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雙體實驗室為大家推送的是金觀濤老師于1993年發表的《西方中心論的破滅——評全球文化沖突論》一文。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將西方文明絕對優勢的喪失與世界各文化內部認同加強這兩種歷史趨勢疊加，得出東西方文化沖突不可避免的結論。金觀濤老師認為亨廷頓的看法存在方法和證據的矛盾，即方法是歷史學的，但文化自我認同加強的證據卻不是歷史的，它們只是從當前社會觀察中抽出的“事件”。

金老師認為，亨廷頓的文化沖突論未加證明就認定不同文化組成的現代社會一定互相沖突，體現了其并非對現代社會組織方式失去信心，而是內心認同現代社會還應以西方為主導。但其實，不僅西方文明作為人類的中心地位正在失去，西方的學術和以西方歷史經驗為基礎的理論也行將失去正統和霸權的地位。

西方中心論的破滅——評全球文化沖突論

文 / 金觀濤

不久前，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在《外交事務》季刊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文明的沖突》的長文，認為“文化沖突”將成為今后國際政治斗爭的主線。他說：如果有第三次世界大戰，那將是文明之戰：基督教文化、儒家文化和伊斯蘭文化的分界線將是未來的戰斗線。自冷戰結束、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對立消失以來，人類社會往何處去一直是世界各國知識分子最關心的問題。亨廷頓的文章立即引起廣泛注意。從表面上看，亨廷頓文章充滿西方霸權主義，是西方中心論心態的產物。然而，只要撇開文章中為美國外交戰略獻計獻策的內容（在這一部分中，亨廷頓露骨地表現出以美國利益為重的立場），并盡可能把我們應站在哪一方懸置起來，就會發現：文化沖突說的理論基礎，與其說是西方中心論，還不如說是建立在西方作為人類文明中心行將破滅的前提上。

方法和證據的矛盾

亨廷頓基于人類文明長程演化模式來展望二十一世紀。十七世紀以前，西方文明只是世界眾多地域性文明中的一個。那時的世界秩序，當然取決于基督教、儒家、伊斯蘭等文明之間的關系，國際沖突可以說是文明沖突。十七世紀以后，西方文明成為人類文明的主導，原來左右古代世界秩序的主導力量——東西方文明的關系也就退到幕后，讓位于西方強國之間的關系。亨廷頓力圖證明，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以后近代民族主義出現，十九世紀民族國家成為國際政治角斗場的主角，以及二十世紀馬列主義、法西斯主義以及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在全球范圍的對抗，實質上均為西方文明內部沖突的不同形態。

一旦西方文明不再占絕對優勢，世界秩序自然不再由西方內部因素規定。近幾年西方經濟蕭條和東亞繁榮形成巨大反差，特別是中國大陸經濟引人注目的增長，迫使亨廷頓去想象西方文明優勢喪失后的世界格局，從而認為二十一世紀世界將再次回到歷史上長期存在的東西方文明沖突之中。將亨廷頓列舉的六條理由加以整理，文化沖突論的根據可歸為如下三個：第一，文化的差異不會因經濟發展和東西方文明交流而縮小，與此相反，不同文化之間的互動反會增加每個文化的自我認同；第二，文化認同一直是高于民族國家認同的，意識形態可以消解，超級大國可以分崩離析，但文化卻是歷史的產物，種族身份更是不能改變，與現代化并行不悖的必然是尋根、原教旨主義和本土化的興起；第三、經濟合作和秩序有賴于共同文化基礎，文化的差異和斷裂會阻斷不同地區的經濟整合。

亨廷頓將西方文明絕對優勢的喪失與各文化內部認同加強這兩種歷史趨勢疊加起來，推出了東西方文化沖突不可避免的結論。整個論證似乎無懈可擊，但只要嚴格分析，即可看到其中隱含一個不易發現的悖論，這就是方法和證據的互相矛盾——亨廷頓的方法是歷史學的，立足于社會長程變遷，而他提出文化自我認同加強的證據卻不是歷史的，它們只是從當前社會觀察中抽出的“事件”。

二十世紀年鑒學派和新史學的主要貢獻就是把歷史發展中長期因素（La Longue durée）和“事件”區別開來。正如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所說：“事件是爆炸性的，以其大量的煙霧，充滿了當時代人的意識，但它并不能延續長久，人們只能短暫地瞥見它的爆發焰。”歷史發展的長期因素是否和亨廷頓列舉的趨勢相符合呢？我們把上述三方面證據放到世界史中去考察，得到的卻是與文明沖突論迥然相違的結論。

