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作家吳君的小說集《阿姐還在真理街》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該書收錄作家吳君近五年來發表在期刊上的中篇小說，包括《小戶人家》《你好大圣》《結婚記》《萬事如意》《好百年》《阿姐還在真理街》，以六個從嘈雜市井中、從平凡家庭里生長出來的故事，記錄深圳這座城市的世相百態、時風嬗變。

其中，首發于《人民文學》2023年第3期的《萬事如意》獲得2023年度人民文學獎中篇小說獎。授獎辭稱：“父與子、夫與妻的矛盾，揭開了家庭原有的溫情面紗，也使每個人自現原形，而這又讓他們逐漸意識到自身的問題，轉而切實面對時世流變，以求萬事如意。爭執激化了潛在的沖突，也提供了和解的契機。由此，一樁看似嘈嘈切切的家常故事，又有平地一聲雷的震撼，凸顯出作者別致的敘事能力與強勁的藝術腕力。”

吳君原是河北泊頭人，大學畢業后南下深圳工作定居。她做過記者，當過公務員，現為深圳市作家協會主席，廣東省作家協會副主席。以《親愛的深圳》為代表，吳君早年的寫作聚焦于在深圳打拼的小人物，著力于探索在光怪陸離的大都市現代化語境中人們面臨的身心異化和精神困頓，文筆潑辣粗糲，被評論界認為是“一份來自生活前沿的報告”。2000年以后，吳君的目光轉向深圳的移民群體，“一次移民，終身移民，后代也多是移民的命運”，作家敏銳地覺察到在深圳的外省人內心的不安與躁動，以及外來移民和原住民之間在生活方式、思想觀念等方面的沖突矛盾，《二區到六區》《復方穿心蓮》等一系列作品，集中為在深圳的移民群體畫像立傳，力透紙背的現實主義筆調引起文壇的廣泛重視。近年來，吳君的深圳敘事有了更加復雜曲折的面相，寫的依然是底層小人物，新移民與老深圳的對峙依然若隱若現，但作家討論的卻是更廣泛的人生命題：如何不被庸常瑣碎的生活磨平棱角？如何在快速迭代的時代里保持個體的尊嚴？如何面對中年危機、青年危機，甚至童年的原生家庭危機？如何在認清了生活的真相后，依然一腔赤誠地活著？

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她還常常寫到一些過時的人、被拋棄的人、無所事事的人、隨波逐流的人……這些人的失意失落，閑散無助，和深圳高歌猛進的城市形象形成強烈的對照。然而所有的人物又不是單薄的，框架式的，哪怕疲沓憊賴，也有著一種來自街頭巷弄、血氣充沛的鮮活感。《阿姐還在真理街》收錄的幾個中篇小說，正是這一時期寫作的代表。

“寫作是一個作家暴露短板的過程，也是一個作家認識自我的過程，是梳理和反思的過程，也是不斷成長的歷程。”吳君在接受南都記者采訪時談道，“作家的成長過程是漫長的，需要長期的積累和實踐。”如果說二十多年前，她已野心勃勃想要“繪一個文學的深圳版圖”，如今，這個版圖已漸次肌理清晰、立體豐滿。她打量深圳的眼光并非是一味熟稔和親密的，也正是因為如此，她的小說里呈現的人與時代、人與城市的關系更加幽微透徹，啟人深思。

南都專訪深圳作協主席、作家吳君

深圳作家協會主席、作家吳君

南都：《阿姐還在真理街》里收錄的幾個中篇小說寫于什么時間段？

吳君：近五年來發表在期刊上的中篇小說。

南都：《阿姐還在真理街》里收錄的小說，主角大部分是深圳的新移民（也包括來深圳的底層打工人），您為什么持續關注深圳的這個群體？您通過什么途徑觀察和了解他們？

吳君：創作上我確實做過一些規劃。如同一個司機，必須知道自己途經哪里和目的地。“三來一補”時期，我寫過流水線工人的精神出路和他們的內心世界，如《親愛的深圳》《陳俊生大道》《小桃》《撲熱息痛》等。千禧年我寫過移民和本地人的沖突與和解，多數都是用中篇來完成的。比如《紅塵流動》《有為年代》《不要在太陽下面哭泣》《不要愛我》《樟木頭》《復方穿心蓮》《蔡屋圍》等等。再后面就是城市化進程中的系列小說《當我轉身時》《阿姐還在真理街》《蓮塘飯店》《生于東門》等。然后一路寫下來，寫到今天。

南都：在您對深圳故事的書寫中，矛盾沖突總是發生在外來移民和原住民之間，例如《小戶人家》里的黃培業瞧不上關外的原住民曾海東，《阿姐還在真理街》里的姜蘭惠最初也是以教育者、拯救者的身份出現，讓陳家兄弟“走上正途”。我們都知道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為什么外來者和原住民之間的矛盾如此不可調和？經歷了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發展，這些矛盾是否有所緩解？

