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三十四）：唐武宗2

d.嚴刑峻法

李炎繼位后，在政治上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最突出的表現是，以嚴刑峻法為中心，對貪腐現象進行嚴懲，并。會昌四年（844年），李炎聽從李德裕之言，裁汰冗官兩千多人。

李炎立法極其嚴峻，尤其對官吏貪贓枉法的懲治，更是從重從嚴。開成五年（840年）正月，李炎在即位赦文中宣布：“在開成五年二月八日之前，除了十惡不赦、背叛國家、故意殺人、官員貪贓枉法，這些人不予釋放，其他罪犯不管罪行輕重，全部釋放。”李德裕入相后，肅貪廉政建設就在更加廣泛的范圍內展開了。會昌元年（841年）正月，李炎下詔：“朝廷刑罰，理當一視同仁，官吏貪贓枉法，不應該有特殊待遇，內外文武官如果收入臟物絲絹三十匹，全部處以極刑。”二月，他再次下敕，對官吏貪污滿千錢的，即處以死刑。這樣以詔敕的形式，規定嚴懲貪污的標準，不難看出武宗君相對廉政建設的決心。

考諸史籍，會昌一朝對官吏貪污的懲治，始終沒有放松。會昌二年（842年）四月，李炎加尊號后，又宣布大赦，但仍將“官典犯贓”與十惡、叛逆、故意殺人等罪行并列，不在赦宥之限。會昌五年（845年）正月，再次大赦，但對官吏犯贓依然不予寬宥，并說：“除去惡人，進賢納士，將命令執行起來，懲治貪贓枉法的官吏與罪犯，這好比天降神靈，廉政建設也有所成效。” 顯然是對會昌年間嚴懲貪官政策的肯定和自譽。

e.吏治建設

關于會昌時期的廉政建設，舉措值得稱贊的尚有以下事，會昌元年（841年）十一月，御史臺奏請調整京城文武百官及庶人喪葬事，以為官員大辦喪事，難免借機變相受賄行賄，墮敗政風，對此進行限制，無疑有助于政風的廉潔。唐代官俸不高，許多官吏的薪俸收入，尚不能養家糊口，還有許多地方薪俸發放不及時，這樣就難免心生他念，轉而刻剝于民以自奉。另外唐人重內輕外，多個愿到外地為官，特別是不愿到邊鄙之鄉或氣候等條件惡劣之地任職，結果造成了京師及一些繁華之地官吏冗多，而有些地方則缺官少吏。為解決這個問題，開成五年（840年）三月，李炎即位不久，就下制調整百官俸料。李德裕入相后，這項工作就具體展開了。

會昌元年（841年），李炎采納中書門下的建議，下詔保證官員的薪水及其按時發。這項措施，乃是穩定官吏隊伍至關重要的環節，這個問題解決的好壞，直接關系到官員能否安心于本職工作。會昌時期嚴格薪俸發放的管理，就是試圖從最基本的問題入手，來加強官僚隊伍的建設。

又據史載，李炎君相面臨這樣一個問題，“赴京趕考的的官人都有債務，上任是才還債，以至于他們貪贓，罔不如此。……債務的積累，古時便亦是這樣，和現在的也都差不多”。單靠嚴刑峻法，是不能完全解決的。既然貪污的產生與俸祿的產生有密切的聯系，那么就必須從他們的實情出發解決其實際的困難，如為解決官吏的京債問題，會昌時增加了他們的薪俸，同時國家借款給他們以償債，“月選官允許借錢，可加給兩月俸料，待遇優厚”，這種方法雖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貪贓枉法問題，但一定有其積極的作用。會昌年間的吏治建設，雖然沒能最終扼制唐朝漸近衰落的趨勢，但會昌朝局在整個中后期，還算相對景氣的一個時期，其間所以能取得對回鶻戰爭的勝利，并平定了澤潞鎮，與此都不無關系。

為整肅政風，會昌時期嚴禁官員無節制的游宴，并取締了進士曲江集宴。李炎在會昌元年（841年）三月所下的一道詔書中說，“州縣官，比聞縱情杯酒之間，施行喜怒之際，致使簿書停廢，獄訟滯冤。其縣令每月暇日，不得輒會賓客游宴。其刺史除暇日外，有賓客須申宴錢者聽之，仍須簡省。諸道觀察使任居廉察，表率一方，宜自勵清規，以為程法。”唐代官吏按規定都有宴會錢，這在某種程度上刺激了不正常的消費活動，一個很明顯的表現，就是官員往往游宴無度，如此不僅造成物質財富的巨大浪費，也助長了奢侈之風，墮敗社會風氣，在民眾中造成惡劣影響。而更重要的是，官吏因嗜酒貪杯，耽誤辦公，嚴重影響了政府機構的辦事效能。因此，李炎下詔禁止官員游宴，其意旨就在于促進政風的廉潔和政府形象的改善。而李德裕奏罷曲江宴，主要是為了防止官僚小集團的形成。