什么是文化演變的長期趨勢

首先，不同文明的交流是增大還是縮小文化差異？短期觀察是得不出結論的。但用世紀作為時間單位，看到的絕不是不同文化在互相影響中自我認同的強化，而是文化認同危機以及文化在互動中融合變遷。亨廷頓引用湯因比的說法：“世界上本有過21個文明，現在還存在6個”，但只字不提湯因比認為不同文明在空間上互相接觸所導致的后果。湯因比發現，歷史上高級宗教出現之處往往是不同文明互相接觸最多的地區。在他的理論體系中，高級宗教將是文明滅亡后的取代物。顯然這里蘊含著文明互動會導致文明融合的結論。湯因比的歷史哲學因含有太多思辨成分而不被當代研究者引用，但學者們公認十七世紀后東西方文化互動有兩個長程現象：一個是東方國家在走向現代過程中，文化中的相當一部分被西化了；另一個是東方文化在西方沖擊下的形變。亨廷頓把當代中國大陸、臺灣、香港仍歸為儒家文化其實大可懷疑。制度化的儒家早已在十九世紀中國與西方文明歷史性碰撞中逐步解體。今天，這三地文化都是中國傳統與西方文化融合的結果。香港是最西化的，即使大陸和臺灣一度占主導地位的政治文化——毛澤東思想和三民主義——也均是在不同程度上傳統融合西方文化的結果。

第二，種族認同、文化認同、民族國家認同，三者誰更有力量？今天世界上的幾種最主要的文明都是軸心時代以后出現的，而每一種文明的形成均以文化認同戰勝狹窄的種族認同為前提。只要我們放寬歷史視野，就可以看到一個基本趨勢：軸心時代后是文化認同戰勝種族認同，而隨著十七世紀后傳統社會的現代化，文化認同也就讓位于民族國家認同。就以中國文明為例，早在兩千年前，中國人已用文化認同來超越種族和血緣差異，形成了道德文化價值高于種族認同的華夏中心主義心態。如果不是文化認同高于種族認同，中華民族在兩千年中的統一和延續是不可思議的。但以文化作為民族認同符號會和現代化要求矛盾，故中國十九世紀在西方沖擊下，基于文化認同的民族主義便向認同民族國家的近代民族主義轉化。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也出現過一陣以排滿為基調的種族民族主義，但它只是儒家意識形態認同解體、文化民族主義向現代民族主義轉化中的產物，它是不穩定的。這自然使我們想起，亨廷頓列舉的當今種族認同加強的現象，也只是意識形態解體過程中的短期效應。

亨廷頓關于“經濟整合必須基于文化同一”的觀點，無疑出于兩個現實觀察的刺激，一是中國大陸、香港、臺灣、新加坡加強經濟聯系，有可能整合成大中華經濟圈。另一個是當今美國和日本的經濟矛盾大于和歐洲的矛盾。這里實質上是兩個問題，前者的含義為文化一致是否有利于經濟整合，后者則是共同的文化是否有助于經濟利益沖突的解決。如果立足于歷史長期趨勢，亨廷頓的概括均可被證偽。按文化分類，中國與日本有某種類似，不少人將中日文化劃為“儒家文化圈”，但在現代化過程中，中日兩國的經濟非但沒有整合，還出現過強烈對抗。今天中國大陸、香港、臺灣、新加坡建立大中華經濟圈的構想與其說是基于文化同一，還不如說更多出于經濟形態和發展程度的配合。至于不同國家和利益集團的經濟利益出現對抗時，文化的統一是否有助于平息經濟利益矛盾，二十世紀的世界史正好為我們提供直接例證。本世紀兩次世界大戰主要發生在具有相同文化的西方國家之間。自1870年到1910年四十年間，英國的工業總產值增加了一倍，而德國卻增加了近四倍。原來以英國經濟實力為中心的市場秩序受到迅速現代化的德國挑戰，用博蘭尼（Karl Polanyi）的話說，二十世紀初法西斯主義和保護主義的興起，以及二次世界大戰實質上是文化社會秩序被迅速擴張的市場所顛覆。它表明：文化上的同一無助于經濟整合。

