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全國兩會，10多位企業界和學界的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聯名為一個“犯罪嫌疑人”喊“冤”。

這位犯罪嫌疑人是一個國企的領導，在即將離任的時刻，他利用手中的簽字權，將300萬美元轉入了自己的腰包，分完錢后，他還跟身邊的心腹說：

“夠了！這輩子都吃不完了。”

若是在此時此刻的輿論場，如此明目張膽的貪污，如此明目張膽的炫耀貪污過程，其當事人大概率會被網友錘成一堆賽博原子，而后被掃入歷史的廁所中永世不得翻身。

但在20年前，這個犯下錯誤的國企領導，這個已經被扣上貪污罪名的犯罪嫌疑人，卻獲得了從上到下，每個階層的理解。

因為，這個人的名字叫褚時健。

從1979年成為煙廠廠長，到1998年因貪污被捕，褚時健用20年的時間把一個技術水平還停留在民國時期的煙草作坊，打造成了年納稅額超過200億的煙草巨無霸。就在褚時健被抓之前，這個煙草巨無霸剛剛更名為：

“云南紅塔集團。”

以煙草起家的褚時健和紅塔，沒有將眼光只局限于煙草行業，在九十年代便開始了企業多元化布局。而這種布局即使在褚時健被抓之后也沒有停止，于是，就在眾人為褚時健的經歷鳴不平的同時，一支叫做云南紅塔的足球隊也登上了職業聯賽的舞臺。

云南足球，似乎與云南的地域一般，總是籠罩著一層薄霧。可這層薄霧的下面，是四季如春的氣候，以及適合體育訓練的海拔高度。于是，滇池旁的海埂，成為了許多體育隊所鐘愛的訓練基地，尤其是中國足球。

從專業時代到職業化，不知道有多少青訓隊、職業隊從這里起步，走向足壇；不知道有多少足球記者、體育記者從這里起步，把一個個新鮮的資訊與狗血的故事傳遞出去，匯聚成一出出時代的活報劇。巔峰時代，“八千足記上海埂”并非空穴來風。

可與海埂的熱鬧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相對沉寂的云南職業足球。

1996年，伴隨著職業化的東風，云南省隊與當時的天元集團合作成立了云南天元足球俱樂部，但這支球隊并沒有在當時的中國足壇掀起什么水花。

也是在1996年，八一足球隊把主場放在了云南昆明，這才讓中國足壇的頭一次感受到了在彩云之南的土地的人們，對于足球的狂熱與喜愛。

可惜，八一隊只在云南呆了一年便匆匆離開……成為了云南足球歷史上的一個短暫的過客。

直到1997年末，財大氣粗的云南紅塔集團出手了，他們宣布斥資3500萬元，收購了在深圳郁郁不得志的甲B球隊——深圳金鵬。

深圳金鵬是中國第一家民營足球俱樂部，其投資人利煥南屬于乘著改革的東風“先富起來”的民營企業家，因為目睹了深圳足球的起起伏伏而萌生了自己搞球隊的想法。

利煥南本想著通過職業化的大潮，打造一個可以媲美國外一流足球俱樂部的民營球隊。可幾年的運營下來，除了讓個體老板無法承受的巨大開銷，職業聯賽越來越“失控”的情況也讓利煥南無力應付。于是在1997賽季進行到一半的時候，利煥南便偷偷地為球隊尋找起了下家。

經過13輪的秘密談判，深圳金鵬與云南紅塔集團達成協議，后者收購了深圳金鵬51%的股份，并將球隊更名為“云南紅塔”。

消息一經公布，許多云南足球人和球迷為之歡欣鼓舞，高原上的人們，終于迎來了屬于自己的職業足球門票。

而全身而退的投資人利煥南，他給媒體留下了一句話，更確切的說是一句讖語：

“中國足球太黑了！”

曾有人對中國職業足球進行過一個不太恰當，但也算形象的時代劃分：

“煙酒時代→保健品時代→地產時代。”

之所以說這種劃分很形象，是因為它將中國職業足球曾經的本質暴露了出來——熱錢的漩渦。

無論煙酒、保健品，還是房地產，都是曾經中國最為炙手可熱的行業，它們可以在短時間內聚集大量財富，卻又囿于名聲不好、產業單一的窘境，于是，足球便成為了一種很好的“洗白”工具。

而“煙酒時代”里，最為出名的兩支球隊恰恰都來自西南地區，一個是以酒為名的四川全興，另一個就是以煙為名的云南紅塔。

登陸云南高原后，云南紅塔先是在動蕩中經歷了1998賽季，在勉強完成保級任務后，紅塔請來了前中國男足主教練戚務生執鞭，并在1999賽季獲得甲B聯賽亞軍，成功沖進甲A聯賽。隨后，紅塔集團不斷增加投入，先后為球隊引進了周挺、王霄、區楚良、魏群、劉越等國腳級內援。2003賽季末代甲A，云南紅塔以第七名的成績成功進入中超時代。

當時，云南的球市因為紅塔的存在而火爆異常，每逢比賽日，球迷們便拖家帶口來到拓東體育場為紅塔隊加油助威，這其中就有日后成為職業球員、如今擔任云南玉昆隊長的趙宇豪。

趙宇豪說，小時候跟他外公去拓東看過紅塔的比賽，當時就覺得很熱鬧，很好玩。

“后來我開始踢球了，但紅塔，解散了……”

