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儒雅的“中國”文人——記荷蘭漢學家高羅佩

陳友冰

20世紀的漢學家中，荷蘭人高羅佩（Robert　Hans　van　Gulik，1910-1967）尤為引人矚目。它具有多重身份和多種愛好：外交官、漢學家、收藏家、詩人、小說家、音樂家等等，而且每種身份都做得很出色：作為外交官，通曉荷、英、法、印、德、中、阿拉伯、日、藏文、梵文等十五種語言文字，在華盛頓、新德里、貝魯特、吉隆坡、海牙、東京、重慶、南京、大馬士革等多國領事館任職；作為漢學家，終生癡迷中國傳統文化，寫了《秘戲圖考》、《中國古代房內考》兩本奇書，竟成為中國性學的開山之作。他一生情牽中國　娶了位中國的大家閨秀作為妻子，養成中國文人的生活習慣：平時在家經常穿寬松的袍子，喝中國茶，彈古琴；他會寫文言文，時與中國朋友寫詩酬唱，互贈書法；像中國文人一樣，有字、號。字為“笑忘”，寓“笑忘百慮”之意；號“芝臺”是書齋曰“中和琴室”。娶了位中國妻子后，又把書齋改名為“吟月庵”。這些滲透著儒文化的字號、書齋名稱，體現了高羅佩對中國文化的傾心向往；他甚至把中國當作自己的第二祖國，說話、寫文章，經常說“吾華”，“在我們漢朝的時候”或“我們中國在唐朝”如何如何。以至他的夫人接受媒體采訪時說：“他不是外國人！從我們認識直到他臨終，他沒有一天斷過練字；他最愛吃‘元盅臘腸’，喜歡四川菜。他實在是個中國人”；作為作家，他寫過二十多本狄仁杰偵探小說，使公元八世紀這位中國斷案高手，成為中國的福爾摩斯聞名于歐美，至今仍在暢銷，并多次拍成影視劇；作為音樂家，師從古琴大師葉詩夢，在重慶與于右任、馮玉祥等名流組成“天風琴社”，并撰寫《琴道》，把各種琴學著述、古琴樂譜等中國古琴藝術介紹給西方。他欣賞李白“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的詩意，在家養了長臂猿，甚至還寫過一本《長臂猿考》，更為特別的是在書末還附有一張唱片，錄有猿啼聲，可謂是“有聲書”。如此廣泛的興趣和多方面的才能，使許多海外漢學家乃至中國的國學專家也難以望其項背。　胡文輝《現代學林點將錄》，對高羅佩這位儒雅、多才能的荷蘭漢學家有個精當的概括：“作為個人，高氏最特異處，尚不在其中國知識的博洽，而在其中國文化素養的全面。一般漢學家，能讀漢字未必能說漢語，能說漢語未必能寫中文，而高氏不僅熟悉中文，更能作文言文，詩詞吟詠亦已入流；文學以外，書法、篆刻皆善，古琴也得名師指點。其通才絕藝，儼然有中國傳統士大夫的遺風，不僅非任何漢學家所能及，在現代中國人之中亦屬罕有。而且，他身為西國官員，下筆每稱‘吾華’如何，開口即道‘在我們漢朝的時候’或‘我們中國在唐朝’之類，更堪稱最中國化的漢學家；若有繼陳垣而作《現代西洋人華化考》者，自不可無此公也。”

高羅佩原名羅伯特·漢斯·范·古利克，高羅佩是他到中國后起的名字。他1910年出生于荷蘭祖芬，幼年時曾隨父親在荷屬東印度住了9年，1923年回到荷蘭。小時候，家中有個中國花瓶，上面的中國文字使他對中國文化產生了興趣。16歲時，他在鹿特丹唐人街找到了一個學農業的中國留學生教他中文。1929年，他進入當時荷蘭的漢學中心萊頓大學學習中文與法律，同時系統地學習中文。1933年，他進入烏得勒支大學攻讀中文、日文、藏文、梵文和東方歷史文化。25歲時他獲得博士學位。高羅佩之博學多才，此時已初露端倪。

