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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時期，中央和云南在軍事領域中的沖突可以分為兩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是龍云不斷要求早先出省作戰的云南籍軍隊能夠撤回本省境內，表面理由是加強云南自身防務抵抗日軍可能入侵，但是實質效果則是退出抗戰行列，重新歸回他的控制。

第二方面是他極力阻止重慶政府把外省軍隊開進他的勢力范圍，嚴重干擾國軍的抗日布局。在兩者之間，龍云又引發他個人在抗戰中的名分和指揮權等問題。

龍云強烈要求滇軍脫離抗戰行列撤回本省，大概是1939年中期以后的發展。1939年底，龍云派代表到重慶向政府具體要求在湘東前線的云南軍隊開回云南。顯然地，龍云的新姿態引起了蔣介石的警惕和不滿，因此他在1940年3月份抱怨道，“滇龍之不明理何以至此？彼必以抗戰失敗為快而勝利為憂矣。可痛之至?！?/strong>

但是龍云顯然盯住這個要求不肯放手，在前后幾個月期間，持續要求重慶政府調第一集團軍盧漢部隊回省，而且語帶威脅地聲稱，如果中央拒絕，則將會予離間者以口實，指責中央對云南不友善。對于龍云的要求，蔣介石的反應是，“詞意跋扈異常?！?/p>

1940年9月份，由于日軍進占越南北部而導致云南省防務告急，重慶政府允許第60軍的兩個師調回云南省，但是其他云南部隊都沒有歸還龍云建制。

所以龍云想要收回在外省作戰的云南軍的意圖始終沒有充分實現。這當然更增加雙方的對立情緒。

但是更讓雙方關系惡化的因素是龍云排斥國軍其他單位進入他的勢力范圍。這個問題在國民政府從武漢撤退和建陪都重慶之前，并不存在。

但是1938-1939年，汪精衛的出走和日軍占領越南北部，首次把戰斗的可能性帶到西南省份。1939年重慶政府因為日軍進攻云南的危險增加，打算派軍進入云南省加強防務。

在年底，龍云派代表到重慶，表示希望中央成立“滇黔戰區”并且委任龍云為司令長官。重慶政府面對龍云要求，著實認真討論了一陣子。

不久之后龍云改口要求設立“滇黔行營”，并指明他的地位不可屈居白崇禧之下。這就讓重慶政府陷入高度為難局面，因為如果重慶政府接受龍云要求，就要面對閻錫山和李宗仁是否也要兼任行營主任的問題。

重慶政府最后解決辦法是撇開軍事作戰需要，而是以政治考慮為優先地去安撫龍云，因此特別在1940年1月首先在軍事委員會體制下成立了委員長昆明行營，任命龍云為行營主任，并且約定將來一切軍隊進入云南省都要歸龍云指揮。

豈知龍云接受行營主任后，依然堅持滇軍單獨作戰原則，不和國軍合成一體。同時舊調重彈，要求在前線作戰的滇軍調回云南，并且借此種種條件作為阻礙中央軍隊入滇的借口。

在1940年上半年期間，龍云除了不斷要求調盧漢部隊回云南外，還多次要求重慶政府派炮兵和工兵各一個團到云南歸他指揮，并且同意云南省將幾個省軍的旅級部隊擴編為6個師。雖然所持理由是防備日軍侵犯云南，但是語氣充滿威脅，引起重慶政府極度不滿。

在此時間內，在龍云操縱下的云南地方領袖又放出空氣，主張保境安民和對日妥協，而龍云對他們的言論則完全不加制止。即便是到了9月底，蔣介石還注意到香港報紙登載的報導，引述龍云聲稱云南有足夠軍隊保衛家鄉，不需要其他省份軍隊進入云南。其實就是拒絕中央軍進入云南省。蔣介石禁不住在25日日記中寫道，“滇龍于9日有和平運動之擬議，可痛。”

一直到年底，雙方關系維持高度緊張。雖然蔣介石得知，龍云在越南被日軍占領時，曾經慫恿云南省參議會以民意機關身份發動主和而未能得逞，他也只能提醒自己，“滇事應以政治解決，不宜強制，反使其通外為患也?！憋@然他最害怕的就是龍云會鋌而走險去“通外”——參加汪精衛政權。

