人與婦女平等權利的政治運動沖擊了校園。1972年，一群黑人學生占領了校長辦公室所在的馬薩諸塞樓，要求哈佛退出海灣石油公司的股份。海灣石油公司在安哥拉有業務，而安哥拉當時還處在葡萄牙殖民統治下。哈佛只有0.3%的股份，但在道德上，持股權卻成了博克任期內無休止的漫長爭論。最后的結果是，作為妥協，校園里的思想和言論在一些問題上不得不勒住自己的喉嚨，這就是有點陰陽怪氣的“政治正確性”。20世紀80年代，哈佛做了一項有關招生的秘密研究。結果發現，黑人和女性在學術上的表現與他們測驗成績所預示的程度一樣差；研究還發現，“贊助性行動”反而會給少數族裔帶來不良后果。但哈佛用強行的行政控制，阻止了研究結果的公開。

但哈佛就是哈佛。在斯坦福，人們能露骨地說，他們來到大學的目的是為了與資本匯合，創立企業。但在哈佛的語境里，它對精神上古老的故鄉仍然有無法割裂的眷戀。知識市場化總或多或少意味著“受到外部世界的誘惑”，學術企業家、媒體學者和兼職顧問并不像在斯坦福那樣理所當然，他們被有些人視為“失去了靈魂”，“核心消失了，外部關系迷霧重重”。其實，這是因為，曾經能夠為科學文明發展指明方向的人文學科，陷入了自我認知的混亂。只有批判是僅存的力量，卻無力建構新的思想。

但哈佛仍是哈佛。2001年上任的校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曾試圖把哈佛改造成更接近麻省的樣子，最終失敗了。薩默斯出身學術世家，是個堅定的精英主義者，曾官至美國財政部長。他印在我腦海里的形象，是一個西裝皺巴巴、頭發亂蓬蓬、沉浸在思維樂趣里的天才。他是知識尊嚴的捍衛者。他明白，一流的研究才是事關哈佛存亡的大計，哈佛的所有權力與榮耀都來源于它“思想帝國”的地位。為此，他要全力壯大科學——最具知識生產力的城邦，給這些院系最優厚的資源，并為他們在查爾斯河對面的阿爾斯頓大規模興建科研基地。他明白，那些具有知識密集性、必須經過長時間艱苦訓練才能掌握的知識體系，將日益壯大興盛；而人文學科的城邦防守薄弱，最易失守。事實是，與科學聯姻的人文學科都獲得了更高的地位（比如科學史），社會學科也不例外（比如計量經濟學）。他敏銳地看到，“哈佛已經錯失了網絡時代開疆拓土的機遇（硅谷在斯坦福），必須準備好在生物醫學領域抓住未來”。

放在麻省或斯坦福，薩默斯也許會被視為一位杰出的校長，但在哈佛，情況更復雜。薩默斯的執政加深了帝國內部的分裂，一批哈佛曾引以為傲的明星學者——非洲研究系系主任柯奈爾·韋斯特（Cornel West），非裔教授、知名的公共知識分子亨利·蓋茨（Henry Louis Gates），文理學院院長柯偉林，哈佛學院院長哈里·劉易斯（Harry Lewis）等等，紛紛因與薩默斯理念沖突離職或出走。在學校資源朝科學院系傾斜、大規模興建科研基地的同時，校長掌握的資金越來越多，文理學院和許多人文專業的財政資金被大幅壓縮。薩默斯的知識達爾文主義給人的感覺是，梵語系、斯拉夫語系，以及社會學的很多小分支學科，已經沒什么存在的必要；而科學與經濟學——資本最青睞、在市場中最有用的學科，才是霸權學科。在一些人文學者看來，薩默斯不是學者，而是一個帶著政界和商界行事風格的集權者。

哈佛有它的規則。2006年，在一次學術討論會上，薩默斯提出理論假設，女性之所以在一些學科領域人數較少，可能是因為數學的先天能力較差。作為經濟學家，他非常學術地說：“無論研究方法有何不同，有比較清楚的證據表明，女性和男性的人口標準偏差和變異性有所不同。所以，如果男女的平均能力相同，那可能在數學能力上，居于頂端水平的男性比女性多。”他沒有說完的是，從統計意義上，這也意味著，在底層水平，男性也比女性多。媒體立即過度反應，將這句話解讀為“歧視女性”，薩默斯踩到了美國“政治正確性”的雷區。令人驚訝的是，哈佛的學術圈也對他真正說過什么毫無興趣，也沒有打算以校園內學術討論的言論自由規則來對待這件事。與他一直處于沖突中的文理學院對他投了不信任票，他黯然離職。他的離任和女性歷史學家德魯·福斯特的繼任，充滿了哈佛氣質——人文學科雖然虛弱，但哈佛拒絕缺乏它精神特質的知識疆土的擴張，回到守勢。

斯坦福的人曾告訴我，斯坦福是21世紀的大學，而哈佛屬于20世紀。當好萊塢娛樂工業讓來自加州的金發時尚俏女郎，穿著比基尼出現在哈佛申請材料的錄像中，并以對健身、衣著、燙發（都是消費業）的敏銳洞察力為謀殺嫌疑人辯護勝訴，戰勝來自顯赫金森頓家族的情敵，甩掉勢利政治世家的男友時；當馬克·扎克伯格決定離開哈佛，跟隨Napster聯合創始人肖恩·帕克前往帕羅阿托，以藐視一切的無畏吸引巨額風投創立Facebook，并與富家出身的哈佛創業伙伴分道揚鑣時，看起來，哈佛就像處于守勢的古老城堡，被西海岸朝氣蓬勃的靈魂遮掩了光芒。

但這也許正是哈佛人的堅守。那些無休止的爭論與分裂，也許正是為了忠誠于知識與真理，只是現實太復雜撲朔。一天下午，在薩默斯講完全球化課后，我走到講臺前。我問他，他為什么留在哈佛。他說：“我愿意待在大學里，因為這兒處處是與我趣味相投的人。”我問他，哈佛的靈魂是什么？他說：“持續地戰斗，確保大學是由思想的權威，而不是權威的思想所統治。這是一場人人有份的持續的戰斗。永遠不要試圖尋找絕對真理，但一刻不停地向它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