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期望未來取消中考分流，這將是影響共同富裕非常關鍵的一點。我們不能用分流手段把40%的孩子定義為“你未來是低收入者”，這顯然是制度上出問題了，因此要先把這項制度給改了。

北大教授：我們不能用分流手段把40%的孩子定義為“你未來是低收入者”

作者/姚洋

來源/文化縱橫公眾號、原載“北大國發院”

為《姚洋：如何理解共同富裕的本質和關鍵點》一文的節選版

01

重新提出共同富裕，有沒有新內涵？

共同富裕是從一開始就要實現的目標。

過去幾十年，我們強調讓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是因為我們當時的發展水平還比較低，如果過早、盲目地搞共同富裕，最后可能導致共同貧窮。鄧小平的偉大之處在于把政策放開，讓大家先做起來。

現在我們再提共同富裕，是因為我們實現了小康目標，國民收入已經達到一定水平。實現小康之后，共同富裕就是一個自然的發展方向，和初心一以貫之。實現共同富裕意味著一些政策要面臨調整，但不是指把富人拉下去，搞“削峰填谷”式的共同富裕。

02

為什么有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也覺得收入低？

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覺得收入低是參照系的問題。1917年，當時27歲的胡適回北京大學當教授，他一個月的收入是300大洋，相當于現在的11萬元人民幣，比他當時在美國的老師杜威還高。當時的中國很窮，而美國已經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國家，所以很難想象北京大學一名普通教授的工資會比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高級教授的工資還高。

這背后的深層原因是知識大眾化，是我國高等教育的普及。現在全國18~22歲的青年有55%在接受高等教育，這一比例還會提高到60%，高學歷人才數量在增多。事實上，大學本科的畢業生剛走出校門的頭三年收入的確較低，但是之后增加收入的機會也很多。工資暫時較低不用太著急，只要持續努力，終究會脫穎而出，收入也自然會提高。不能因為一時收入不高就否定教育的價值。

03

為什么高收入群體感受到了勸捐的壓力？

在最新的共同富裕和“三次分配”提出來之前，高收入群體就已經有這樣的擔心見到政府或者基金會的人就擔心對方要“勸捐”了。這不是中國特有的現象，全世界都如此，因為社會期待企業家們能夠拿出一部分財富來支持教育和醫療衛生事業發展。

面對共同富裕這一奮斗目標，企業家們也沒有必要產生“非捐不可”的壓力。捐贈應是自愿行為，我們也不應該總是把目光集中在少數企業家身上，而是應把社會捐贈作為一項事業來推進，要鼓勵普通老百姓樹立捐贈意識。當大家都自愿捐贈時，一方面，捐贈者會因為救助了弱者或是支持了某項社會事業而感到自豪；另一方面，受捐者也會因為受到幫扶而心存感激，社會也就因此更加和諧了。如果捐款行為是被迫的，捐錢的人不舒服，拿到錢的人也會不舒服，而一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應該是鼓勵大家都積極向上。

04

共同富裕是不是與打破階層固化有關？

談到三個群體的收入調節方式，大家很容易聯想到“階層固化”這個詞。從數據來看，我們的階層固化程度在上升。

通過分析20世紀30年代至80年代末出生的人群，觀察他們的受教育水平與其父輩受教育水平的相關性，我們發現在20世紀30年代至50年代出生的人群中，二者的相關性呈下降趨勢，即階層流動性在上升。直觀地說，不是父母的知識水平高，子女的知識水平就相應也高。但在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出生的人群中，二者的相關性又重新呈現上升趨勢，即階層流動性在下降。因此，這幾十年時間中國的整個階層流動性呈現的是U形走勢。

北京大學的實際情況就如此。現在北京大學的學生越來越多地來自大城市或者縣城，來自農村的學生越來越少，而在我讀書的那個年代，農民子弟還是很多的，這說明我們的教育或者學生的精英化趨勢越來越明顯。

階層固化最主要的原因和教育規劃有關，通常上一輩受教育程度低會導致下一輩受教育程度也低，階層就這樣固化了。而當前社會的人如果不通過接受教育的途徑，基本不可能從一個階層上升到另一個階層。

父母的教育理念和支撐教育的資源都會影響下一代。這就需要社會和政府來為他們做一些事情。但是現在的政策沒有做到把教育資源公平分配，還是完全以成績為分配標準。學校被分為一類、二類、三類，然后一類學校得到的資源最多，三類學校得到的資源最少，資源最后集中到了少數學校，這不利于階層固化的打破。