一直要等到重慶政府部署軍隊集結云南邊境時，龍云才表態拒日，而且原則上同意中央軍進入云南，但是交換條件則是蔣介石同意云南盧漢第60軍的兩個師回到云南。龍云雖然允許中央軍關麟征部隊在1941年3月進入云南設防，但是禁止中央軍人員進入昆明市區，為中央軍的行政、后勤、聯絡等方面工作設置重重限制。

重慶政府盡管內心憤怒異常也只好忍氣吞聲地接受。然而遲至8月份，龍云仍在使用各種借口根本阻擾中央軍入滇。為了息事寧人，蔣介石再度訓令何應欽（1941年8月4日），凡是列入昆明行營戰斗序列的部隊，無論它們駐扎何地，一律歸龍云指揮部署，中央政府切不可干涉，希望借此更減少龍云的疑心。這個安排的后果是全國抗戰和云南抗戰成為兩個各行其是的指揮系統。

1941年底爆發的珍珠港事變，對于西南省份的防務產生重大影響，因為中美同盟國軍事領袖在1942年初倉促議定為保護緬甸海上運輸通道而發動緬甸戰爭。這就讓云南不可避免地成為中國遠征軍的前進集結地和后勤補給基地，大批遠征軍必須通過云南省境（1942年2-3月）才能開赴緬甸前線作戰。

第一次緬甸戰爭失敗后（1942年5-6月），部分潰軍撤回云南，美國陸軍繼之在云南建立訓練基地，空軍建立飛機場，同時積極籌備和最終發動第二次緬甸戰爭，都使得云南在1942-1945年間完全改變了它在抗戰中的地位。云南在1937-1941年間，只不過是一個邊陲辟地，略加保護即可。

但是在1942-1945年期間，它卻因為同盟國大戰略改變，而成為陸軍和空軍攻擊日本（出征緬甸和轟炸日本本土）最重要的軍事基地。這些客觀形勢改變在一般國家只會有軍事意義而不會產生政治后果，但是在戰時中國則不但產生嚴重政治后果，而且直接沖擊抗戰的基本國策。因為它們不但不能改變龍云政府的地方實力派心態，反而激起了它和重慶政府之間更頻繁而尖銳的摩擦。這個現象從重慶政府領導人一連串怒氣的集中表現可以清楚看出。

比如說，1942年春天第一次緬甸戰爭發動和作戰期間，龍云就以云南缺糧作為借口排拒國軍（遠征軍）開進云南，讓重慶政府高度憂慮昆明和龍云局勢不穩。

不久之后遠征軍慘敗退入云南，龍云態度變為更為重要。但是蔣介石日記卻寫道，“滇龍又因時局緊張，屢施恫嚇，強逼駐昆之中央軍離昆，并自委警備司令，終非情義所能感召也?！?/p>

換言之，云南省不但沒有傾全力救助安頓新敗官兵，反而落井下石地企圖將之驅趕出境。因此蔣介石只好提醒自己務必克制情緒，“滇龍跋扈威脅，當善處之。”

豈知龍云不但持續要求中央軍離開云南，還在未經重慶政府同意情況下，擅自宣布任命親信作為昆明防守司令，企圖以強勢把中央軍趕出云南。這就迫使蔣介石聲言要懲處龍云非法委派的防守司令，而龍云只好作罷。這個劍拔弩張的關系前后延續幾個月都不見緩和。

正如蔣介石在6月底寫道，“滇龍之跋扈誹謗放肆無忌為更甚”。然而到了7月中旬，他依然只能提醒自己，“對內政無十分把握時，應極端忍耐，不可輕舉。與其對內爆裂以致敵寇乘機深入，為世上貽笑，則不如待敵來攻，以觀其變。即使其有叛降敵寇之人（指龍云），則非中央之咎也。況敵寇已入滇境，若非不得已時，滇亦未必顯然叛降。是國家對外之聲威，仍可保持無損也。但滇之跋扈亦云極矣?！?/p>

