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新中國成立時，大陸上軍事戰線的斗爭依然激烈，我黨秘密戰線的主要任務，是協助進攻中的解放軍盡快突破蔣軍防線，消滅繼續頑抗的敵軍，同時開展對敵策動起義工作。在軍事戰線捷報頻傳的同時，秘密戰線也大獲全勝。

01

協助公開戰場

當時，秘密戰線在戰場上的對決，主要反映在蔣軍主力集中的西北和西南。

早在1947年秋，我黨西北地下情報網遭到破壞，大批情報人員被捕。但我黨很快又建立起了新的地下組織，其中，比較重要的情報小組就建立在胡宗南所部的電訊機要部門。從1949年2月起，這個情報小組用胡宗南所屬部隊的三部電臺同西柏坡聯絡，很多情報甚至直接送到了彭德懷、習仲勛等西北戰場領導人的手里。

1949年7月10日至14日，我第一野戰軍進行了“扶（風）郿（縣）戰役”，先以一個軍的兵力，從“胡馬聯軍”（指胡宗南、馬步芳）結合部穿插迂回到敵軍背后，形成合圍后，發起全線總攻。

這個小組在戰役打響后，利用所控電臺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把胡宗南下達的作戰命令先發給西柏坡，然后再想方設法拖上幾個小時再發給胡宗南所部；二是有意干擾與馬家軍的電訊聯絡，使得馬家軍無法增援。此役一舉殲滅胡宗南部4個軍，完全解放了關中，為解放大西北和進軍大西南奠定了堅實基礎。

而劉鄧指揮的第二野戰軍在解放大西南時，則得到了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員、時任國民黨西南軍政長官公署代理中將參謀長劉宗寬在暗中的大力協助。

南京國民政府被迫從廣州遷逃重慶后，企圖依靠盤踞西南地區的胡宗南集團為主力，憑借西南地區的險要地勢，與人民解放軍長期作戰。如戰局不利，則可退向西康和云南，或逃往國外，依靠外援，東山再起。

蔣介石在制定其防御戰略時認為，川東地形復雜，路途艱險，不利于大兵團行動，解放軍選擇此處入川的可能性不大。川北的陜西和甘肅是中國共產黨的老根據地，交通比川東發達，補給方便，解放軍極大可能由陜南和甘南入川。于是，他親自調兵遣將，在川北集結重兵。不料，第二野戰軍恰恰隱蔽地從蔣軍兵力空虛的川東處入川，直逼重慶，打得蔣介石措手不及。

誘導蔣介石對防御方向作出錯誤判斷的就是劉宗寬。作為制定戰略的參謀長，劉宗寬在戰略構想時斷言，解放軍必學三國時的鄧艾，由陜入川，因此建議把防御重點由川東移向川北，加強對防御川北的胡宗南部的支持。這一建議正中胡宗南下懷，得其支持，從而順利得到蔣的首肯。

此外，在部署兵力時，劉宗寬在川東暗留了“后門”。從圖紙上看，川東也有許多部隊，但其實都是沒有戰斗力的散兵游勇。二野主力正是按劉宗寬的設計與建議，從這里未受阻擋就進入川東后直插重慶的。

尤其在重慶即將解放的最后時刻，他幫助解放軍贏得了時間。當時，蔣介石調集800輛汽車，接胡宗南主力南下保衛重慶。劉宗寬得知此事后，立即安排二野情報人員持西南軍政長官公署護照，化裝成國民黨軍官通過重重防線，順利將情報送達二野前線指揮部。解放軍得報后立即加快進軍速度，使胡宗南的第一軍剛運到重慶，尚未及展開和布防，就被完全擊潰。

02

策動起義

人民解放軍在渡江戰役后作戰的基本原則，就是運用毛澤東確定的天津、北平、綏遠三種方式解決戰斗。首先就是決不放過一切機會和可能，用北平方式爭取和平解放。為此，中共中央在1948年專門作出決定，責成中央情報部主管對敵策動起義工作。

這樣，策動蔣軍起義，尤其在新中國建立前后整地區、整建制地策動起義，就成為當時的重頭戲。在這些起義中比較著名的有：國民黨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潛和國民黨第一兵團司令陳明仁起義，國民黨西康省政府主席、川康邊防總指揮劉文輝及國民黨西南長官公署副長官鄧錫侯、潘文華起義、“兩航”起義，和國民黨云南省政府主席、云南綏靖公署主任盧漢起義。

程潛在國民黨中資格老，又是當時長沙的主要負責人，陳明仁則直接掌握著長沙的守軍。從1948年下半年起，中共湖南省工委、中共上海情報系統和中共華中局社會部就不斷派人做程、陳二人的爭取工作，并卓有成效。