1935年，高羅佩從烏得勒支大學畢業后，到荷蘭外交界供職。在長達30多年的外交官生涯里，他先后供職于荷蘭駐東京、重慶、南京、華盛頓、新德里、貝魯特、吉隆坡等的領事機構。抗戰期間，他來到中國的重慶，擔任荷蘭流亡政府駐重慶使館一秘。那時重慶是抗日戰爭的大后方，也是中國學者、名流薈萃之地，于右任、馮玉祥、徐悲鴻、郭沫若、沈尹默等中外文化人云集，外交官的身份使他有充分的機會接觸這些名流，與他們共書丹青或宴飲酬唱，為他全面了解中國社會和文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在重慶，他與江蘇名媛水世芳女士結為終生伴侶。由于對中國文化的強烈認同和沉迷，高羅佩一心想找一個有教養的中國女子終身為伴。在重慶任荷蘭使館任一秘時，他愛上當時在大使館任秘書的水世芳女士。水世芳為清代名臣張之洞的外孫女，其父親水鈞韶曾在中國駐列寧格勒總領事館工作，后來任天津市長。水世芳生于1912年，祖籍蘇北阜寧，在北京長大中學在北京慕貞女子中學就讀，這是京城一所知名的女校。從慕貞畢業時正逢中日戰爭，所以水世芳先就讀于西南聯大的前身長沙臨時大學，后來又在齊魯大學修完歷史社會學學位。1943年，高羅佩與水世芳在重慶結為終生伴侶，一生共育有三子一女。有趣的是兩人一共結了“兩次”婚。一次是按中國的傳統舉行，一次是按西方的傳統舉行。這在當時也成為一種美談。婚禮期間，賀客盈門，多為中西文士。值得一提的是，他和學路相近的英國學者李約瑟多年友情，就是從重慶婚禮席上開始的。1967年，高羅佩身罹癌癥病逝于海牙，年僅五十七歲。高羅佩病逝后，水世芳仍保持中國人習性，一次與國內友人接觸時，這位中國友人驚奇地發現：這位在西方生活多年的女士中國口音居然幾十年沒變，仍保留著三十年代抗戰時期的“國語”語法和極軟的一種標準音調。這位搞語言學的朋友甚至要求錄下幾卷帶子保存。他們的子女中長子威廉也繼承其父的中國情結，現任荷蘭萊頓博物館館長，該館專門收藏如南京馬桶之類的中國民俗文物。

高羅佩的中國文人式儒雅和才華表現在多個方面：

首先，他精通中國琴藝。他曾說自己“癖嗜音樂，雅好古琴”。他聘請中國琴師葉詩夢首先指導自己彈奏古琴曲《高山流水》，因為他認為“貴國琴理淵靜，欲撫此操，必心有高山流水，方悟得妙趣和奧秘。”可見他對中國文化有較深的領悟，演奏時也很投入：彈琴時，神情專注，搖頭晃腦，一副沉醉其中的模樣。他還與于右任、馮玉祥等社會名流組織“天風琴社”，專門從事中國琴藝研究。1943年年中秋節，高羅佩與美國東方學者艾維廉博士等社會名流聚會，在嘉陵江邊鼓琴弄瑟，引吭高歌，當時新聞報道稱：“此次雅集，堪稱抗戰時期華夏文化絢麗異彩的一次弘揚，是文人的盛會。”高羅佩在操弄琴藝的同時，還認真研究中國琴文化。高羅佩在追尋中國琴學東傳日本的蹤跡時，發現明末清初有一位旅日僧人，法號東皋，在日本琴史上很有影響，也許是把中國琴學傳入日本的第一人，而其名字卻絕少出現在中國史籍中。隨后他用了整整7年時間遍訪名剎古寺、博物館院，共獲得禪師遺著遺物300余件，輯成《東皋新越禪師全集》，原擬于1941年付梓，后因太平洋戰爭爆發而流產。1944年，他在重慶出版了《東皋禪師集刊》，成為中國佛學史補缺之作。1940年，他花費大量心血寫成英文專著《琴道》一書，由日本上智大學出版，此書被認為是古代琴學研究領域的權威之作。

