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緩緩君

　　首發 | 緩緩說

　　看到蔡崇信最近的一個采訪，不僅很機智地避開了美國媒體事先挖的那些坑，把主持人帶到了他自己的敘事節奏里，還向美國講了一波“中國故事”，非常精彩。

　　我認為蔡的說話技巧也可以應用在日常的工作、談判甚至是吵架的時候，所以今天特意來和大家分析下這段對話，順便展開說一些我個人的看法。

　　蔡崇信是阿里巴巴的聯合創始人。

　　1999年，蔡崇信放棄了年薪70萬美元的高薪工作 （當時他是瑞典投資公司 Investor AB 的亞洲區高管） ，加入了阿里。

　　當時馬云籌到的50萬前期投資已經快燒完了，工資都快發不出來了 （所以馬云招攬蔡崇信的時候，只給他開了500塊錢的月薪） ，而蔡崇信加入阿里的2個月后，就為公司拉到了500萬美元的“天使投資”。

　　從這一點來說，蔡崇信確實是那個雪中送炭的人。

　　（年輕時的馬云和蔡崇信）

　　當然，加入阿里的冒險決定也讓蔡崇信獲得了極大的回報。

　　作為阿里巴巴集團的董事局執行副主席，蔡崇信在2021年的福布斯富豪榜上，以116億美元的財富位居第189位。

　　6月15日，蔡崇信接受了CNBC主持人安德魯 · 羅斯 · 索爾金（Andrew Ross Sorkin） 的采訪。

　　主持人先是問了蔡崇信成立美國亞裔基金會的目的，蔡崇信在回答時列舉了一系列針對美國亞裔的犯罪，然后還陳述了亞裔在美國歷史上遭到的種種不公正待遇，包括：

　　19世紀對中國移民的限制 （《排華法案》） ，二戰期間把12萬日裔美國人關進集中營，以及1982年華裔美國人陳昌華（Vincent Chin） 在酒吧被打死的事 （那個年代日本車大量出口到美國，沖擊了美國本土的汽車行業，首當其沖的就是有著“汽車城”之稱的底特律，那時當地的美國人反日情緒非常高漲，陳昌華在酒吧被誤認為是日本人，然后就被打死了，而且兩名兇手最后竟然被放掉了） 。

　　“如果有危機、有大流行、有戰爭、有經濟衰退，亞裔美國人就會變成替罪羊。”

　　主持人看蔡崇信一直在說美國的問題，于是想把談話的節奏帶到中國的人權問題上。

　　問完之后還加了一句：“我知道，這個問題非常尖銳。”

　　最后一個話音落下的時候，主持人又特意點了下頭，就好像出完大招之后要擺個POSE一樣。

　　蔡崇信沒有跳進美國主持人挖的這個坑，而是反問對方“侵犯人權”的定義是什么？

　　然后他就列舉了一個事實：

　　1999年，他加入阿里巴巴的時候中國的人均GDP僅僅才800美元，而如今已超過了1萬美元。

　　蔡崇信表示，就他親眼所見，有百分之八九十的、絕大多數中國人，他們的生活在一年比一年變得更好，大家很滿意自己的生活。

　　有些人可能不太同意蔡崇信的這個說法，他口中的“百分之八九十”也只是他個人的主觀印象，但不容否認的是，蔡崇信的這個回答非常機智。

　　不少人在被別人提問的時候，往往會按照對方預設話題，順著對方的邏輯進行回答；

　　但蔡崇信不是。

　　他一上來（通過反問的方式）就直接推翻了對方預設的前提條件。

　　在西方的話語體系中，關于“什么是人權”，這個解釋權被默認為掌握在他們手里，尤其是美國的手里。

　　但疫情的暴發，對美國的這種話語體系造成了很大的沖擊。

　　就拿“生命權”來說，這個算不算在人權里？

　　中西方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似乎并不一致。

　　中國有句老話叫“人命關天”。

　　顯然，在中國的傳統觀念里，“生命權”當然是人權的一部分了，而且還應該是人權中最重要、最基礎的那部分：

　　要是連命都沒了還談什么權利呢？

　　但在西方的觀念里，自由權、財產權、勞動權等等無疑是人權的一部分，但“生命權”就未必了。

　　去年3月，美國得克薩斯副州長丹·帕特里克曾在接受FOX新聞的采訪中就表示，隨著新冠病毒疫情打擊美國經濟并導致企業關閉，像他這樣的老年人愿意犧牲自己的生命，以保護子孫后代的經濟。

　　“我們能給予國家和子孫后代最大的禮物，就是國家的遺產”

