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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山西在四個方面的作為，讓它和國民政府的關系走向質變。

第一，是閻錫山開始排擠中央軍政勢力退出他的地盤。第二，是他排擠非山西系的地方軍隊退出山西。第三，是他變本加厲地擴張地方勢力。第四個，也是最讓國民政府吃驚而又疲于應付的，是他和日軍和汪精衛明目張膽的勾結。

1、對中央軍的排擠

第一個方面的現象在華北戰事惡化后不久就顯露端倪。在太原新敗之余，閻錫山立即向中央軍衛立煌宣布，山西軍隊不可以離開山西，閻錫山本人也不會離開山西。到了12月初，閻錫山進一步通知中央政府，他不接受某些軍隊進入山西，中央政府為了避免冒犯山西，只好把它們調走。換言之，山西省開始伸張其軍事獨立自主性，拒絕納入全國的華北作戰計劃。

正因為山西的獨行獨斷作風，因此到了1938年2月，當白崇禧提議命令衛立煌和李默庵兩個師去側擊平漢鐵路時，蔣介石不敢立即裁決而必需先囑徐永昌去征求閻錫山同意。

最終由于閻錫山拖延不服，乃至徒失戎機。3月份，山西東陽關戰事失敗，雖然閻錫山和衛立煌手中都有部隊，卻因為彼此互不信任而不能協同作戰。到了1938年底，山西半獨立的色彩益趨明顯。首先是蔣介石通過徐永昌轉達，邀請閻錫山離開山西去擔任華北地區行營主任，但是被閻錫山軟性推辭。繼之衛立煌向中央報告稱，閻錫山屢次明確表態山西要自立門戶，反對中央軍進入。

不久之后，閻錫山又拒絕陳誠主持的政治部派員進入山西工作。換言之，閻錫山明目張膽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把國民政府的軍政人員摒除在他地盤之外。

第二方面的發展是閻錫山開始清理門戶，因為當時除了中央軍之外，在山西地區還有一股傅作義部隊。

傅作義不是閻錫山嫡系，在山西受到日軍擠壓下，閻錫山不愿意傅作義分享省內資源，因此對傅作義進行排斥。盡管張群認為閻錫山這番作為對傅作義有失厚道，而且違反國家紀律，但是如果雙方因摩擦失控而釀為內戰，則對華北抗戰大局將造成嚴重打擊，因此國民政府必須盡一切努力予以化解。

大致說來，閻錫山和傅作義關系從1938年下半年開始就已經水火不容，但是一時又找不出解決方法。雖然最簡單的處理方法是由傅作義率部隊離開山西改駐綏遠西部，但是閻錫山卻只肯讓他只身離開而留下部隊。傅作義當然不肯，因此形成僵局，使國民政府非常為難。閻錫山最后同意準許傅作義帶領一個師去綏西（第八戰區），同時還向重慶提出補償條件，要求承認他的親信趙承綬擔任第七集團軍總司令，取代傅作義職位。面對閻錫山如此討價還價，重慶中央只好委曲求全。

在任何正常國家體制內，這類軍隊組織和調動防區等事務，原本由上級以一紙命令指示下級執行即可。但是在抗戰時期中國，它卻變成是高度敏感的政治問題，在地方實力派互不相讓局面下，所謂的中央政府夾在中間，卻長久找不出擺平的辦法。

更何況山西地區的軍事和諧影響整個華北抗戰至巨，無論何種安排方案都會削弱國軍在華北的整體戰斗力。然而地方實力派之間的爾虞我詐，一切軍隊移防事務均需討價還價，中央政府的指揮系統根本排不上用場。

而事實上，傅作義部隊由于多年不曾參加戰斗，所以它的裝備比淞滬戰爭后的中央軍還更為完備。

毫不意外地，閻錫山也要求中央補償軍餉和武器。就武器而言，山西軍隊在1939年的裝備很可能在全國軍隊中處于前列地位。比如說，它們在1939年還有一個頗具規模的炮兵部隊，而當時國軍在受到將近兩年摧殘后，在全國戰場上只剩下60余門山炮。1940年閻錫山又要求中央撥發步槍二千余枝，輕機關槍六千挺。