過不了三天，他再度提醒自己，“對滇方針亦以忍詬含羞處之，以待其變化也?！?/p>

豈知到了8月，蔣介石又聽到報告，云南與日本（敵諜）有接觸。到了10月底，他終于明白，“滇龍目中無中央也?！?/strong>

綜上所言，自從第一次緬甸戰爭失敗后，滇龍與中重慶央關系急劇惡化，走上了不歸路。盡管重慶政府盡量設法和日軍作戰，但是龍云對自己的地盤，軍隊和資源則自有打算，不擬納入全國作戰系統。1942-1943年侍從室就一直為云南情況而憂心忡忡。

認為龍云左右都致力于累積個人財富，省政不修，領袖們“惟植勢征利是圖”，引起陳布雷感嘆，“值艱難抗戰之會，而對地方割據勢力仍不能不妥協敷衍”，真是令蔣介石疲于奔命又難以處理。

1943年重慶和昆明關系經過幾個坎坷而更形惡化。

當時蔣介石正在向美國政府極力爭取發動第二次緬甸戰爭以圖獲得更多外援物資進入大后方，因此他必須向美國證明他的誠意，也就是已經在盡一切努力把遠征軍集結在云南，隨時候命投入緬甸戰場。

因此到了1943年初，中央軍在云南省的數目超過地方軍3-4倍。但是盡管遠征軍在云南的目的并非威脅云南而是待命開赴緬甸作戰，卻引起龍云恐慌而極力擴充省軍，編成6個師，約8萬人，直屬龍云掌控，并不參加國軍戰斗序列。

在這個時期，遠征軍進入云南者共30萬人。但是龍云設下種種限制打擊軍事效率。比如說，中央憲兵不許在昆明市內執行任務，中央部隊在調動時不得通過昆明市區，而即使是云南省防守司令部的部隊也必須離開市區20里以外駐扎和執行任務。

1943年底情形進一步惡化，云南省政府開始抨擊遠征軍，并且示意各縣縣長拒絕和遠征軍官員進行公務接觸。1944年美軍車輛甚至數度遭到搶劫，云南省不予處理，而中央軍單位也無權處理，導致美軍以停發租借法案武器作為處罰，而重慶政府卻無計可施。

這些限制與不合作行為使中央軍在整個抗戰時期無法進駐昆明市。鑒于成都和昆明在抗戰中后期地位日趨重要，前者是美軍重轟炸機基地，后者是緬甸戰爭的集結、訓練和補給中心，但是兩者都不在重慶政府有效控制之下。幸好遠征軍的目的并不是長年駐守云南，而是在進行整訓后借道赴緬甸作戰，或是后來在歸國途中在云南休息整補。

然而它們如此頻繁的行動，依然打破了多年來只有滇軍獨占云南省的局面。盡管這些活動是為了抗戰大局和維護同盟關系而不得不然，但是龍云的不安和不滿無法消弭。只是由于遠征軍在緬甸前線捷奏連連，才使得龍云不敢輕舉妄動。

但是1944年初日本的一號作戰，卻大幅地改變了云南省領導的心態和政治盤算，把他們隱藏多時的想法更加大膽地釋放出來。早在2月份，蔣介石就在日記中抱怨，“滇龍跋扈反抗之情日亟矣。”

從4月份開始，日軍從河南省一路勢如破竹地擊潰政府軍隊，讓龍云更加感到重慶政府進入風雨飄搖局面，而他除了趁機鞏固自保，或許還可以有一番作為。特別在8月衡陽失守之后，重慶政府本身受到可能被攻擊的危險，社會上傳出各種謠言稱，云南省已經大事疏散，而龍云也和廣東、廣西、和四川軍人（特別是李濟深）同謀脫離蔣介石另組政府，尋求和平之道。

盡管這類傳聞在1944年下半年甚囂塵上，但是沒有確切史料去分辨它們的真偽。目前唯一可以肯定的史料是，蔣介石內心對于龍云的反感從1944年底開始急劇上升，達到不可抑止地步。

龍云在1932年成立富滇新銀行，發行“新滇幣”作為云南省官方貨幣。云南省通過控制富滇新銀行，除了發行紙幣之外，還負責管理外匯和白銀，全面性掌握財經市場。

云南掌握的兩個豐富外匯來源，一是云南錫可以換成外匯，使云南省政府成為當時中國少數可以擁有大量外幣（美元、法郎、英鎊和港幣），獨立進行國際貿易的省份。二是鴉片煙運銷省外賺取法幣（國幣），雖然法幣在云南省市面上不許通行，但是可以在上海等市場購買外國貨幣。所以在云南省，法幣等同于外幣。