只要我們不局限于現象層面，而去尋找支配歷史長程演變的動力，就可以一眼看出文明沖突論的破綻。近三百年來，傳統農業文明的世界秩序之所以解體（用亨廷頓的話說是文明沖突讓位于西方內部沖突），是因為西方最先完成從傳統到現代之轉化。西方現代化優勢使得其他文明處于西方沖擊下，并迫使它們也開始從傳統走向現代。即使今后西方文明絕對優勢不再存在，國際秩序是被不同文化的現代社會所左右，我們也不能說這些國家間的沖突就是文明沖突。亨廷頓用偷天換日的辦法，排除現代化這一共相，恰恰是否定三百年來人類歷史發展的基本動力。

現代社會中的多元文化

亨廷頓作為美國政治學界數一數二的人物，似乎應對上述困難一清二楚。

他置學術界公認的種種觀點于不顧，也許是基于對當今社會科學主流理論的不滿。今天學術界用于解釋近現代社會變遷的理論，無論是現代化學說還是世界體系論，均著重于現代化過程之共相，特別是把西方社會從傳統走向現代的模式推廣到全人類。這種暗藏的西方中心論帶來一個后果，就是忽略文化。非西方文明獨特的文化和歷史上形成的組織方式與它們現代化模式的關系，是一個至今還未被深入研究的問題。近年來，東亞已呈現出明顯既不同于西方但又屬于現代的社會形態。現代化學說和世界體系論既不能解釋二十世紀后半葉風云變幻，也無力展望將來。因此，亨廷頓在此時提出文化沖突說，也許是對西方社會科學主流理論不滿的征象。

亨廷頓敏感地看到，現代化不等同于西化。不同于西方社會形態的各種類型的現代社會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已經存在的。十七世紀前不同文明的斷層線至今仍是把這些不同類型現代社會劃分開來的邊界。也許亨廷頓已經看到，在不同文明走向現代的過程中，每種文化都有著自己的深層結構，它并沒有被“現代性”所改變，這無疑包含了真知灼見。但是即使經過上述詮釋，文化沖突論本身仍然是錯的。

文化沖突論依賴于一個基本假設，這就是把二十世紀末以前幾百年的世界沖突看作西方內部沖突。只有承認這一前提，西方文明失去絕對優勢會導致文明沖突這個命題才有意義。但是，只要我們同意文化的深層結構不會在現代化中改變，正是它們決定了東方文明有著不同于西方的現代社會形態和現代化進程，那么十七世紀后二三百年中的世界沖突，特別是二十世紀意識形態的對立也就不再能簡單視為西方文明內部問題。俄國接受馬克思主義，演變出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而和西方對立，這是不是和東正教以及拜占庭文化傳統有關呢？毛澤東思想和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是不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模式的一種現代變種呢？如果是這樣，那么世界近現代史必須重寫，而亨廷頓把世界今后沖突和近三百年來沖突區分開來的界定也就崩潰了。

在文化沖突論中，處處可見這種理論結構深層次的自我矛盾。亨廷頓一面強調現代化不是西化，但同時又暗中肯定西方文化比其他文化優越，只有在西方文化主導下才有現代國際秩序。然而，現代化本是建立一個超越具體文化的理性社會構架，在現代社會中，人有價值選擇的自由，文化的多元不會破壞社會秩序。把這一點推廣到國際關系中，顯然可以得出：如果人類各民族都進入真正的現代社會，那么就應當出現一個容納多元文化而不會有文化之間內在緊張的國際秩序。亨廷頓長文結尾部分也點明，重要的是今后不同文明之間學會共存。但綜覽全文，他的文化沖突論的立論卻是未加證明就認定這些不同文化組成的現代社會一定互相沖突，那與其說是對現代社會組織方式失去信心，還不如說他心目中的現代社會仍是以西方為主導。多元文化的百花園中必須有西方的園丁，或仍需西方現代強國作為維持世界秩序之警察。

亨廷頓一方面看到西方中心論正在破產，但在深層意識上卻仍陷于西方中心論不能自拔，這個困境無疑反映了一種普遍的迷惘。不僅西方文明作為人類的中心地位正在失去，西方的學術和以西方歷史經驗為基礎的理論也行將失去正統和霸權的地位。在迷惘中，人類正在開始一個重新探索的新時代。

本文原載于《二十一世紀》雙月刊，1993年10月號，轉載于公眾號“系統論與思想史”。封面圖源于網絡，如有侵權還請聯系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