與此同時閻錫山還自行決定擴軍，意圖要創建84個步兵團，6個炮兵團，和兩個騎兵師。在軍餉方面，按照閻錫山在1940年原本向中央的喊價是撥給81萬元，但是當中央表示需要派遣軍需人員到現場去稽核軍費帳目時卻遭到拒絕。不久閻錫山又提出要求增加游擊隊等軍餉117萬元，兩者相加總共是198萬元，而省政府保安隊和行政經費尚須另外計算。

雖然軍政部認為閻錫山貪得無厭，但是又不敢完全拒絕，只好建議重慶政府不如給山西一個固定數目由閻錫山自行支配。但是徐永昌則預測無論政府承諾任何數字，閻錫山都必將馬上接受，然后再來索求更多經費，因此他主張政府千萬不可做出承諾。就在此時，賈景德又奉閻錫山命令提出，山西原本軍餉是210萬元，但是希望再增加250萬元。果不其然，幾個月后，閻錫山再度致電何應欽，要求增加軍餉，而且此后不斷加碼，成為山西省此后不定期但是必不可免地向重慶政府做出的討價還價行為，形同勒索。

當然中央政府也得到情報，閻錫山的軍餉索求遠遠超過他實際擁有的兵力。比如說，1942-1943年，閻錫山軍隊都只有6-7萬人，但是卻要求中央依照20萬官兵規格撥發糧餉。到了1943年秋季，根據軍令部參謀報告，山西軍隊官兵數字仍然只有87128人，而他們的武器卻遠遠優于當時中國大部分軍隊。

怪不得當閻錫山要求中央發給槍支時，中央的回應是要求閻錫山交出山西兵工廠納入國家兵工署，閻錫山當然不接受。

2、“晉鈔”的背后

第三方面問題是山西維持許多地方實力派普遍采用的運作方式，只是作風更明目張膽。最明顯例子是山西省自行發行錢幣，一般稱為“晉鈔”。晉鈔是北洋時代產物，但是即便是在南京政府早已通令全國使用法幣之后，山西依然利用山西省銀行與鐵路銀行名義發行鈔票在省內通行，到了1940年中期，晉鈔發行量已經達到一億元。盡管徐永昌與張群委托賈景德轉求山西不要繼續發行晉鈔，但是閻錫山置之不理。

閻錫山以晉鈔向人民收購物資，是為了維持山西軍隊的獨立性和排斥中央干預。因此當山西省希望中央去負責承擔山西晉鈔的價值時，徐永昌則建議中央絕對不可以落入圈套，因為這樣只會供山西省領袖們中飽私囊和急續殃民。

在面臨外敵當前的生死關頭，中國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竟然要絞盡腦汁致力于使出這些權謀計策，其統一抗戰程度之薄弱，可以想見。

回顧最初晉鈔和法幣之間的價值差額極為微小，但是等到晉鈔發行到一億元時開始大幅貶值，山西省因此不得不想盡辦法予以彌補。而其中最極端的手法是操弄晉鈔和法幣之間的差價來販賣鴉片煙土牟取巨利。

根據山西省官員1940年底向徐永昌密報，閻錫山下令在成都和西安開設的山西省公私銀行提出200萬元法幣送往甘肅蘭州購買煙土。依照山西如意盤算，如果以200萬元法幣購買煙土，則兩三次交易之后即可把一億元晉鈔換回。山西官員更向徐永昌透露，兩個月以來，閻錫山每個月發行200萬元晉鈔，并且聲稱將繼續發行。其所持的理由是：以前增加的尚且不夠。據山西省官員推想，閻錫山的實際理由是看到四川、云南、廣西軍閥跋扈、共產黨作亂，而中央無力阻止，因此山西如果獨行獨斷，中央也將無可奈何。

