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李在明的社交賬號上，一段30秒不到的視頻點燃了韓國社會的憤怒。

一名斯里蘭卡籍工人被塑料膜捆住身體，綁在一摞磚塊上，隨后與磚塊一起被叉車吊起，在廠區內來回移動了五分鐘。

這是2025年發生在韓國全羅南道羅州市一處汽車零部件工廠的真實場景。

那么，為什么韓國的外籍工人會成為被“處理”的對象？他們的生存狀態真的有那么糟嗎？

一年前的火災，奪走了17個中國工人的命

早在2024年的6月，韓國京畿道華城市的Aricell鋰電池廠就曾突發過火災，造成23人死亡，其中17人是中國籍勞工。

火災發生時正值早班時段，廠房堆滿易燃材料，沒有自動噴淋系統，通風差，火勢迅速蔓延。

很多工人甚至不知道逃生通道在哪里。

而且，據韓國媒體調查，該廠安全隱患長期存在，員工沒有接受過任何消防演練，罹難的大多數人是通過中介派遣的臨時工。

他們沒有正式合同，也沒有職業安全培訓，甚至不知道自己工作的地方存在什么風險。火災發生時，有工人被困三樓，唯一的逃生通道被堵死，只能在兩分鐘內被濃煙吞沒。

事后調查顯示，涉事企業 AriCell 從 2021 年起一直采取調包檢測用產品等欺瞞方式通過安全檢查，生產過程粗制濫造、疏于管理，最終導致不良產品起火引發事故。

韓國警方已針對涉事企業負責人等展開調查并進行后續追責。

直到2025 年 7 月 23 日，涉事企業代表樸順寬因違反《重大災害處罰法》等罪名被判處有期徒刑 20 年，其兒子、AriCell 總部負責人樸仲彥被判處 15 年監禁。

外籍工人的死亡率，是本地人的三倍

外籍勞工在韓國的地位一直不高。

他們被稱為“3D崗位”（Dirty、Dangerous、Difficult）上的主力軍，也是韓國本地人不愿從事的工作替代者。

根據韓國勞動部2024年6月的數據，全國外籍勞工數量已達178萬人，占勞動人口總數3.2%，大部分來自中國、越南、菲律賓、東帝汶、斯里蘭卡等國家。

其中大量集中在制造業、農漁業、建筑業等高危行業，但正是這些行業，事故頻率最高，保障最差。

2021年，外籍勞工僅占制造業勞動力的9%，卻占了行業死亡人數的18%。換句話說，外籍工人死于工傷的概率，是本地工人的三倍以上。

在羅州工廠事件發生后，另一名在同廠工作的東帝汶籍工人通過翻譯告訴記者：“我們不是員工，是工具?！?/p>

他還說，工人之間不允許講母語，理由是“太吵”。

而且，他們每個月工資折合人民幣不到6000元，還要定期繳納中介管理費，不屬于企業正式編制，也沒有工會保護。

據韓國勞工界統計，目前在韓工作的外籍工人中，僅有不到24%的人加入了工會組織。

語言不通、工會參與率低、缺乏法律知識，這意味著大多數人沒有申訴通道，也沒有談判能力。

一旦遭遇問題，只能沉默。

更嚴重的是，韓國的“雇傭許可制度”限制了他們的流動權。三年合約期間不得更換雇主，意味著即使遭遇虐待，也只能忍氣吞聲。

被吊起的，不止是一個人

而這段視頻之所以引發大范圍憤怒，是因為它赤裸裸地展示了一個外籍工人在韓國制造業生態中的真實處境：低人一等，毫無尊嚴。

據韓聯社披露，這名31歲的斯里蘭卡籍男子，是因操作失誤導致生產線停滯了15分鐘，隨后遭5名韓國本地工人“懲罰”。

他們把人捆起來，綁在磚堆上，用叉車吊上半空，在工廠院子里轉圈。

旁邊有人拍視頻，有人發笑，卻沒有人阻止。

這一幕，不只是一種羞辱，更是一種制度性暴力的縮影。

該工廠共有7名外籍工人，其中4人來自東帝汶，3人來自斯里蘭卡，都是通過中介介紹而來，合同不穩定，語言溝通困難。

他們的工作時間是每天12個小時，薪資卻只有本地工人的60%，因為在管理層眼中，他們只是“可以移動的零件”。

李在明發聲，社會憤怒，但企業在“道歉”

7月24日，視頻傳開后，李在明第一時間轉發，并配文強調：“這是赤裸裸的人權侵犯，是對弱勢群體的侮辱，必須徹查，不能容忍?！?/strong>

當天的國務會議上，他要求法務部、勞動部和警方組成聯合調查組，確保施暴者依法追責，并提出防范機制。

韓國網友也行動迅速，24小時內，總統府網站的請愿簽名超過20萬份，呼吁嚴懲涉事人員，徹查工廠管理制度。

相較之下，涉事工廠的聲明卻顯得輕描淡寫。

他們稱這是“員工間的不當玩笑”，并宣布對涉事5人停職處理，受害者得到100萬韓元賠償，約合5200元人民幣。

還強調“公司始終尊重外籍員工的人權和勞動權”，這份聲明沒有提到制度問題，也沒有回應外界對用工體系的質疑。

這也不是第一次韓國企業用“道歉+停職+慰問金”來處理外籍勞工相關事件。

2023年，一名泰國籍工人被安置在豬圈改造的宿舍中，因硫化氫中毒身亡。2020年，一名柬埔寨女工在零下溫度的塑料棚宿舍中凍死。

這些事件都曾短暫地進入公眾視野，但隨即被遺忘。

工人死了，工廠改一改，事情就過去了。

一個視頻撕開的制度口子，能否真正修復？

羅州事件并非首次，也不會是最后一次。它只是恰好被拍了下來，恰好傳到了總統眼前，恰好引發了輿論。

視頻之外，還有更多沒有鏡頭記錄下的“叉車時刻”。韓國政府在高壓輿論下做出回應，社會也對外籍勞工的處境表達同情與憤怒。

但真正的底層問題，是制度如何看待這些“外來者”。

是他們被當人，還是被當作工具。

這場風波帶來的最好結果，或許不是懲罰幾名施暴工人，而是讓制度開始松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