　　在這個副州長的眼里，國家的經濟發展比老年人的生命權更加重要 （后面主持人還特意和他確認了一下，他表示“是的”） 。

　　這樣的觀念并非個例。

　　去年4月，印第安納州議員特里·霍林斯沃思在WIBC廣播電臺發表講話時也說，他尊重病毒傳播方面的科學規律，但“美國政府的一貫立場是這樣的：如果讓我們在美國式的生活方式和美國人的生命之間選擇，二者間我們非要丟掉一個的話，我們一定會選擇丟掉后者。”

　　他把這種選擇稱之為“兩害相權取其輕”。

　　還有路易斯安那州的議員盧克·賴特洛，也發表過類似的觀點 （后來他真的感染新冠死掉了 ）。

　　從這些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出，中西方對人權的看法是不一樣的。

　　我們認為最重要的東西——生命權，在一些西方人眼里是可以為了國家的經濟而犧牲掉的，這種觀點在保守派中更加普遍。

　　英國也是類似，當初鮑里斯搞群體免疫的時候，就公開告訴大家要做好“失去所愛之人”的心理準備。

　　后來的結果大家也看到了，作為世界頭號強國的美國，成為了全世界因為新冠疫情而死亡人數最多的國家。

　　這也是為什么疫情之后，美國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地位大不如前了。

　　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里，救災和保護老百姓的生命安全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

　　你 （政府） 要是連老百姓的生命都不去好好保護，那還說個毛線？

　　中國人不會認同這樣的政府的。

　　這也引出了一個問題，那就是關于人權的定義，不應該由美國等西方國家說了算。

　　在美國人眼里，他們總覺得自己掌握了對人權的解釋權，所以總喜歡拿自己的那把尺去丈量和指責別的國家。

　　蔡崇信在回應中直接拒絕了對方伸出來的那把尺，這本質上是在爭奪人權這個議題的解釋權。

　　這一點他真的做得非常聰明。

　　而且既然你美國人那么看重經濟，那么我們在講“中國故事”的時候，就拿人均GDP來作為論證的一個依據 （短短20幾年，中國的人均GPD從800美元上升到了1萬美元） ，給了美國一個響亮的回應。

　　主持人看蔡崇信沒有掉進他預設的那個坑，于是決定換一種提問的方式。

　　他說美國的一些商業領袖，在中美兩國的表態不一致，其背后的原因，是怕得罪中國市場，怕影響到自己的生意，但這種兩邊不一致 （兩面派） 的做法，在美國也引起了包括盧比奧（美國知名的反華議員） 在內的一些議員的批評。

　　主持人這個問法，很可能是想向觀眾暗示，蔡崇信之前的回應 （批評美國和為中國說話） ，是不是出于公司利益考慮而故意不說實話。

　　蔡崇信是怎么回應的呢？

　　“我想美國公司的CEO們應該非常清楚一點，不同的文化會有不同的價值觀和習俗。”

　　在美國，“多元化”這個標簽非常好用，因為那是美國的政治正確。

　　蔡崇信這句話一說出口，就相當于先把自己放在一個安全的位置上，然后才開始表達自己的觀點：

　　“中國有自己的價值觀，也有一個非常有特色的政治體系。不管你喜不喜歡，這種體制有它巨大的優勢。”

　　之后蔡崇信就拿基建舉了例子，說在中國的這套體制下，搞基建的效率很高，不會總是被“政治因素”拖后腿。

　　拿基建舉例其實也是有背景的，因為拜登最近提出了2萬億美元的基建計劃，但因為兩黨存在巨大分歧，于是雙方在國會不停地扯皮，想要搞成非常困難，而且效率極低。

　　眼看說著說著又變成在“夸中國，貶美國”了，主持人干脆打斷了蔡崇信的話，繼續扯回到人權話題：“但你也和我一樣，讀到過一些有關中國人權問題的文章吧？”

　　言下之意就是，大家都說中國存在人權問題，你不會不知道吧？

　　蔡崇信依然沒有按著主持人設置的議題進行回應，而是現身說法，講自己在香港的經歷。

　　他說在2019年香港“修例風波”期間，“我真的很怕走在大街上”，因為他說普通話，而抗議者會把說普通話的人當作目標 （默認說普通話的人就是從內地來的） ，這讓他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脅，而香港國安法實施后，香港終于穩定下來了，一切也都在往好的方向發展。

　　在說這段話的時候，蔡崇信還專門穿插了一段關于鴉片戰爭和中國被迫割讓 （租借） 香港的歷史背景。

“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塊傷疤，外國勢力進來瓜分了自己的領土，所以你把自己放在中國人的角度換位思考，你也會極力阻止外國勢力來瓜分自己的領土。我認為應該在這樣的背景下來看香港問題。”