盡管國民政府早已明令全國禁止鴉片煙種植和販賣，但是鴉片依然隨地可見。可是像山西省這種一方重鎮的地方實力派，居然公然運用官方力量進行大規模鴉片跨省運輸和銷售的實例則并不多見。更值得注意的是，山西省這項活動早已被中央政府詳盡探知，卻無能亦不敢依法制止，更遑論懲罰主謀者，其最主要原因就是恐懼造成抗日陣營內部政治軍事的不穩。

3、閻錫山與汪精衛的接觸

而政治軍事的不穩，正是山西制造的第四方面問題。早在1938年中期，當何應欽首度接到情報稱閻錫山在向日方進行活動時，蔣介石與徐永昌尚且堅信閻錫山絕對不致與敵妥協。在此后兩年中，山西省內經過犧盟會和新軍重大變故，對閻錫山的政治取向造成徹底改變。然而遲至1939年8月間，蔣介石仍然向政府高官宣稱抗戰的軍事重點在山西，并且嘉許山西苦戰了兩年而敵人沒奈我何。因此只要山西守得住，其他戰場的局部進退無關緊要。

但是情況不久就起了變化。大概從1939年底“十二月事變”開始，山西內部爆發嚴重分裂，閻錫山精心培植的“犧盟會”政治組織、新軍、和中共合作的關系失去控制，造成內部大分裂。這次重大內部事故對于閻錫山最重要的影響是徹底改變了他的政治立場，“反共”成為比“抗日”更重要的目標。他認為來自中共的威脅遠比日軍侵略更為直接和急切，因此開始極力鼓動重慶政府積極剿共。而當這個主張遭到重慶政府拒絕之后，就決定開拓自己的出路，主動探求與日本或汪精衛的合作，冀圖成為共同反共的伙伴。

換言之，在1937-1939年間，山西雖然事實上早已經脫離中央政府的有效控制范圍，但是它作為華北抗日國防門戶的功能依然有其價值。閻錫山在1940年的政治轉向則立即威脅到抗日大局，讓重慶政府驚恐不已。山西戰略位置不僅是華北通往西南抗戰根據地的門戶，而且山西軍隊本身也是一股極重要的戰斗力，所以重慶政府必須竭力阻止它倒向敵人陣營。

1940年夏秋之際，當重慶政府再度接到有關閻錫山與汪精衛接觸的情報時，他不敢再以等閑視之，因為情報來自山西省內部官員密報，聲稱閻錫山認定抗戰勝利無望而預先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準備。但是由于跡象仍然不明朗，所以重慶政府只好采取密切觀察的對策。

等到1941年上半年，蔣介石收到更多和更具體有關閻錫山通敵情報，才讓他真正認識到大事不妙。比如說，蔣介石在4月間得知，閻錫山命令部屬準備和偽軍及日軍妥協居然白紙黑字形成文件，使他氣憤地在日記里斥責閻錫山“反顏事仇，叛國抗命，而且認賊作父，賣國自保。”

在整個1941年間，重慶政府領袖們不斷獲得有關山西動向情報，其內容包括三方面：

一部分來自重慶政府本身情報線索，一部分來自山西省官員密報，更有一部分是閻錫山本人和他的代表們直言無韙提供的信息，或是向重慶政府開出的政治談判價碼。

綜合起來，重慶政府對事態的了解是：閻錫山內心已經和重慶分道揚鑣，認為中央將來一定不能兼容，而且抗戰前途無望，同時堅信中共與蘇聯必將聯手并吞中國。蔣介石為了挽救雙方關系，特別派遣軍令部長徐永昌，以巡視西北地區的名義去密會閻錫山懇談，同時實地觀察山西情況。

徐永昌回到重慶后向蔣介石報告稱：

（1）山西下級軍人的確受到命令和日本接觸達到邊境和平共存，其動機是萬一抗戰不順利時，山西要給自己留一條后路；（2）閻錫山恐共心理到極點，極力主張中央剿共；（3）山西對中央高度不信任，擔憂中央企圖削弱其政權。