高羅佩從20歲開始練習中國書法，而且終生不輟。據他的夫人水世芳女士回憶：“從我認識他，一直到他臨終，他沒有一天中斷過練習中國書法。”到重慶后，他更是將這種愛好發揮到了極致，筆力雄健，功底深厚，并偏愛行書與草書，友人戲稱為“高體”。他的“高體”字獨成一格，在西方人中，他的書法無疑是首屈一指的。中國著名書法家沈尹默、郭沫若、于右任等常是他的座上客。他還能寫中國舊體詩詞，曾與郭沫若、徐悲鴻等唱和，成為中國文化史上的一道獨特的景觀。下面的一首七律是贈給友人徐文鏡的，如果不說，很難辨別出是外國人的手筆：“漫逐浮云到此鄉，故人邂逅得傳觴。巴渝舊事君應憶，潭水深情我未忘。宦績敢云希陸賈，游蹤聊喜繼玄奘。匆匆聚首匆匆別，便泛滄浪萬里長”。

高羅佩的漢學成就更表現在歷史小說《狄公案》創作上。在重慶但外交官時，高羅佩讀到一本清初公案小說《武則天四大奇案》，頗為贊賞。當時歐美等國興起所謂“福爾摩斯熱”，他也驚奇地發現中國讀者也喜歡讀這類西方偵探小說。他認為這些小說水平很低，翻譯成中文后水平就更低。高羅佩對中國人沒有看到自己歷史上有出色得多的偵探小說而遺憾。這也激發了高羅佩要在東方這塊神秘的土地上挖掘出中國人自己大偵探的創作沖動。他索性把《四大奇案》翻譯成英文，沿用主人公狄仁杰，又用英文寫了《銅鐘案》。1949年，他準備用英文作為稿本，再寫成中文和日文出版，但中國出版界根本不關注狄仁杰，日本出版商認為此書把幾個和尚寫成壞人，有侮辱日本佛教界之嫌，因此此書最后只能以英文出版。出版后大獲成功，從此一發不可收拾。高羅佩又續寫了《迷宮案》、《黃金案》、《鐵釘案》等，合成一組，此為初期的《狄公案》。高羅佩本準備就此歇筆，此后也好幾次宣布封筆，但是廣大讀書界歡迎，出版社不斷敦促，只能再接再厲。1952年，高羅佩奉調到荷蘭駐印度大使館擔任參事，他以《狄仁杰奇案》為書名，用中文把《中國迷宮命案》改寫成章回體小說，于1953年由新加坡南洋出版社出版。這本小說共有52回。西方人寫中文章回體小說，高羅佩是絕無僅有的。狄仁杰是唐朝武則天時代的一位宰相，《舊唐書》中說他在擔任大理寺丞時，一年判了1.7萬個積壓的案子，沒有一起上訴。高羅佩就是依據這句話，再加上中國古代公案小說中的素材，演繹出了一部傳奇小說。從1954年至1967年，他又用英文撰寫了《中國潮中案》、《漆屏風》等十幾個中短篇小說，這些小說組成了130萬字的宏篇巨制———《狄公案》。《狄公案》的英文名字是《JudgeDee》，可直譯為《狄法官》，出版后立即征服了西方讀者，發行100多萬冊，并被譯成多種外文出版，在歐洲風行一時。“JudgeDee”（狄公）從此成為歐洲家喻戶曉的傳奇人物，成了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國的福爾摩斯”！現在狄公小說在西方流行已久，被譯成十多種文字，甚至包括瑞典語、芬蘭語、克羅地亞語等小語種，并有好幾次拍成電影。高羅佩的多才多藝在出版《狄公案》時得到全面體現。為了完善書的內容和形式，全部《狄公案》以及其他關于中國古代文化著作的插圖，都是由他親自精心設計，親手繪制而成的。他對中國古代木刻插圖藝術也模仿得惟妙惟肖，簡直可以達到以假亂真的程度。經他親手繪制的插圖，如果不認真辨別，你一定會認為是出自中國古代畫家之手筆。為了消除人們的誤解，他在每幅插圖上都署上“H·R·H”的簽名。這3個字母是“荷蘭·羅伯特·漢斯”的縮寫。他在精心繪制的一幅中國畫上用漢字題款：“荷蘭國笑忘高羅佩識于芝臺之中和琴室。”

