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與思想之間，我們常爭論語言受思想的影響，是思想的載體，還是語言本身影響了特定民族的思維方式和文化心理。金老師認為，語言帶著文化有色眼鏡，可能導致具有不同文化觀念的人思想所涉及的范圍、角度極不相同，以至于思想本身完全不同。只有把一種文化所使用的方法論呼喚到理性層次上來，研究這一種文化看問題的方法，把它搞清楚，才可以真正超越這種文化的有色眼鏡。

語言、思想方法和直觀理性

文 / 金觀濤

哲學家常說，語言就是思想。而思想又是浸透著文化色彩的。雖然自維特根斯坦以后，語言的哲學研究已形成盛大的流派。但是，不同文化、民族心理和思想方式到底怎樣影響語言，目前仍是研究得不很充分。例如人們公認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最重要的差異在于西方文化強調個人，而中國文化注重集體。這種差異在語言使用上有沒有表現呢？人們并沒有進行深入研究，甚至一般人很難舉出十分典型的例子。

我記得，很多年前，我學英文時，一個十分常用的詞“leave”的翻譯引起了我的迷惑。這個詞在英文中太常用了，人們常常對它熟視無睹。眾所周知它有兩個最廣泛解釋，一個是“離開”，例如“我離開上海去杭州”，英文應寫作“I leave Shanghai for Hangchow”。另一個意思是“留下”，例如“我把孩子留在家里”，英文應為：“I leave the children at home”。如果我們考察一下這個詞的中文翻譯，“離開”和“留下”意義正好相反，難道某一個英文詞居然會有對立的含義么？我們知道語言中的詞是一種符號，人類用它表示名稱、人的動作、事物的狀態，以及對過程的限定等等。每一種表達都具有某種確定性，但如果一個詞有著對立的含義，似乎是把悖論引進語言，它會帶來極大的意義混亂。例如形容詞“白的”，當然不能同時表示“非白的”，表示一個動作當然也不能同時表示相反的動作，否則語言會不知所云。那么leave的兩個似乎相反的意義如何理解呢？

其實，熟悉英語的人都知道，這里沒有任何“矛盾”和混亂。“leave”真實意思只表示“某地”或“某物”和我分開這樣一個過程。無論是“I leave Shanghai for Hangchow”，還是“I leave the children at home”在英文中意義是一致的。它表示“上海”和“孩子”和我分開的過程。但是一翻成中文，我們不得不用看來互相矛盾的詞“離開”和“留下”來表示。這里起關鍵作用的是“中文”不以個人為中心。中文中，人和某地分開，一定要以地點為參照系，表示為人離開某地，當人和某種人所有的東西分開時，照理說，應該以個人為中心了，但是如果和人分開的某物是不動的，這時仍用地點為中心，又要表示物與人分開，這樣人和這一東西分開的過程就不得不表示為把某物留在某處了。正是中文中特殊的非個人化的參照系使 leave有了似乎對立的含義。

這確是一個語言滲透著文化的極好例子。人們馬上想到了西方文化中的個人主義和中國文化中對個人的忽略。以往文化研究者曾從很多方面來證明這種區別，例如中國的山水畫中人只占很小的位置，而文藝復興時的油畫風景則作為人的陪襯。今天我們居然在語句解釋、甚至在詞義上發現了這一點，這不得不說是令人驚異的。人用眼睛來觀察世界，如果眼睛被有色玻璃擋住，我們只能看到一個顏色畸型的世界。同樣人用語言來描述世界，思考外部世界的種種過程，既然語言帶著如此深的文化有色眼鏡，它會不會導致具有不同文化觀念的人思想所涉及的范圍、角度極不相同，以至于思想本身完全不同。這樣看來，文化差別不就可以成為一個禁錮思想之牢籠嗎？

文藝復興時期油畫

溪堂詩思圖（明）戴進

江山秋色圖（局部）（南宋）趙伯駒

語言對思想的限制，當代哲學家已經給予高度的重視，西方語言學家已經發現英文中的語法和西方直線式的因果觀有著內在聯系。今天把哲學歸為語言探索，甚至在語言的深層構造中去探討哲學之真諦已成為時尚。但是我一直懷疑，今天這類探討已經走火入魔。語言下意識地制約著思想方法是一個事實，但這至多意味著哲學家在探索時應有避免陷入語言陷阱之警惕，而不應象猴子發現臉在水中的影子那樣，在水里去尋找未來哲學的臉。

我認為，當我們不知道帶著語言眼鏡時，很可能生活在錯覺中，但一旦我們知道了這一有色眼鏡，就可以超越它。語言在正確的方法論的幫助下可以自己超越自己。我認為，文化用以影響語言的無非通過兩條途徑，一是價值取向，另一方面是習慣的思維方式。價值取向的影響是容易發現的、只要人們在描述世界時盡可能使自已擺脫價值影響（例如不同文化中“好”和“壞”的標準，看重什么和忽略什么都不相同），那么有色眼鏡是容易超越的。發現思想方法的限制就比較難，即使是描述一個不帶任何價值判斷的事件，不同文化中蘊含的思想方法也往往決定了不同的描述，這一點人們難以發現。因此，只有把一種文化所使用的方法論呼喚到理性層次上來，研究這一種文化看問題的方法，把它搞清楚，才可以真正超越這種文化的有色眼鏡。

我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可以用“直觀理性”來概括。所謂“直觀理性”是指人在思考時訴諸直觀的合理性和常識的合理性。并用常識和直觀外推來理解整個世界。在常識看來，大地是不動的，平坦的無限向遠方延伸。因此中國古代地平說盛行，大地是球形的觀念很難被古人接受。其實以地點為不同的參照系還表現在中國對東南西北中的界定等方面，它是直觀理性的結果，在描述人和某物分離時用地點作不動的參照系只是一個例子而已。

因此，中國人在進行哲學思考時，一定要充分意識到直觀理性的限制。方法的反省和探索則是幫助我們克服限制的體操。

我不由想起，伽利略很早就說過，自然界這部大書是用數學的語言寫成的。狄拉克也用類似的語言講過，上帝用極高深的數學創造了宇宙，我們通過對數學的不斷探求，才獲得對宇宙的些微了解。數學對科學之所以這樣重要，它難道不正是一種超越民族文化不帶任何有色眼鏡的語言嗎？

本文選自《方法》1989年第1期，轉自公眾號“同代人”。封面圖源于網絡，如有侵權還請聯系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