2003年末，紅塔集團宣布撤資，并將球隊以3800萬的價格賣給了因沒有取得中超資格而憤憤不平的重慶。

可以說，中國職業足球的習慣性解散與消亡，是始于云南紅塔的。

2000年，綠城俱樂部收購延邊敖東，借殼登上甲B；2001年廣東宏遠被交易給青島海利豐，這兩筆交易的背后都涉及到了一個問題：

“生存。”

為了生存而賣身，雖不光彩，但總歸能換來一句“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的安慰。

而紅塔與力帆的交易，一個是年繳稅百億的煙草巨無霸，一個是中國民營制造業的頭牌，一個不愁怎么花錢，一個不愁怎么賺錢。

因此他們之間的交易將足球徹底的異化成為了一種工具。

而工具，是可以隨時扔掉的。

搞足球，究竟是為了什么？

云南足球用22年的曲折回答了這個問題。

2003年交易完成后，原云南紅塔領隊郭光琪一直陪球隊呆到了最后一刻，“我們經歷了這么多年的努力，卻不能打中超了，非常沮喪。”

而后郭光琪離開了云南，先后在上海、河南等地輾轉。

而原紅塔二隊則是重打鼓另開張，轉移至麗江，成立了麗江東巴，連續三年沖甲失敗后解散。

2012年，昆明銳龍成立，沖甲失敗后球隊遷移至大理。因為在2013年足協杯中爆冷淘汰豪門上海申花而一戰成名，而后球隊雖然沖甲成功，但主場在大理、麗江、昆明之間反復橫跳。2019年宣布解散。

2017年，在金元足球的最巔峰，云南昆陸俱樂部成立，以每年接近億元的投入迅速沖上中乙，并在中性名的大潮中將名字改為了霸氣而又文雅的：

“昆明鄭和船工。”

只可惜，這個被稱為擁有中國最好聽球隊名的俱樂部，在2022年因為資金鏈斷裂而退出。

曾有人把云南形容為足球荒漠，可22年間，麗江東巴、昆明銳龍、蒙自萬豪、麗江飛虎、鄭和船工……多少球隊來來去去，但都在向世人表明，云南不是足球荒漠！

可這些球隊的生死來去，還是沒能回答出那個問題：

“搞足球，究竟是為了什么？”

2024年10月6日中甲聯賽第26輪，隨著主裁判閆旭的一聲終場哨，云南玉昆在主場2比0戰勝了上海嘉定匯龍。

這聲哨，宣告著云南玉昆隊提前四輪沖超成功，也是云南職業足球時隔21年后重回頂級聯賽的幸福時刻。

新賽季中超14輪過后，作為升班馬的云南玉昆排名第7，最近4輪3勝1平保持不敗。盡管成績令人驚喜，但球隊上下仍然保持著低調。已在中超斬獲2球的韓子龍就表示：“我們球隊從組建到現在沒有幾年的時間，球隊職業道路的文化也沒有那么深厚，所以說我們需要腳踏實地，以保級為基礎，一分一分去拼。”

“希望能夠在中國頂級聯賽站住腳跟。要為云南足球走得更遠而努力。”

今年31歲的韓子龍，年少時曾前往巴西博塔弗戈和西班牙馬拉加俱樂部留洋，回國后的發展卻并不如意。2022年他加盟成立不久的云南玉昆，作為核心球員幫助球隊完成三連跳，從中冠打到了中超。正因如此，他也深知俱樂部一路走來的不易。

3年前，在外漂泊多年的郭光琪回到云南，奉云南足協之命組建云南玉昆。縱然那時的中國足球已接近谷底，但運營一支球隊仍然是普通人無法想象的投入。所幸云南足協得到了玉昆鋼鐵的資助，1000萬打中冠，4000萬打中乙，4000萬又打了一年中甲。

但與以往的中國球隊趴在投資人的身上吸血不同的是，玉昆從一開始就確立了“運營”球隊的思路。比如為了增加票房，他們在沖甲之后與當地政府協調，將主場座位數增加至25000個。而后又設置了12個包廂，一個包廂以16萬的價格對外銷售，效果竟然出奇的好。

另外，他們又與安保部門溝通，獲得了在比賽時售賣無醇啤酒的許可。還設計制作了眾多球隊周邊產品，每年可收入數百萬元。

更為關鍵的是，玉昆成為了小城玉溪的旅游發動機。每逢球賽周末，“潮球夜市”、臨岸三千城購物公園滿是球迷，賽后聚餐也成了一種生活常態。據統計，玉昆每個主場比賽拉動消費1000多萬元。2024年1月至8月，玉溪共接待國內游客3600萬人次、同比增長15%，旅游收入405億元，同比增長24%；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5.5%，位居云南省前列。

而除了玉昆，越來越多的球隊選擇了與地方文旅相結合，像是重慶銅梁龍、成都蓉城等，如今火爆的蘇超，其本質也是以體育帶動旅游和消費。

因此，足球不是工具，足球是產業。搞足球也不應該是資本洗白的工具，而應該是一個地方的社會產業鏈中的重要一環。

這個答案，云南足球用了22年才明白，中國足球用了31年才明白。

目前正擔任玉昆總經理的郭光琪，曾說過這樣一句話：“中國足球這么多年，就像是在盲人摸象，有的人摸著腿就說是柱子，有的人摸著肚子就說是一面墻。”

這么多年，是不是該摸出個大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