②軍事 a.處置盧龍鎮

會昌元年（841年）九月，盧龍軍亂，牙將陳行泰殺節度使史元忠，自主留后，派監軍以軍中大將名義上表朝廷求節鉞。李德裕不允，他對李炎說：“河朔事勢，臣所熟諳。比來朝廷遣使賜詔常太速，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變。今請留監軍傔，勿遣使以觀之。”果然不出李德裕所料，軍中殺陳行泰，立張絳，再求節鉞，朝廷仍故意拖延。后雄武軍使張仲武請發兵進擊張絳，李炎恩準，遂以張仲武知盧龍留后。李德裕采取了正確的策略，很快地平定了盧龍軍亂。

b.平定昭義

在平定了盧龍軍亂不久，又發生了昭義鎮對抗朝廷的事件。會昌三年（843年）四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病死，其侄劉稹欲仿效河朔三鎮慣例，要求襲任節度使職務。當時反擊回鶻侵擾的戰事剛剛結束，在李炎與宰相討論此事時，宰相多認為回鶻余燼未盡，邊境還要加強警備，再討伐澤、潞，恐怕國力難以支持，主張同意劉稹的請求。諫官和群臣也都表示贊成。李德裕則力排眾議，堅決主張討伐。他說：“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心腹，一軍素稱忠義，嘗破走朱滔，擒盧從史。”他還進一步分析說：“從諫跋扈難制，累上表迫脅朝廷，今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為，天子威令不復行矣！”李德裕還向李炎分析當時的軍事形勢，胸有成竹地說：“稹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為也。……茍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橈官軍，則稹必成擒矣！”李炎聽了，高興地說：“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后悔。”于是決定對昭義鎮用兵。

李德裕奉命起草詔書，派李回出使，宣諭成德節度使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弘敬為朝廷立功，二鎮節帥都到城外迎接，接待極為恭敬。接著便命王元逵為澤潞北面招討使，何弘敬為南面招討使，與河陽節度使王茂元、河東節度使劉沔、河中節度使陳夷行合力討伐，并決定于七月中旬，各道兵馬一齊進發。

李德裕總結了貞元、太和年間朝廷伐叛的經驗教訓，一是各藩鎮出兵才離開邊境，軍餉便由國家負擔，則藩帥遷延不再進軍；或是取得一縣或一柵寨，都以為勝捷，也逗留不前，因此多是出兵無功。這次剛一進兵，李德裕即奏請命王元逵徑取邢州，何弘敬直取鄜州，王茂元取澤州，李彥佐、劉沔取潞州，不攻取縣邑。因此，各路兵馬似尖刀一樣，直插入叛鎮的心臟地區。二是監軍干預軍政，束縛了將帥的手腳，指揮不力。李德裕又和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商定，監軍不得干預軍事，只取少數兵自衛，賞罰與將帥一視同仁。這樣“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略，故所向有功”。魏博何弘敬出兵遲緩，李炎命忠武軍王茂元向魏博方向移動，何弘敬大驚，怕引起內部軍變，倉皇出師與劉稹開戰。

李德裕運籌帷幄，指揮若定。他隨時注意前線作戰的進展情況，善于抓住薄弱環節，及時正確地處理一些軍務。當他發現晉絳行營節度使李彥佐從徐州出發以后，行動遲緩，尚未交戰，便立即上奏李炎，認為李彥佐顧望不前，沒有討叛的意思，及時改派驍將石雄取代他。石雄代替李彥佐后第二天，即進擊烏嶺，連破五寨，俘殺叛軍數以千計。王元逵進擊堯山，又擊敗了劉稹的救兵，立了戰功，李德裕則立即奏請李炎，加授王元逵同平章事，大力表彰他的功勞，以激勵他將。八月，昭義大將李丕前來投降官軍，當時有人懷疑他是詐降，李德裕對李炎說：“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問誠之與詐！且須厚賞以勸將來，但不要置之要地耳。”這一做法，有利于分化瓦解叛軍。九月，叛將薛茂卿攻破科斗寨，俘虜官軍河陽大將馬繼等，劫掠并焚燒了十七個小寨。當時，人情洶洶，有人揚言昭義鎮蓄養了精兵十萬，糧草足用十年，難以攻取，李炎也有些動搖。但經李德裕勸說，李炎堅定了信心，當即對宰相說：“為我語朝士，有上疏沮議者，我必于賊境上斬之！”朝官們于是安定下來。

李德裕感到河陽兵力較弱，一旦被叛軍擊潰，將影響整個戰局。他奏請李炎，馬上從忠武軍調撥五千人，增援河陽軍，并請求李炎賜甲一千副，弓三千張，弦箭三萬支，陌刀二千口，絹三萬匹，及時補足了軍事裝備，很快穩住了陣腳。

在討伐昭義鎮的過程中，李德裕還善于聽從部下的正確建議，加快了討叛戰爭的進度。會昌三年（843年）八月，邢、洺、磁三州先后投降。劉稹的部將郭誼、王協見勢不妙，遂謀殺了劉稹，投降唐軍以贖罪。李德裕認為昭義鎮之所以敢對抗朝廷，郭誼等是罪魁禍首，應該加以懲治，李炎贊同，命石雄將郭誼、王協等禍首械送京城。

李炎平昭義之亂是唐王朝干涉地方藩鎮割據的最后一次勝利，對于提高唐中央朝廷權威和增強對地方藩鎮的控制力有著很大的積極意義，戰爭結束后各路割據藩鎮重新遵守朝命，唐朝在形式上獲得了統一。

c.平河東亂

正當官軍大舉討伐昭義鎮時，會昌三年（843年）十二月，在調動太原橫水戍卒時，因賞賜不足，軍士嘩變，他們推都將楊弁為首，攻占了太原。這時，朝廷中又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有人建議兩地都要停止進兵。會昌四年（844年）正月，被李炎派往太原以觀察虛實的中使馬元實，接受楊弁的賄賂，回朝危言聳聽，大肆為楊弁虛張聲勢，說楊弁兵多將廣，列隊長達十五里，盔甲刀戈，耀眼奪目，且物資充足，揚言不可討伐。李德裕明察善斷，當場詰問得馬元實張口結舌，無言以對。李德裕上奏李炎說：“楊弁微賤，決不可恕。如國力不及，寧舍劉稹。”即時請下詔，調兵進擊楊弁。最終河東監軍呂義忠擒獲楊弁，將其檻送京師處斬。楊弁的兵變失敗，堅定了朝廷對討伐昭義鎮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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