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天騏

中國人民大學行為實驗財稅研究中心研究員

代志新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行為實驗財稅研究中心主任

2025年7月4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簽署了備受矚目的“一個大而美法案”（以下簡稱“大而美”法案）。該法案選擇在美國獨立日這一時間節點發布，彰顯了極強的政治象征意義。該法案的誕生過程詮釋了美國兩黨政治博弈的復雜性：民主黨與共和黨圍繞稅收政策、社會保障支出以及聯邦財政平衡等核心議題展開了長達數月的程序性拉鋸戰。這不僅體現在程序性投票的反復較量上，更深刻地反映了美國社會對財政政策方向的根本性分歧。從全球視角審視，該法案的實施將通過美國稅收政策的系統性變革，對全球供應鏈布局、國際貿易格局等產生深遠影響。

解構“大”與“美”的稅收

政策的延續與創新

“大而美”法案作為特朗普稅收政策理念的集大成之作，其核心架構建立在2017年《減稅和就業法案》的基礎之上，但在諸多方面進行了深化和拓展。

2017 年《減稅與就業法案》主要通過降低稅率、提高標準扣除額、改革企業稅制等措施，實現美國稅制的重大轉型。當時的稅制改革包括下調個人所得稅7個稅檔中的5個，平均每檔下調1.94%；將企業所得稅率從35%大幅降至21%；延續對獨資、合伙企業等“穿透實體”類企業征收個稅，增加對其非工資薪金部分的收入20%的稅前扣除政策等。這些措施原計劃于2025年底到期，“大而美”法案將這些即將到期的減稅措施永久化。

而且，此次“大而美”法案在多個維度進行了實質性擴展。法案中的“大”體現在其覆蓋范圍的全面性和影響規模的巨大性，涉及個人所得稅、企業稅、遺產稅等多個稅種的系統性調整；而“美”則體現在其對美國經濟競爭力提升的戰略考量和對中產階級減稅的政策傾斜方面。

在個人所得稅領域，“大而美”法案將標準扣除額從改革前單身家庭的15000 美元和已婚家庭的30000 美元分別提升至15750美元和31500美元，兒童稅收抵免從每個兒童2000美元提升至2200美元，其中，可退還部分達1700美元，并通過建立與通脹掛鉤的調整機制，在確保減稅效果不被通脹侵蝕的同時，直接回應了美國中產階級家庭養育成本壓力大的問題。此外，該法案對州和地方稅收的個人扣除限額上限也進行了重大調整，將其從10000美元臨時提升至40000美元，并設定了每年1%的增長率直至2029年，之后恢復至10000美元，這一變化將主要惠及高稅收州的中高收入家庭，體現了聯邦政府對地方財政自主權的某種讓步。此次改革還包括對遺產稅免征額的大幅提升、為所有新生的美國兒童設立延稅投資的“特朗普”賬戶等。

在企業稅收方面，“大而美”法案永久化了《減稅和就業法案》中建立的“穿透實體”類企業20%稅前扣除政策，涵蓋了個人獨資企業、合伙企業等多元化經營主體，這對美國龐大的小企業群體和個體經營者意義重大。同時，該法案還恢復了對研發支出的全額即時扣除政策，并對國內制造業投資設備實施更加優惠的折舊政策，旨在提升美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促進制造業回流。

此外，“大而美”法案還引入了多項創新性的稅收優惠措施，包括小費收入免稅、加班費免稅、老年人臨時稅收抵扣、汽車貸款利息扣除等，這些措施直接回應了特朗普競選期間的政策承諾，體現了其對特定群體的政策傾斜。同時，在提供廣泛減稅的同時，法案也通過削減清潔能源稅收抵免、終止電動汽車購買補貼等措施，體現了特朗普政府對傳統能源產業的政策支持和對綠色能源政策的調整。

“大”赤字與“美”期許下

的稅改影響與風險

在財政可持續性方面，根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測算，“大而美”法案預計將在未來十年累計減少4.5萬億美元的聯邦政府收入，并增加聯邦政府財政赤字約3.4萬億美元。雖然該法案的支持者認為，減稅措施將通過刺激經濟增長產生稅收增長效應，該效應可部分抵消減稅所帶來的收入損失，但是，他們同樣認為，這一規?？涨暗臏p稅措施必將對美國財政平衡帶來重大沖擊，聯邦債務占GDP的比重可能從當前的約124%上升至更高水平，并對美國長期財政可持續性構成挑戰。從長期來看，當前的減稅收益主要由現有納稅人享受，而因此產生的額外債務負擔將主要由后人承擔，這勢必會加劇美國社會的代際公平困境。

