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30日，國際調解院公約簽署儀式在香港舉行。33個國家現場簽署《關于建立國際調解院的公約》（以下簡稱《公約》），成為創始成員國。國際調解院是以“和解合作和諧、共商共建共享”為核心理念的新型國際爭端解決平臺，在國際法和國際關系史上具有開創性意義。這不僅是東方智慧對全球治理體系的創新貢獻，更是對“全球安全倡議”理念的深刻踐行，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注入了一股強勁的和平動能。

歷史沿革：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時代召喚

回望國際爭端解決機制的發展軌跡，國際爭端解決以西方國家主導的訴訟、仲裁主導的模式曾在特定歷史時期發揮重要作用。然而，其結構性問題日益暴露：發達國家占據絕對主導地位，發展中國家話語權普遍不足；程序冗長、費用高昂令許多國家望而卻步；仲裁裁決“非此即彼”的剛性特質，往往難以撫平深層矛盾，甚至可能埋下新的沖突火種。同時，傳統司法與仲裁機制在處理涉及文化差異、歷史糾葛的復雜爭端時，其“一刀切”式的裁決常顯力不從心。因此，國際社會呼喚一種更具包容性、更靈活高效、更注重關系修復的爭端解決新范式。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國際調解院宣告成立，作為對這一結構性制度的有益補充。

國際調解院的誕生絕非一時起意，而是植根于中國深厚的和平文化與當代實踐智慧。中華文明“以和為貴”“和而不同”的哲學精髓，為調解機制提供了豐沃的文化土壤?！俄n非子·難一》記載了舜調處“歷山之農者侵畔”“河濱之漁者爭坻”等部落內部糾紛的傳說；《周禮》亦記載了官府中“調人”的職務，主要職責是“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數千年來，調解之法作為中國傳統法律制度的有機組成部分，為處理社會糾紛積累了寶貴經驗。從“楓橋經驗”的基層智慧到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下復雜經貿糾紛的解決，再到成功斡旋伊朗和沙特阿拉伯恢復外交關系，中國積累了豐富的調解實踐經驗。

破局之道：國際調解院的創新之道與實踐潛力

國際調解院作為全球首個專門以調解方式解決國際爭端的政府間國際組織，其制度設計體現著諸多創新性。

在成員構成上，它積極倡導并努力實現廣泛的代表性，特別是提升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治理規則制定中的話語權，有力矯正了現有機制中的力量失衡?！豆s》第七條提出，調解院應保持開放和包容性，所有國家及區域一體化組織均可申請成為成員。創始成員資格的設計，特別是對《公約》簽署國的傾斜及時間窗口安排，體現了對早期支持者的認可。理事會作為決策機構，其協商一致優先、特定重要事項需三分之二多數通過的規則，旨在平衡效率與公平，努力矯正現有機制中的力量失衡，提升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治理規則制定中的話語權。

在程序運行方面，國際調解院突出靈活高效與成本可控的務實路徑，程序啟動尊重各方意愿，爭議方可隨時單方面撤回同意，賦予各方高度掌控權。調解程序相關信息和文件默認保密，為坦誠溝通、探索創造性解決方案提供安全空間，其非對抗性特質是彌合分歧、維護關系穩定的獨特優勢。

在調解規則體系的制定上，國際調解員注重融合東西方智慧?！豆s》授權理事會通過一系列關鍵規則，包括提交調解程序規則、調解員行為守則等。這為探索并逐步構建一套融合東方智慧（如關系修復、共贏導向）與當代國際實踐需求的標準化調解規則體系奠定了基礎，為全球治理貢獻了重要的國際公共產品。

國際調解院的價值絕非止于理論藍圖，其廣闊應用場景蘊含巨大實踐潛力。在處理國與國之間涉及領土、海洋權益等傳統安全爭端時，調解可作為訴訟與仲裁的有力補充或前置程序，為緊張局勢提供“減壓閥”?！豆s》明確尊重國家主權聲明，允許國家排除特定類型爭議（如領土主權、海洋劃界），體現了對核心關切的務實考量。在涉及第三國時需其同意，從而確保了程序的正當性。在處理投資者—國家爭端與國際商事爭議時，其高效性、靈活性和成本優勢及保密性更契合商業主體的核心訴求。《公約》對“國民”（第二十七條第五款）和“私主體”（第二十八條第三款）定義寬泛且務實，明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覆蓋了廣泛的商業實體及其分支機構。明確排除純消費交易，聚焦真正國際商事糾紛。此外，面對氣候變化、跨境污染、公共衛生危機等，國際調解院亦有能力搭建多邊協商平臺，凝聚脆弱共識，推動集體行動。尤為可貴的是，其相對較低的成本和靈活的機制，為那些長期被排除在傳統高成本機制之外的中小國家提供了可負擔的正義實現渠道，真正體現了國際公平正義的普惠原則。歷史經驗表明，成功的調解往往能達成更持久、更易執行的解決方案。

時代坐標：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堅實步履

國際調解院契合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內在要求。在相互依存日益緊密的全球化時代，各國前途命運從未如此緊密相連。對抗沖突只會導致多輸，和平共處、合作共贏才是人間正道。國際調解院所倡導的對話協商、相互尊重、尋求共贏，正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爭端解決領域的具體實踐路徑。它向世界傳遞出清晰信號：和平是珍貴的，爭端并非不可調和，通過智慧與耐心總能找到和平的出路。這盞在動蕩世界中點亮的和平之燈，為處于十字路口的人類社會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國際調解院在爭議聲中開啟征程，其發展壯大不可能一帆風順。《公約》建立的制度框架是基礎，但成功運行仍需克服諸多挑戰。例如，如何提升全球認知度與信任度，如何吸引最頂尖的國際法律與調解人才，如何確保其運作的長期獨立、公正與高效，如何協調與現有國際司法仲裁機構的關系以實現優勢互補，這些都是前進道路上必須直面的課題。這些挑戰的克服，既需要國際調解院自身持續優化制度、積累公信力，更有賴于國際社會特別是廣大成員國的共同支持、參與和建設性貢獻。國際調解院的未來，掌握在珍視和平、致力于通過對話協商解決爭端的國家手中。

國際調解院在香港的創立完成了從外交理念到制度實踐的偉大跨越。這一新型國際調解機制通過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公約形式，首次構建起覆蓋國家間爭端、投資者—國家爭端及國際商事爭議的全方位調解體系，并配備了從案件登記、程序開展、保密到和解協議效力與執行的完整規則鏈。正如“六尺巷”典故所昭示的互諒互讓精神，國際調解院摒棄零和博弈的對抗邏輯，以“化干戈為玉帛”的智慧鋪設對話通途。這種植根于中華“和合”文化的制度創新，為踐行“全球安全倡議”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堅實的實體支撐和可操作的法律框架，彰顯了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對《聯合國憲章》的堅定守護。

作者系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副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汪書丞

新媒體編輯：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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