　　回顧蔡崇信的這段采訪，可以看出他的應變能力非常強，在主持人不斷給他挖坑的情況下，他一次又一次地把談話的主導權拉回到自己的節奏里，并且善于用西方人的那套敘事體系，去講述“中國故事”。

　　而且整個過程非常淡定從容，真的是非常厲害。

　　我打從心底里希望這樣的人能多一點，因為這對中國軟實力的提升會很有幫助。

　　但也有一些人因為他的國籍而抱有敵意。

　　公開資料顯示，蔡崇信出生于臺灣 （祖籍是浙江湖州的） ，后來加入了加拿大國籍，屬于海外華人。

　　而國內有一些人對于海外華人群體有比較大的抵觸情緒。

　　我并不贊同盲目抵觸，但多多少少可以理解。

　　因為確實有那么一些海外華人，干了不少損害中國利益的事。

　　比如澳大利亞反華智庫ASPI炮制的那份涉疆的虛假報告《販賣維吾爾族：疆外的“再教育”、強迫勞動和監控》，背后就是有一個許秀中的華人在出謀劃策。

　　這人從中國傳媒大學輟學后，跑到了澳大利亞，然后被ASPI收買，以甘當反華急先鋒來換取資源和身份，并被包裝成了所謂的“新疆問題專家”，炮制了一系列的謊言來抹黑中國。

　　還有一些華人加入了外國國籍后，就自認為高人一等，通過貶低中國和中國人來和自己的“根”切割。

　　正是因為這些人的存在，所以國內一些人對于海外華人群體有一種本能的抵觸和敵意。

　　但這種抵觸其實也是片面的。

　　回想下，在國內疫情剛暴發的階段，全球各地的華人華僑是不是沒少往中國運送醫療物資？

　　再早一點，抗戰期間，以陳嘉庚為首的東南亞愛國華人、華僑，源源不斷地通過出錢、出力的方式來支持中國進行抗戰。

　　在中國的各沿海港口紛紛失陷之后，緬甸通過云南的滇緬公路成為了外部物資輸入中國的重要通道，陳嘉庚得知祖國需要大量汽車司機和修理人員之后，又組織新加坡華人青年返回中國，以“南僑機工”的身份負責公路運輸和汽車維修。

　　你看，當中國遇到巨大危機的時候，總是會有那么一群心系中國的華人、華僑，對中國傾囊相助，甚至流血犧牲。

　　所以，當我們要評價海外華人的時候，我認為我們應該要看他做了什么，而不是僅僅因為對方的國籍就把整個華人群體一竿子打死。

　　這只會讓我們顯得很排外，也會把一些原本會支持我們的人推向門外。

　　至于蔡崇信，其實早在2019年NBA涉港言論的那場風波中，他就主動站出來為中國說話 （As a Governor of one of the 30 NBA teams, and a Chinese having spent a good part of my professional life in China, I need to speak up） 。

　　他在公開信中很明確地告訴美國人，“中國14億人民對于主權領土完整的重視，這一議題是沒有商榷余地的”。

　　而這一次，蔡崇信也在中國的幾個核心利益問題 （人權、體制、香港國安法等） 上，一再為中國發聲。

　　對于這樣的海外華人，我實在想不出有什么要去詆毀和質疑的理由。

　　偉人其實早就說過了：

　　所謂政治，就是要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敵人搞得少少的。

　　千萬別反過來操作了。

　　最后，是關于蔡崇信接受采訪時的對話視頻，非常建議大家看一看：

　　P.s

　　正文里說了，因為蔡崇信把中國說的非常好，可能有些人對他的一些說法不是很贊同。

　　作為公眾號作者，我個人也觀察到輿論場上一個非常矛盾的現象，就是：

　　每當說到疫情防控、說到國家安全，說到香港問題、臺灣問題、新疆問題等關乎國家核心利益的問題時，大家都會毫不猶豫站在自己的祖國這一邊，而且很多人還對中國的未來充滿信心，但是一旦提到自己的生活，提到房價，提到996，輿論場上就變得哀聲一片，有一種對未來失去信心的感覺。

　　我覺得這種“矛盾現象”背后的深層原因，是非常值得高層關注的。

　　關于這個話題，我也會在日后的文章中再單獨講講我的看法。

　　緩緩君：985高校工科男，時代華語圖書簽約作者。有一些故事，也有一些觀點；有一點理性，也有一點溫度，已出版《我就喜歡這樣的你》。公眾號：緩緩說（huanhuanshuo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