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新興的政權，初起的時候，都會有一段時間具有相當強大的戰斗力。只宋帝國不然，它一開始就高度疲憊。

同樣是中國人，在唐王朝黃金時代，生龍活虎一樣使山河動搖。可是一進入宋王朝，卻成了病夫，不堪一擊。

趙匡胤是后周皇帝郭榮（柴榮）的親信，被認為絕對不會叛變的將領，然而他終于叛變。他自己的故事使他警覺到部下的所謂忠心，并不可靠。要想根絕叛變，不能單純地寄托在部下的忠心上，唯一的辦法是不要為別人累積叛變的資本。

所以他定下原則：不讓大臣有權，萬不得已時，也不讓大臣有權過久。假如有權的人所掌握的權都只是暫時性的，就無法做大規模行動。這可從下列的宋王朝中央政府組織形態上，觀察出來：

這個表只列出中樞三個機構，另外“尚書省”“門下省”“九寺”，跟唐政府組織一樣，仍然存在，不過都屬于輔樞，地位并不重要。中樞三機構并不總隸于宰相，而是分隸于皇帝。宰相只在理論上統攝全局，但除非奉有特別命令，否則他不能過問樞密院（軍事）或三司使司（財政）的事。這是預防政治領袖跟軍事領袖或財政領袖結合的重要措施。

不但如此，政府各單位首長，跟他所主持的單位又完全不發生關聯。像中書令，名義上是中書省的首長，事實上中書令只是一個高級官銜，他只能在自己家里享受這個榮譽，不能去中書省行使他的首長職權。去中書省行使首長職權的人，即中書省的實際首長，則由尚書省副首長（右仆射）（尚書省首長尚書令，同樣也不能行使他的首長職權），兼任中書省副首長（侍郎），然后再代理中書省首長（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判省事）。

這太復雜了，我們姑且用現代機構，做一比喻。猶如教育部部長并不能過問教育部的事，而由商業部副部長兼任教育部副部長，此一兼任的副部長，再代理教育部部長，才是真正的教育部部長。

地方政府的情況，完全相同，各州不設正式州長（刺史·州牧），所有州長都是臨時性的，稱之為“知州事”或“判某州”，他們的本職都在中央，州長不過暫時兼任或暫時代理。即令他不是中央官員，有時也故意加上中央官員的官銜，表示地方職務只是暫兼暫代，隨時都會被調走。

于是，宋政府所有機關和所有官員，好像是七拼八湊走江湖的雜耍戲團，只求今天的演出能夠糊口，便心滿意足。在這種情形下，沒有人想到百年大計和長遠謀略，而趙匡胤所希望的，恰恰也正是如此。

軍事上主要目的在使將領們永遠沒有軍權。樞密院即現代的國防部，它的首長限定由文職人員擔任，并且更進一步，連戰術單位的部隊首長，也改由文職人員擔任，軍隊的戰斗力，遂被傷害。

宋帝國的武裝部隊，分為兩種：一種是稱為“禁軍”的國防軍，一種是稱為“廂軍”的地方團隊。地方團隊全是老弱殘兵，分散各地，維持地方治安。國防軍則是精銳，全部集中在首都開封。遇到戰爭，即由中央臨時委派一位文職人員擔任統帥（甚至由宦官擔任統帥，卻很少由將領擔任統帥），率領出征。

而負責實際作戰的將領，也出于臨時委派，他們雖然是職業軍人，但對所統率的部眾，卻一無所知。戰爭結束時，統帥把軍權交出，將領則調往別的單位，士兵返回營區。這樣的好處是，統帥跟將領不熟悉，將領跟士兵不熟悉，絕對不會發生陳橋式兵變。不過正因為如此，再多的部隊只不過是一群烏合之眾，不但不能擔當大的攻擊，連承受大的打擊都困難。

文官擔任統帥，尤其是致命的有害制度。像澶淵之盟那一年，天雄戰區（河北大名）司令官王欽若（當時官銜“參知政事判天雄軍府兼都部署河北轉運使”，即“副宰相兼天雄戰區司令官兼總指揮兼河北省省長”），看到遼軍從城下經過，嚇得尿水直流，唯有燒香拜佛，祈求神仙保佑。我們可以想象得到，在這種情形之下，士氣是如何形態。

宋帝國的立國精神是：抱殘守缺，茍且偷安，過一日算一日，將就一天算一天。

宋王朝社會異于唐王朝社會的是，門第世家消滅。在第九第十世紀，唐王朝末期和小分裂時代，那些跟盜匪沒有區別的所謂政府軍隊和將領，往往屠殺門第世家，以奪取他們的財產，尊貴的門第已失去有效的保護。同時，長期勞力缺乏，土地不能生產足夠的食糧以供養大批寄生分子，尊貴的世家也被迫星散。宋政府對封爵貴族，防范同樣嚴格，親王、駙馬，都沒有實權。所以國家統治階層，幾乎全由寒門士大夫充當。社會結構的縱剖面，有如下表所示。

平民躍升到士大夫階層，方式跟唐王朝相同，一是學校，一是考試，一是推薦。學校，我們以后再談到它。考試制度到了宋王朝，才開始真正的嚴肅。唐王朝那種浪漫性戲劇化的場外交易，漸被根絕。考試及格人士所受的重視，比唐王朝更甚。