在經濟增長方面，法案通過降低個人和企業稅負，釋放市場活力，促進投資和消費增長。從企業投資激勵效應來看，研發支出的全額即時扣除和制造業投資的優惠折舊政策將顯著降低企業的資金成本，鼓勵企業加大研發投入和設備更新，從而提升生產效率和創新能力?！按┩笇嶓w”類企業20%稅前收入扣除的永久化為小企業提供了穩定的政策預期，有助于其進行長期投資規劃。然而，美國目前出現了嚴重的制造業空洞化現象，僅憑稅收優惠政策能否解決產業鏈外遷和基礎設施老化等結構性問題，仍存在不確定性。從消費刺激效應來看，個稅標準扣除額的提升將直接增加中產階級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有助于提振家庭消費。但此次改革的收入分配效應呈現明顯的累退性特征，高收入群體從減稅中獲得的絕對收益遠超低收入群體。比如，州和地方稅扣除上限的提升主要惠及高稅收州的高收入家庭，遺產稅免征額的大幅提升也僅對凈資產超過千萬美元的家庭有意義。這種“劫貧濟富”的分配效應可能會加劇美國本已嚴重的收入不平等問題。

在就業市場和人口結構方面，企業稅負的降低和投資激勵政策力度加大，可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同時，小費收入免稅和加班費免稅等措施將直接提高服務業和制造業工人的實際收入，對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產生積極影響。但此次減稅政策對資本和技術密集型企業傾斜明顯，新創造的崗位或將更多集中于沿海和大都市區，政策紅利難以普惠低收入和弱勢群體。此外，兒童稅收抵免的大幅提升和“特朗普賬戶”的設立體現了政府對生育政策的積極引導，這一政策導向在美國生育率持續下降的背景下具有戰略性意義。然而，這些措施能否有效逆轉美國生育率下降趨勢，還取決于住房成本、教育支出、職業發展機會等其他關鍵因素。

從“大而美”改革看美國發展軌跡與全球挑戰

展望未來，“大而美”法案的實施將對美國經濟發展軌跡和全球經濟格局產生深遠而持久的影響。

在美國國內層面，該法案的實施或將重塑美國的經濟增長模式。通過稅收政策的系統性調整強化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的政策導向，與過去幾十年美國經濟政策的演進趨勢高度一致。減稅措施的實施預期在短期內將刺激美國經濟增長，但其長期效應如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減稅是否能夠有效促進社會生產效率提升和創新能力增強。如果減稅主要轉化為消費增長而非投資增長，其對長期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將相對有限。同時，財政赤字的擴大可能會擠壓政府的政策實施空間，特別是在面臨經濟衰退或其他重大沖擊時，政府運用財政政策進行逆周期調節的能力會受到限制。

在全球經濟層面，美國稅收政策的重大調整將通過多重渠道對世界經濟產生影響。首先，企業稅收優惠的增強將提升美國作為投資目的地的吸引力，吸引全球資本向美國流動，這種“稅收競爭”效應可能迫使其他國家調整自身的稅收政策以維持自身競爭力，最終形成國際“政策競賽”。其次，制造業回流激勵措施的實施會引導部分制造業活動回流美國，重塑全球供應鏈布局。以汽車產業為例，汽車貸款利息扣除僅適用于美國組裝的車輛，這將激勵汽車制造商將更多生產線遷至美國，并對全球貿易格局產生深刻影響。最后，清潔能源稅收抵免政策的取消，將改變全球新能源產業的競爭格局。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費市場之一，其政策轉向將影響全球新能源技術的研發投入和市場應用發展速度。這將導致全球氣候治理進程倒退，并為傳統化石能源產業轉型留出緩沖余地。

在全球化發展層面，美國稅收政策的單邊調整會對國際稅收合作機制產生沖擊，特別是對以全球化發展為主導的國際稅收協調機制的偏離，將削弱多邊稅收合作基礎。比如，在數字經濟稅收、最低稅率標準等關鍵議題上，美國的立場變化可能會導致現行國際共識瓦解，增加跨國經營的不確定性和合規成本，并引發更多的稅收爭端和貿易摩擦。此外，該法案體現了美國政府“美國優先”政策理念的延續，這一政策導向會對全球化進程產生一定的逆向作用。然而，全球化作為一種基于比較優勢和規模經濟的客觀經濟現象，其基本邏輯并不會因為單一國家政策的調整而發生根本性改變，更可能的結果是全球化模式的調整和重構，而非全球化的終結。

文章來源：《中國財經報》

微信編輯：張菁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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