與此同時，中央軍與閻錫山軍隊的關系也日趨惡化。山西官員抱怨中央軍（衛立煌、劉戡、范漢杰、曾萬鐘等）部隊侵入他們的地盤，擅自委任專員和縣長，擅設稅卡，干涉行政。閻錫山部隊對中央軍心存反感，而山西許多官員的家屬和工廠也開始從四川撤離，以免將來雙方關系破裂時遭受扣押。到了1941年10月底，蔣介石更收到閻錫山通敵的實況報告。

而正在此時，胡宗南以急電向蔣介石報告，日軍進攻東龍門山而他的軍隊想通過一個據點去增援時卻被閻錫山攔阻，因此請求中央盡快進行疏通。

同時，閻錫山駐重慶代理人賈景德也剛從山西回到重慶，帶回來的訊息是：

（1）閻錫山及晉軍拒絕離開山西省；（2） 閻錫山極力主張剿共，對于中央的制止表示非常不滿，并且成為他與敵偽直接聯系的正當理由。

從1941年下半年開始，重慶政府萬分急迫地運用各種渠道向閻錫山溝通，希望他打消和日本接觸的念頭。恰在這個時節，中央再度接到胡宗南報告稱, 當他的部隊要支援前線時，再次被山西部隊阻止不許通過。蔣介石只好叮囑胡宗南不得孟浪行事。而蔣鼎文和胡宗南又從陜西前線俘獲日軍文件得知，日軍與山西軍隊早已達成默契，不但避免作戰，還約定彼此軍隊識別記號以免發生意外沖突。

換言之，重慶政府的作戰計劃已經屢屢被山西省否決而嚴重妨礙了整個華北戰局。事實上，重慶政府的第二戰區（閻錫山）竟然成為第一戰區（蔣鼎文）的心腹之患，真是充滿諷刺。

有趣的是，蔣介石在這個時節命令賈景德趕緊回山西去勸止閻錫山切莫降敵，并且傳話向閻錫山提出承諾，只要他不降敵，重慶政府愿意擴大他對鄰近一兩個省的控制權作為補償。蔣介石還托賈景德轉告，如果山西被日軍侵入，則中央愿意把陜西或者甘肅讓出由閻錫山統治，但是請他千萬不要投靠日本。

在這個軟硬兼施對策中，蔣介石也委托賈景德（13日）向閻錫山提出警告稱：

（1）如果閻錫山膽敢對外謊稱他的降敵是接受蔣介石授意或默許（意指汪精衛炮制的雙簧論故技），則蔣介石誓言必定昭告天下，揭穿閻錫山謊言；（2） 如果閻錫山果真通敵剿共，則蔣介石必定明令討伐閻錫山；（3） 如果閻錫山借日軍剿共，則他就是吳三桂不如，一定是民族的千古罪人。

正在這個關鍵時刻蔣介石又接到張群密報稱，四川劉文輝與閻錫山，龍云秘密來往。他們甚至向張群試探，預備在政變時推舉張群作為新政府領袖。這種南北地方實力派跨省的串聯謀反，當然可以立即撼動中央和迫使抗戰停止，不禁使蔣介石驚懼不已。

面對重慶政府這般緊鑼密鼓地施壓，閻錫山的回應模棱兩可，只是強調他自己比蔣介石更了解共產黨陰謀，因此無論他表面上如何親近日本，但是內心不會叛離黨國。

他甚至表示“無委員長指示，絕不行動。”（指投降日本的實際行動）。蔣介石則回信希望他要堅持表里如一。

這種撲朔迷離的局面繼續維持了一長段時間。一方面賈景德奉命向蔣介石匯報稱，閻錫山決定從此以后追隨委員長，抗戰到底。但是另一方面，胡宗南又密電重慶指出山西趙承綬和日本達成秘密協定，并且在閻錫山總部接待敵偽人員談判。

到了這個時節，重慶和山西的關系已經完全脫離行政體系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關系，而是進入幾乎是獨立平行政權之間的權衡折沖和討價還價的（國際外交）關系。