即便是1935年南京政府借剿共機會首度把法幣帶進云南，也被龍云禁止在市場上流通，只許和云南銀行進行交易。云南省要到1937年5月才準許小額法幣鈔票通行市面，而主導幣制依然是新滇幣。云南省也企圖操縱新滇幣和法幣的兌換率而牟利。最后法幣和新滇幣同時在省內通行，但是云南省仍然繼續掌控外匯管理權。

1937年底，南京政府中央銀行在歷經艱難的政治協商之后，才被云南省準許在昆明設立分行。次年，重慶政府的中國、交通、和農民等三大銀行相繼進入云南設立分行，但是龍云仍然把這些發展視為是威脅云南省財政獨立地位和富滇新銀行獨霸權，所以想盡辦法干擾法幣業務。

富滇新銀行甚至暗中擴大發行新滇幣，破壞法幣制度。1940年中央政府在經過眾多讓步之后，終于和云南政府達成協議，由中央政府負擔云南省的軍政費用，而云南省稅收也交由財政部征收。但是中央政府當時在全國禁止黃金美鈔買賣，卻對云南網開一面，特準公開買賣黃金美鈔，為全國財政控制開了一個大漏洞。

1941年底當重慶政府仍在計劃進一步統一全國財政事務時，龍云聽到風聲趕忙命令省政府財政廳將歷年所積存的公家資產，包括銀元2千萬元、黃金數萬兩，及其他的債券、美鈔、官產、鴉片煙等索數抽出，在1942年初急忙成立“云南企業局”，把原本的官營事業悉數轉入民營賬戶，保護手中資源。

1942年7月，重慶財政部終于明令廢止云南省發行新滇幣權力，同時要求云南省在2年內收回新滇幣，并且把發行保證金上繳中央銀行保管。但是龍云早已將云南省政府大部分公產轉移到私營的“云南企業局”，成功地逃脫中央政府控制，而對新滇幣的收購也百般阻撓。在外貿管理上，也拒絕和重慶政府合作，經常發生摩擦。

在1942年，由于太平洋和緬甸戰局改變，隨著大量中央機關和軍隊進入云南，法幣也急速獲得優勢。但是云南省依然大量發行新滇幣，從原先的3千萬元發行量猛然增加到8億元，與重慶政府爭奪通貨膨脹的利益。

1943年財政部在昆明成立銀行監理官辦公處，要求省內銀行和錢莊據實報告它們的準備金。但是滇富新銀行完全置之不理，因為一旦向中央申報準備金，就會暴露它的資金內幕，使它的發行紙幣量受到法律限制，影響地方實力派的財源。因此在抗戰時期，滇富新銀行并沒有注冊登記，成為明目張膽的“非法”金融機構，而且也拒絕公開它的紙幣（新滇幣）發行額。重慶政府面對此項公然挑戰只能尋求私下解決。

云南財政獨立還有一個獨特標志，就是擁有國家進出口控制權力。1937-1940年間，重慶政府大量從越南鐵路進口貨品，包括武器軍火，但是云南省居然對國家進口的貨物一律課稅。經過重慶政府再三委婉請求，云南省最終同意停止征稅，但是交換條件則是由重慶政府向云南省進行補償，由財政部支付云南省由于停止收稅而造成的全部損失。在這個過程中，龍云又采用拖延策略，迫使中央政府不斷以巨額補償方式，去貼補云南在其他方面承受的各種“損失”，以交換云南省同意局部性地納入戰時全國財經體系，過程十分艱巨。

1944年9-10月份，中美同盟關系遭遇巨變，蔣介石終于驅除美國駐華最高軍事代表史迪威將軍 ，而代之以魏德邁將軍。蔣介石和魏德邁的關系出乎意外地改進，使中美同盟展現出一絲曙光，無論是軍隊訓練或給養都產生前所未有的進展，其中特別是中央軍的戰斗力和戰斗意志顯著提升。因此在1944年底，中美兩國共同擬出反攻計劃，希望把一號作戰時入侵西南省份的日軍趕到長江中下游，配合盟軍從太平洋地區大反攻戰略。