05

共同富裕為什么離不開教育公平？

教育對共同富裕和階層流動十分重要，應該讓大家盡可能享受到更長時間、更平等的教育。有些人為中考分流辯護，說這樣有利于學生發展特長。我不認同。十四五歲的孩子并不知道自己的特長是什么，如果被過早分流，可能他的一輩子就毀了。

有人說德國比我們做得還早，孩子10歲就分流了。但是德國國內對此的爭論也非常大。自由派就非常不贊成這一制度，但是因為保守派勢力強大，這一制度得以保存。

想讓教育資源平均化，首要任務是改變人的思想，包括家長的思想。中小學階段不應該選拔人才，而應該培養人才，培養一個完整的人，讓孩子知道自己的價值。如果政府通過各種手段減少分流、分級的做法，家長就會因此減少很多不必要的擔心，像在我們讀書的時代就不存在這些擔心。

共同富裕最需要的政策調整是什么？

我認為第一是要保證中小學的教育公平性，因為個人的發展首先取決于教育。

共同富裕作為未來10年、20年甚至30年的長期目標，不會像搞經濟建設那樣很快見效，而是一個緩慢的過程。我國的基尼系數從2008年至2016年不斷下降，但下降幅度很小，因為我們的人口基數太大。共同富裕既然是一個長期目標，那就要用長期的手段來推進，首先要推進的就是投資教育并促使教育公平化，將資源平均分配，消除制度性不公平。

我期望未來取消中考分流，這將是影響共同富裕非常關鍵的一點。我們不能用分流手段把40%的孩子定義為“你未來是低收入者”，這顯然是制度上出問題了，因此要先把這項制度給改了。

我們要相信，所有的孩子都具有創造力和潛能，應該先讓他們去試試，等他們到了18歲建立起初步的世界觀后再做決定，而不是在他們還懵懵懂懂時就把其中一部分人拋到一邊，然后告訴這些人“你永遠在社會底層了”。在此基礎上，再做一些稅制改革，包括征收房產稅和資本利得稅等，用再分配來調節收入差距。

從2020年到2021年，中國堅定推進改革，在房地產、教育、環保等多個領域同時發力。這讓大家深刻感受到了“不確定性”，包括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疫情反復、全球央行貨幣政策轉向和中國內生經濟的不確定性。但很多人只看到表面的不確定性，沒有看到長期的確定性。

長期的確定性是，隨著各國疫情的平穩，全球經濟終將進入復蘇反彈階段。2021年全球經濟向好，中國經濟增長較快，美國和歐洲國家的表現也不錯，社會生活也在恢復正常。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為未來做準備，不該再去應對“不確定性”了，而是要準備迎接恢復的人口流動和經濟活動。所以我覺得，那些所謂的悲觀情緒完全沒必要，產生這種情緒是因為沒有看到事情發展的主流。

不管是企業家還是老百姓，都應注意不要被短期因素所左右。現在社交媒體上情況復雜，很多人會講一些極端的話來吸引眼球，大家應注意分辨。一些政策的實質性影響并沒有那么大，比如說“雙減”后，大家都不用再去上一些不規范的補習課了，而那些正規的補習課也仍在繼續。企業家也應該學會分析相關的政策消息。再比如房產稅，都已經討論10年了，而目前也是在試點，而且有5年試點期。

當然，我們還面臨一些問題，比如消費不足，這也和疫情有關。很多消費行為對大家而言是可有可無的。疫情導致不能外出旅游，大家也就不去了。但是當每個人的消費都減少一點，總量就十分可觀了。不過我想這只是短期現象，一旦疫情消退，消費就會慢慢復蘇。

我們也不必擔心資本無序擴張，我認為不存在所謂的資本無序擴張，資本運作的底線是不要干政。

一個運轉良好的現代社會最怕的就是資本干涉政治，這會導致政治變成少數人的政治。歷史上曾有掌握巨額資本的人干政，想通過政治來鞏固自己獲得的經濟利益，甚至把國家掏空，這些人應該受到嚴厲的懲罰。

另外，要實現技術發展，就得允許一定程度上所謂的過度投資、浪費型投資、重復建設甚至低級消費等。以元宇宙為例。很多人反感元宇宙，認為扎克伯格搞元宇宙太低級，認為他應該像馬斯克那樣去建造火箭。但如果沒有人在元宇宙玩VR(虛擬現實)，VR技術就發展不起來，而VR技術對于人類的發展非常重要，和馬斯克要移民火星一樣重要。

我們的社會應該更寬容地對待這些看似低級的消費和股市對科技投資產生的泡沫，如果真的出現泡沫，市場和社會會做出合理的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