4、在日本與重慶之間的投機

珍珠港事件（1941年12月8日）爆發完全出乎閻錫山意料，讓他警覺到美國和日本之間的強弱之勢巨變來臨，務必不要站錯邊。

但是他只是見風轉舵，而不是痛改前非。因此，山西“投日”的風險雖然暫時降低，但是“獨立自主”的政治立場依然不變，還同時維持和日本曖昧關系。比如說，賈景德私下向徐永昌透露，山西文武官員絕大多數依然認為中國應該和日本言和，因為抗戰是絕路，而且日美妥協遲早必定來臨。閻錫山也聲稱絕不放棄晉政，也絕不受中央支配。再比如說，當日本抓到山西間諜時就會立即放人，宣稱晉日是一家人，表示日本愿意與山西和平共處，而山西也默認此種安排，仍然維持各種形式的暗里往來。

相反地，珍珠港事件的效果則是促使日本加重它對山西的壓力，更為急切地要求山西把態度更明朗化。當閻錫山借機向日本人提出要求時，想不到日本人居然全部答應。這個經驗讓閻錫山據以傳授部屬一句名言，在變化多端的局面里，“生存就是真理”。但是當閻錫山繼續保持曖昧時，日本則對山西前線增加兵力和送發傳單，逼使閻錫山表態。而閻錫山為了方便糧食內運，也曾經派部下到前線向日本人疏通。

不久之后，蔣介石又得知閻錫山居然命令部屬準備和偽軍及日軍簽訂書面協定。這個危機感讓蔣介石趕忙向閻錫山提議親赴西安和閻錫山面商，而閻錫山卻托詞公務纏身，只能指派代表見蔣介石，蔣介石只好作罷。

1942年5月份山西官員和日軍果然進行了一系列接觸，相關情報最后都傳到重慶政府。其中最戲劇化的事件是閻錫山本人出席和日軍代表會談，卻被日軍單方面加以公布，使閻錫山無可遁形。

閻錫山在事跡敗露后只好向重慶政府提出解釋稱，日軍清水師原來已經決定抽走，但是突然又和共產黨協定夾擊晉軍，所以他（閻錫山）只好和偽山西省長蘇象干約定在安平村面商，豈知臨時日軍第一軍司令官巖松義雄和北中國方面軍參謀長安達二十三不但突然出現在現場，而且被日方照相留證。閻錫山只能向重慶政府保證當時雙方并沒有達成任何協定。

但是重慶政府對閻錫山的坦白并不領情，因為它知道閻錫山一旦得知照相真相無法隱瞞時就只好請賈景德如實轉告蔣介石。而蔣介石又從賈景德處側面得知，閻錫山其實是與日本官員見面后，取得日本同意一個師離開山西南部。所以蔣介石的反應是，“彼（閻錫山）且得意忘形，嗚呼，廉恥掃地矣。”

盡管重慶政府得知此次事件，卻仍然無能為力，因為閻日之間的接觸繼續維持。比如說在8月間，軍令部又接到密報稱，晉軍騎兵第一軍委員楊懷豐到汾陽和日軍山野中佐談判。

同時接到情報稱，劉文輝和鄧錫候正在積極拉攏閻錫山。1942年10月初，蔣介石終于有機會聽到閻錫山降敵陰謀的實際情況，因為此時重慶政府逮捕到名為“李廣和”的人員，是閻錫山潛伏在重慶的情報人員，在拷問后把許多閻錫山和日本人勾結的細節和盤托出。

盡管閻錫山始終沒有公開投入汪日陣營，但是直到抗戰勝利為止，他都繼續維持和敵國的關系，是一個重慶政府完全不能掌控的地方實力派。而這些關系也并不是偷偷摸摸地，反而是肆無忌憚地讓重慶政府得知。

比如說，賈景德在1943年就告知重慶政府，山西已經派人去南京和汪精衛政權接觸。1944年，蔣介石又得到情報，閻錫山與日本人接觸。但是蔣介石鄙視閻錫山是個懦夫，可能不敢真正付諸實行。由于“抗日”還是“降日”事關重大，因此山西問題從1940年底開始到抗戰勝利為止，都是重慶政府的心腹大患，無時無刻不在扯動重慶最高領袖們的心弦。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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