為此，重慶政府特意在1944年12月份在昆明成立中國陸軍總司令部，任命何應欽為總司令。

但是這一連串發展立即引起龍云極度不安，而他的關注并不是中國作為盟邦的戰略需要，卻是擔憂中央此舉會對他個人在云南的獨霸統治權有所侵蝕，因此禁止屬下不許接待何應欽或協助司令部的成立。

當何應欽為了表示尊重地主而特意趨府拜訪龍云時，也未蒙后者接見，而且也沒有受到回訪。當杜聿明召集高層軍事會議時，云南省軍官則又奉龍云命令一律不許出席。諸如此類事件使得徐永昌不禁感嘆，此種不顧國家利害的行為，不知何日方能厘清？

更有甚者，由于龍云一門心思擔憂中央軍會趁機并吞地方軍，于是明令部屬不準參加何應欽的就職典禮。龍云甚至提出質問，究竟是陸軍總司令官位大，或是行營主任官位大。昆明市區又發生一起重大而離奇的兇殺案件，何應欽陸軍總部一位上校級別組長身穿軍服佩戴整齊卻被刺殺而且棄尸水溝中，頓時造成政治氣氛緊繃。

由于兇殺事件難以判斷究竟是一般性民間犯罪行為，抑且是云南官方蓄意導演的示威舉動，所以重慶政府只好敦請考試院副院長周鍾岳（云南籍政壇元老）回云南調解，并且接受周氏建議任命龍云為陸軍副總司令，再由蔣介石親筆寫信安撫龍云，才讓何應欽得以順利就職。

正當危機看似暫時化解時，不料另外一個沖突事件接踵而至。當時因為中印公路通車，重慶政府計劃在昆明和滇西成立防守和警備司令部，委派杜聿明為昆明防守司令。這個單純人事安排本當是在重慶政府權責范圍之內，但是龍云卻認為應該在事先征求其首肯，導致雙方再度產生沖突，重慶政府又只好懇求周鍾岳居間調和。

這類事故接二連三地發生顯然驅使蔣介石失去耐心，從他日記中很容易看出他心情發展的趨勢。

1945年3月24日，蔣介石在日記里花了大量篇幅痛罵龍云，指責他 “玀玀之終為玀玀”等語，明顯地超出了他往常責罵人的尺度，到了口不擇言地步。25日又寫道，“自革命黨政以來，從未遇地方當政者之冷酷與跋扈有如此者，夜郎自大，惟有澹然處之，不足在意也?！?/strong>

3月31日日記，“滇龍之輕侮冷酷實為意料所不及?！?/strong>

在整個1939-1945年間，云南省是國民政府執行建設大后方，以期進行長期抗戰大策略的首要基地之一，但是該地實力派領袖已經在內心上反對這個大策略，而在實際軍事行動上又屢屢成為抗戰動員的絆腳石，甚至極力鼓動其他地方實力派（川康晉粵）共同抵制抗戰。重慶對昆明的關系急速惡化，雖然恨之入骨，卻又無可奈何。

但是到了抗戰情形好轉時，蔣介石終于決定在適當時機不再無限制忍耐，而必須采取斷然行動。

這個大轉折可能發生在1945年7月份。

他在7月中旬寫道，“對滇龍之不法行為應徹底解決，撤換滇龍應作之準備。”蔣介石把杜聿明召到重慶，告知其積極籌備撤換龍云的準備工作。

7月30日，蔣介石主動把龍云問題告訴美軍代表魏德邁。這是蔣介石在整個中美同盟時期從來不曾做過的舉動。在此之前，蔣介石從來不把中國的政治內情向美國軍方透露，因為他預測只會招致史迪威的熱諷冷嘲，或甚至肆意狂言，而成為自取其辱。而這次卻是指名道姓地向魏德邁和盤托出，可見他對龍云的忍讓超過極限和對魏德邁的推心置腹。

而魏德邁的回應也含蓄有度，只回應會提高昆明美軍的戒備，卻對中國內政不作任何批評和承諾，完全符合一個盟軍軍官的職業道德規范。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蔣介石此時已經開始布置撤換龍云，當8月份勝利來臨時，他立即在10月初將之斷然付諸執行，結束了龍云控制云南省18年的歷史（1927-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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