吳君：我認為矛盾并不會因為社會進步而消失。

南都：這部小說集里還涉及深圳的一個社會現象，即女多男少的問題，所謂“總有幾個女的在搶一個渣男”。這個現象是怎么引起您的注意的？您怎么看待。當代深圳的婚戀市場和青年人的婚戀觀？

吳君：可能是我所處的環境中一個特殊的狀態吧，我認為這是一個歷史階段，沒辦法用是非好壞來評判。

南都：您認為《阿姐還在真理街》這部中篇小說集和此前的《從二區到六區》《我們不是一個人類》《親愛的深圳》等作品相比，從題材到風格有哪些不同之處？在人生的這個階段，您對文學，對人性和對世界的看法發生了哪些改變？

吳君：寫作是一個作家暴露短板的過程，也是一個作家認識自我的過程，是梳理和反思的過程，也是不斷成長的歷程。心浮氣躁、急功近利、儲備不足，都將影響作家的心態和作品的深度、廣度。作家的成長過程是漫長的，需要長期的積累和實踐，這就需要作家們在生活中扎下根來，在一次次磨練中掌握創作要領，并貫穿到一個作家的整個創作生涯中。到現在為止，我出版過14部小說集，也發表了300多萬字小說。寫作這件事令人愉悅，因為獲得了某種神秘的體驗和成長。所謂的改變應該體現在每個時期不同的小說里。

南都：其實我在這部小說里，還看到另一個重要的主題——中年危機。無論是職場不得意的黃培業、魏東海，還是面臨家庭困境，覺得自己的一生十分失敗的姜蘭惠，他們的困頓痛苦，讀來都讓人感同身受。深圳是一個屬于年輕人的城市，甚至職場也有35歲“預警線”，在這樣一個高歌猛進的環境里，中年人應該如何自處？

吳君：黃培業在事業受挫中，又被魏東海釜底抽薪，領導的紅人魏東海被迫改行，江蘭惠以為遇見了愛情卻遭遇家暴，中年危機，青年們在卷，童年也會有陰影。令人感到狼狽的現實誰也逃不掉。創作中，我在意的是有沒有違背生活邏輯。

南都：這部小說集中有一些生動的粵語方言，例如“躥”“心情不靚”“大曬”等等。對于方言在小說中的使用，您有什么考量？期待達到怎樣的藝術效果？

吳君：電視劇《繁花》大火之后，我在反思普通話的單調和方言的魅力。我在兩部長篇中大量使用了方言，這讓我感到與人物非常貼合。我小說中的人物在他所處的環境里不可能字正腔圓談論時政，看《紅樓夢》，談論具體生活之外的話題。家常話合我的心，用粵語表達純屬文體的需要。

南都：作為一個來自北方的新移民，您是否認為自己已經真正融入了深圳這座城市？在您的生活和文字里，是否還有北方家鄉的痕跡？

吳君：我現在到了懷舊的年齡，只是懷的不是故鄉，而是深圳的當年。移民話題如果放在20年前的深圳，會非常切合。現在的我不認為移民這個標簽還在我們這些中年人身上貼著。被排斥和身處異鄉的感受，應該不是我們當下的境遇，它只是一種寶貴的人生體驗，發生在當年。

南都：作為廣東省作協副主席，深圳作協主席，請談談深圳當代文學創作生態和面臨的挑戰。

吳君：文學深圳是溢出文學史框架之外的狀態，是難以歸類的寫作，因為雜糅，難以歸類，所以也就比較吃虧，可是他結結實實地長在了這里，新鮮、蓬勃、是最具活力和生長性的寫作。在我看來，深圳文學是大灣區文學的新樣態，新表達上最充分的城市。需要進入主流評論的視野，還有很多年輕、才華和實力相當的作家，需要文學期刊和評論家們的支持和幫助。

南都：你并不是一名職業作家，創作量卻非常大，除了克服時間上的問題，如何處理質和量的關系，未來有什么寫作計劃。

吳君：2019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了我一本小說集，需要附個創作年表。我第一次去整理自己這些年的小說，雖然也還是漏掉了一些。當我發現自己有一百多篇小說的時候，還是有點不好意思，因為有些人認為寫得多就會寫得爛。可是很快我就想明白了。我認為寫是最重要的，因為很多問題都是在寫的過程中解決的，而不是想就可以了。就像你學了很多游泳的理論，可是沒有下過水，喝過水，怎么能學會呢，這是量變和質變的關系。盡管我會認真對待每一篇，但同時我也不糾結在具體的某一篇，因為我是宏觀地寫作，完成我一個整體寫作計劃，具體的每一篇只是我寫作版圖上的一篇，它代表的只是我的一個時期。寫作不是短跑，而是馬拉松。前提是認準了這條路，然后堅定不移。

吳君簡介：代表作《親愛的深圳》《萬福》；出版專著14部，其中2部小說被改編為影視作品公映。曾獲人民文學獎、中國小說雙年獎、百花文學獎、北京文學獎、小說選刊獎、廣東省魯迅文學藝術獎、廣東省“五個一工程”獎等。

采寫：南都記者 黃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