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島行人相撞案”現場視頻公布 法院：表述不當造成誤導

（原標題：“青島行人相撞案”現場視頻公布 法院：表述不當造成誤導）

近日，山東省青島市李滄區人民法院發布的“兩行人相撞案”普法案例引發爭議，央視《法治在線》聯系到青島市李滄區人民法院，法院回應，關于“安全距離”，表述存在使用不恰當的問題。法院還提供了事發現場公共場所視頻，并詳細介紹案發情節。

事發現場畫面

青島市李滄區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專職委員郭棟介紹，這個普法案例源自法院調解結案的一起真實案例。事發時間是2023年5月19日，原告為女性，碰撞事故發生時59歲，被告也是一名女性，事發時29歲。事發當時，原告在道路上行走，其間放慢腳步接電話，后停下緩慢轉身站住，被告當時從后面左右張望快步前行，并未注意前方情況，將原告撞倒，導致原告右股骨脛創傷性骨折。后經司法鑒定，構成十級傷殘。

真實案情與普法案例介紹的案情、網傳的案情存在較大出入。

• 第一，網傳撞人的是男性，實際上是女性，在發布的普法視頻和文字中，法官只是用劉某和王某指代，并未體現二人性別。
• 第二，普法案例中提到原告“突然轉身往回走”與事實不符，實際上，從現場監控視頻看，原告并沒有“突然轉身往回走”，只是緩慢轉身站住，此時原被告之間尚有一定距離。
• 第三，普法案例中提到被告“存在未保持安全距離的過錯”，表述不當。真實案情中，被告從后面左右張望、快步前行，存在未注意前方情況的問題。

2023年9月17日，原告向法院提起民事賠償訴訟，原被告雙方均聘請了律師進行代理。后辦案法官組織雙方進行了證據交換，共同查看了調取的監控視頻，雙方共同商定對此事協商解決。此后，辦案法官多次與雙方溝通調解方案，被告同意賠償原告70000元，采用分期付款方式支付，原告同意該調解意見和支付方式。

2024年6月27日，雙方到法院簽署了調解協議，法院于次日出具了民事調解書。簽署調解協議后，被告2024年7月28日向原告支付了第一筆賠償款1萬元，并自2024年8月起于每月28日前均按時向原告支付6000元，目前只剩一期余款6000元因沒到時間尚未支付。雙方在履行調解書過程中未發生爭議。

對于網傳案情與真實案情存在出入的問題，青島市李滄區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專職委員郭棟介紹，對于法院此次普法過程中因法官描述事實不準確、表述不當，給廣大網民造成誤導的問題，在此誠懇地道歉。

下一步，法院將認真吸取此次案例普法中的教訓，進一步規范案例普法工作，提高普法宣傳質量，以更高標準、更嚴要求落實“誰執法誰普法”責任制。請廣大網民繼續關心和監督法院的工作。（總臺記者 張李彬 曾曉蕾 常楊 王思思 趙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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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青島李滄區法院調解的一起行人碰撞案件引發公眾熱議。案件中，劉女士邊打電話邊行走時突然轉身，與后方王某相撞，導致十級傷殘。根據監控記錄，調解中經分析認為，劉某雖然受傷，對于事故的發生存在較大的過錯，而王某存在未保持安全距離的過錯，系事故發生的次要原因，最終調解王某賠償7萬元。這一裁決將“行人安全距離”推至輿論焦點，其背后的責任認定邏輯值得深入審視。

法治青島報道截圖

法律對行人安全距離尚無規定

何為“安全距離”？目前我國交通法規中關于“安全距離”的敘述，主要集中于駕駛機動車中的注意義務，如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三條：同車道行駛的機動車，后車應當與前車保持足以采取緊急制動措施的安全距離。對于行人之間的“安全距離”并無法律規定。

從民事法律出發進行分析，可以民法典過錯責任原則為依據：行為人因過錯侵害他人民事權益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過錯責任產生的前提是“行為人有過錯”。因此，以“安全距離”為由的民事賠償，亦不存在民法上的法律依據。

需要注意的是，無明確量化標準時，法院可以結合具體行為、損害后果及社會公平觀念，來平衡雙方責任。因此，即使法律未規定行人之間的具體安全距離，但“行人應確保安全通行”原則仍可作為司法調解的參考。

安全距離的相對性需要綜合考慮

所以，可以將“安全距離”的實質內涵從兩方面解讀：一是合理預判，即根據前方行人狀態調整自身行為；二是及時反應，即保持足以應對突發動作的空間或速度。除此外，還應當對生活習慣、道德需求，以及安全距離的相對性進行綜合考慮。

首先，安全距離的合理性需適配具體場合的通行習慣。在人群密集的商場或地鐵站，行人客觀上難以保持較大間距，此時注意義務更多體現為觀察或提前示意，而非苛求固定距離。在空曠的人行道或公園，后方行人則有條件通過繞行、減速或預留更多反應空間來避免碰撞，若未采取合理措施，其責任比例可能上升。安全距離并非機械數值，而是隨環境寬松程度動態調整的行為預期。

其次，道德義務在責任認定中具有補充作用。公共空間的通行不僅依賴法律約束，更需基于“相互禮讓”的倫理共識。例如，面對老人、兒童等行動不確定性較高的群體，后方行人即便在擁擠場所也應盡量擴大安全距離，這既是道德要求，也符合司法實踐中對弱勢群體的傾向性保護。

此外，安全距離的相對性還需納入文化習慣與風險預判的考量。相對性本質上要求行人以合理謹慎為標準，在具體場景中平衡自身自由與他人安全。

“誰受傷誰有理”背離公平原則

無論是調解還是判決，都應當堅持以法為據、以理服人、以情感人。“行人安全距離”之所以會引起廣泛關注，實際上是其在社會長效效應中可能產生一定程度的負面效應。一是鼓勵疏忽者的冒險行為，行人可能因“責任在后方”的心理暗示放松自我約束；二是加重普通人的防御成本，迫使公眾在行走中采取過度避讓策略；三是模糊侵權責任構成要件，使得損害結果本身成為歸責要素。當法律不能清晰區分“可預見風險”與“意外事件”時，公民對行為后果的預期將陷入混亂。

實際上，王某的7萬元賠償既非法定義務的履行，也非道德責任的承擔，而是司法平衡術下的特殊產物。這種處理方式雖實現了個案了結，卻未能回答“行人安全距離”的核心命題：在缺乏法律明確規定時，司法介入的邊界在哪里？當注意義務的設定超出社會普遍認知，法律指引應當如何彌合理性與現實的鴻溝？

“誰受傷誰有理”的思維是對公平原則的背離。法律可以同情傷者，但不能因此弱化過錯責任的審查。司法可以填補空白，但不能以犧牲行為公平為代價。

在糾紛中，裁判者更應恪守“行為-因果-主觀-責任”的關系鏈條，避免讓損害結果本身成為歸責要素，只有當司法真正擺脫“息事寧人”的路徑依賴，法律才能為社會確立清晰的行為預期。

（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媒體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