有意思的是，程、陳二人對起義有兩大顧慮：一是擔心不能得到諒解，希望得到毛澤東的文字保證；二是與前線的第四野戰軍素無交往，擔心長沙解放時受到人格侮辱。為此，華中局社會部專門派員，攜帶毛澤東致程潛的電報和林彪給程、陳二人的親筆信赴長沙，才最后打消了他倆的疑慮，于1949年8月4日通電起義。

中共中央對這次策動成功的經驗極為重視，轉發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和各野戰軍前委，供他們對“殘余敵人”進行爭取工作時參考。

從新中國成立之時起，中共中央加緊了對國民黨四川地方實力派高級將領劉文輝的爭取。1949年10月18日，劉文輝終于發電請示周恩來，該如何配合解放軍的入川行動。李克農在收電上批示：1、拒絕胡宗南部入川；2、積極配合解放軍作戰；3、保護國家資產；4、經常供給情報。10月21日，周恩來復電劉文輝，內容與李克農的批示大致相同。

11月間，解放軍對四川之敵實行大迂回、大包圍。12月9日，劉文輝等人宣布起義。朱德特地致電，歡迎他們參加人民陣營。這次起義打亂了蔣介石“川西決戰”的部署，關閉了胡宗南集團退往康、滇的大門。

盧漢起義是中共中央、中共南方局、中共華南局、尤其是中共云南地下黨長期進行統一戰線的結果。1949年2月下旬，盧漢派與中共有聯系的民主人士到中共中央香港分局遞交了他致毛澤東、朱德的信，表示反蔣的決心。5月11日，中共中央要求盧漢派全權代表直接到北平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談判。

7月21日，毛澤東對爭取盧漢起義作出指示，指出盧漢如能于解放軍進入云南時舉行起義，所部可以編為人民解放軍。

12月8日，中央軍委發出進軍云南的命令。12月9日，接到中共中央指示的盧漢通電全國，宣布脫離國民黨反動派，服從中央人民政府。西南各地隨后也紛紛響應起義。西南重鎮昆明與西南地區就此和平解放。

此外，1949年11月發生的“兩航”起義也產生了重大的連鎖反應，使得國民黨政府的駐港機構大批起義。

03

摧毀潛伏特務網

新中國成立時最出蔣介石意外的，恐怕就是國民黨在大陸精心布置潛伏的龐大特務網迅速土崩瓦解。這和盧漢的起義有直接的關系。

盧漢起義中最為精彩的一招，是軟禁反動派將領。盧漢在起義前之所以能夠成功誘捕國民黨在昆明的不少關鍵人物，是因為在發出的會議通知單上蓋了張群的私章。作為交換，盧漢在起義的第二天就把張群送去了香港，還他以自由。

被誘捕的20多名國民黨特務機構的骨干，包括軍統云南站長兼云南綏靖公署保防少將處長沈醉、軍統西南區區長兼西南長官公署第二處少將處長徐遠舉、軍統西南區副區長兼重慶衛戍總部稽查少將處長周養浩、保密局經理處少將處長郭旭、總務處少將處長成希超等，以及一批中統系統和軍事情報系統國防部二廳的關鍵人物。

他們中的一些人，親自參與制定并負責執行蔣介石在大陸失敗后的“應變計劃”，時刻威脅著新中國政權的穩定。為此，西南軍政委員會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兵團司令員陳賡，親自調集精兵強將，展開了突擊審訊工作。

審訊的結果，不但弄清楚了國民黨政權在潰逃臺灣前夕所制定的“四大計劃”（潛伏計劃、游擊計劃、破壞計劃和還鄉計劃），還基本掌握了三大特務系統在大陸潛伏的特務網絡。這些極其重要的情報被迅速送達有關部門，在最短的時間內，大批特務、尤其是各級特務組織的負責人紛紛落網，使得眾多特務組織頓作鳥獸散，破壞力也大為降低。

到1949年底，大陸上只有38個特務組織與臺灣還有電報聯系。這就迫使臺灣的保密局不得不新派遣大批特務以加強對大陸的破壞。但由于失去了組織系統的支持和掩護，這些派遣特務也很快束手就擒。可見，國民黨潛伏在大陸上的龐大特務系統，在新中國成立后不久就已經分崩離析。此外，大陸上數以百萬計的政治土匪，也因為失去了國民黨特務骨干的指揮、聯絡和供給，變得人心渙散而不堪一擊，很快即土崩瓦解。

據《北京日報》、《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