高羅佩還是中國性文化研究的發軔者。1950年，高羅佩的小說《迷宮案》準備出日文版時，出版商要求以裸女畫為封面。高羅佩認為這種做法絕非中國傳統，于是拒絕了。但隨后高羅佩意外地發現，性問題在中國有很深的傳統，便開始研究中國春宮，經過長期努力輯成《秘戲圖考：中國彩印春宮版畫》一書，此為中國性學研究的現代開山之作。1961年，高羅佩又出版《中國古代房內考》，是全世界系統整理中國房中術書籍的第一人。一位美國女學者這樣評論道：“無論自取材或立意言之，都是無價之寶。”在性學研究中，高羅佩也同樣體現出對中國文化的強烈認同，從反面說就是強烈的親華色彩。在研究中國古代房中術時，他認為在中國春宮畫及房中術中，“看不見西洋人種種暴虐詭異的反自然病態”，因此中華民族身心健康，兩性生活自然而正常，“中國民族與文化持續不衰，最大原因是他們2000多年以來不斷地研究男女均衡的藝術”。至于中國春宮畫，“證明以為中國古代畫家拙于描畫人體，完全是西方偏見”。

高羅佩的著述，有人做過統計，涉及語言、宗教、民俗、美術、文學、音樂等眾多門類，以多種文字出版的專著有：《琴道》、《秘戲圖考》、《中國古代房內考》、《長臂猿考》《大唐狄公案》、《斷獄大觀》等。其生平傳記有嚴曉星編的《高羅佩事輯》，海豚出版社2011年1月版。其中匯集了目前所見的涉及高羅佩的第一手中文資料，有高羅佩生前好友寫的回憶文章，有報刊對他家人的采訪報道，還有一些高羅佩寫的書法、詩詞作品。陳之邁所寫的長文《荷蘭高羅佩》，1968年11、12月，1969年1月連載于臺北《傳記文學》總第78、79、80期，對高佩羅一生記載最為詳盡。陳之邁亦是外交官，又是高羅佩的友人，他的這份記錄堪稱全面而權威。40年來，幾乎所有介紹高羅佩的文字都直接或間接地從中取材，甚至改寫倒賣。

2010年是高羅佩百年誕辰，兩岸清華大學在北京清華大學聯合主辦“高羅佩百年誕辰學術研討會”。從事高羅佩研究及著作翻譯的數位學者參加會議,他們分別就高羅佩的主要代表作《長臂猿考》、《悉曇學》、《中國古代房內考》、《秘戲圖考》、《書畫鑒賞匯編》、《琴道》等,進行了為期一天的專題性發言與討論。此次會議主要發起人,臺灣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暨歷史研究所教授陳玨介紹說：高羅佩的著述,都是圍繞著一個中心,即“收藏中國”。殖民時代的殖民者,一方面掠奪東方的“落后”民族,另一方面又要將其生活方式現代化,于是就發生了一件在“全球化”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問題,即埃及文化、中國文化等這些幾千年古老物質文化“樣本”如何保存?高羅佩這些書是一個非常好的“紙上博物館”,我們從中可以看到西方人如何研究中國消失中的物質文化。

（《光明日報 》2010年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