當進士考試及格的那些高級知識分子，結隊朝見皇帝，通過街市時，首都開封就好像瘋狂了一樣，萬人空巷。當時便有人感慨地說：“縱使一位大將，于萬里之外立功滅國，勝利凱旋，所受的歡迎，也不過如此。”至于推薦，類似從前的九品中正，知識分子群中的互相贊揚也可以使人獲得官職。在達到高階層之后，這種互相贊揚和向皇帝表達這種贊揚，就更為重要。宋王朝的士大夫特別容易結黨，這是基本原因。

宋王朝的立國精神，跟儒家學派的保守思想，像水乳一樣，融合為一。宋王朝遂成為士大夫的理想樂園，對政府所賜給他們的那些恍恍惚惚的官位和不求進步、不求效率的職務，都能非常的勝任愉快。但趙姓皇帝對士大夫仍不放心，為了加強他們互相間的牽制，以防團結生變，特別鼓勵彈劾和檢舉，僅監察機構，就設立兩個，一是“御史臺”，一是“諫院”，任務完全相同，以便一個被野心家操縱時，另一個照樣發揮功能。

而且除了監察機構的官員，如御史和諫議大夫外，其他任何高級官員，同樣都可以隨時向皇帝提出意見，或隨時對宰相以下進行抨擊。這對于以寫文章為主要學問的士大夫，誠是一個好制度，使他們舞文弄墨的英雄伎倆，有了用武之地。

他們隨時隨地都會對任何進步改革和他們所不知道的事物，發出反對的言論。目的并不在于把自己的意見付諸實行，只是希望他的文章能在皇帝心目中留下良好的印象。于是，再小再無聊的事，都會引起激烈爭論。

促使這種現象發生的另一個原因，是士大夫對他的言論所負的責任太輕。唐王朝以前，官員的彈劾或檢舉，如果被認為失當，可能被免職或被處死。

宋王朝士大夫則沒有這種危險，他們所受的最大譴責，大多數不過貶官而已——貶出首都開封，到地方政府擔任州長（判某州·知州事）、副州長或秘書長（通判）。這與其說是一種譴責，毋寧說是一種獎賞，以鼓勵士大夫更勇于喧嘩取鬧。因為這種譴責，絲毫不損害到他的既得利益，還可以憑空多一個“正直忠良”“不畏強權”的美名。

儒家學派用兩分法把人類分為兩個系統：一是君子系統，一是小人系統。這種分法本是經濟的，后來發展為倫理的，后來更發展為政治的和道德的，遂成為政治斗爭中的一項重要武器。這武器用下表所列的不同文字表達：

對好喧嘩取鬧的宋王朝士大夫而言，人類一分為二，使他們在吵鬧內斗中，可以節省不少精力。一旦掀起爭論，只要立刻把自己納入君子系統，把對方納入小人系統，就自以為可以大獲全勝。

我們舉出下列一事，作為說明。宋王朝第四任皇帝趙受益（趙禎，宋仁宗）沒有兒子，收養他堂兄的兒子趙宗實（趙曙，宋英宗）作為兒子，趙受益的堂兄是封爵濮王的趙允讓。他們的關系位置，如下表所示：

六十年代1063年，趙受益逝世，趙宗實即位。于是發生我們現代人死也想不通，但當時士大夫卻認為異常嚴重的稱呼問題，即趙宗實應該稱呼他親生老爹（趙允讓）什么？宰相韓琦、副宰相歐陽修主張當然稱為父親，這主張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另一派以司馬光為首的大臣，根據儒家學說，主張應該稱他親生老爹（趙允讓）為伯父。

因為儒家是宗法社會的產物，在宗法制度下，趙宗實是“小宗”入繼“大宗”，應以大宗為主，對大宗“法定父親”（趙受益）的堂兄（趙允讓），當然稱為伯父。兩派都擁有廣大的黨羽，而以司馬光的黨羽最多，技巧也最高；他的黨羽之一的總監察官（御史中丞）賈黯，臨死時特地留下遺書，請求趙宗實一定要稱老爹為伯父；咨議部長（同知諫院）蔡伉，覲見趙宗實時，跪下來痛哭流涕，陳述國家興亡，就在此一稱呼；趙宗實也深為蔡伉那副急來的眼淚所感動。

另三位黨羽：監察部主任秘書（侍御史知雜事）呂誨和監察部委員（侍御史）范純仁、呂大防，更怒不可遏，把歐陽修、韓琦一下子就納入小人系統，小人當然沒有活的理由，于是請求把二人處斬，以謝天下。當趙宗實不接受他們的意見，而終于堅持稱自己的老爹為老爹時，司馬光黨羽洶洶然表示，君子系統絕不跟小人系統和平共存，要求辭職。

這就是有名的“濮議”，我們可借此對宋王朝士大夫做一綜合認識：

一、儒家思想，到了宋王朝，已開始僵化。歐陽修、韓琦都是最頑強的保守派，只不過在父子至情上偶爾流露一點靈性，就立刻受到兇暴的待遇。

二、士大夫攻擊一旦開始，人類兩分法立刻登場，而所運用的表達文字，翻來覆去，都是那一套，說明他們詞匯的缺乏和智慧的枯竭。

三、“濮議”是一件小事，卻被認為是一件天塌了似的大事。比當時被西夏帝國連連擊敗，死人千萬，喪師失地，還要重要。顯示出士大夫已沒有辨別輕重是非的能力，卻有勇于內斗的特質。

|本文摘自《中國人史綱》（果麥文化出品，浙江文藝出版社2020年出版）下冊第24章”第十一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