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張永華律師，法學博士，北京市盈科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北京刑事律師，專注于金融行業法律服務、金融犯罪、職務犯罪、企業家犯罪刑事辯護和詐騙犯罪辯護。與辯護團隊辦理了多起重大職務犯罪、重大金融經濟犯罪系列案件）

一、基本事實及審理結果

被告人曹某進系某集團公司董事長，集團公司下有酒店物業管理公司和江西RZ電力實業有限公司等實體。2010年8月25日，受害人柏某以張某2、胡某、陳某、朱某為合同甲方和出借人，被告人曹某進以江西RZ電力實業有限公司為合同乙方和借款人，集團某子公司為丙方和擔保人，簽訂了一份《借款合同》。約定：在本協議生效后甲方借給乙方1500萬元，其次乙方把國有土地使用證原件交給甲方，甲方借給乙方700萬元，利息按月息叁分；借款乙方只能用于該項目建設；乙方用開發的項目工程主樓已建的三層，裙樓7層（已封頂），完成建筑面積16250平方米（地下室1843.17平方米）和鄱國用（2004）字400號綜合出讓土地6660平方米抵押給甲方，并由丙方承擔連帶保證責任。借款期限為一年。

合同生效后2010年8月26日，1500萬元放款。2010年9月16日，柏某收到鄱國用(2004)字第400號國有土地使用證后，2010年11月16日柏某放款700萬元。

2010年9月28日至2011年2月10日期間，被告人曹某進先后9次支付了利息共計288萬元。

因被告人曹某進沒有按照合同約定歸還借款本息，柏某不斷向被告人曹某進催要借款，2013年6月1日，被告人曹某進及酒店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向柏某出具承諾書，承諾在公司的拆遷款中確保支付3000萬元給柏某。

2013年12月6日至2014年1月14日，被告人曹某進獲得拆遷補償款8412萬余元，但沒有按照自己的承諾向被害人柏某償還借款。

2014年3月3日，柏某以被告人曹某進、江西RZ電力實業有限公司、酒店物業管理有限公司為被告提起民事訴訟。審理期間，法院查封了被告人3250萬元的財產。2014年4月18日，上饒市中級法院分別作出民事判決，由被告曹某進、江西RZ電力實業有限公司向原告還本付息，酒店物業管理有限公司承擔連帶清償責任。2014年5月21日，柏某、張某2等人申請強制執行。2014年8月13日，法院裁定查封擔保人房產。

柏某刑事報案時間為2014年8月29日。

2014年10月13日，經上饒市公安司法鑒定中心鑒定，涉案國有土地使用證系偽造的證件。

2016年5月30日上饒市中級法院對RZ電力實業有限公司的房地產予以查封。2017年10月18日，對江西RZ電力實業有限公司的房地產進行了評估，評估確定，整體房地產價值為：14314萬元，其中抵押給被害人柏某的房產價值為：3906.23萬元。刑事二審期間，民事案件執行仍在進行中。

本案一審江西省弋陽縣法院判合同詐騙罪，10年；二審上饒市中級法院發回重審；第二次一審仍然判合同詐騙罪，10年；第二次二審判決合同詐騙罪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

二、民事欺詐和合同詐騙的邊界

本案產生于民事糾紛。從以上報案時間看，柏某是在民事訴訟已經取得勝訴，依法查封被告人足額資產，完全能夠得到清償的條件下啟動刑事程序的。民事案件的一些當事人在產生糾紛后心存怨恨，采取一些極端的方法，平行采取民事訴訟和刑事報案兩種方式。本案柏某的作法更甚，在查封了1.4億的資產后，案件勝訴處于執行階段，繼續報案。

本案一個關鍵證據是涉案國有土地使用證系偽造的證件。這個偽造的證件是否由曹某進提交，存在爭議。

即使涉案證件由曹某進提交，是否認定構成合同詐騙罪，過程反應了民事欺詐和合同詐騙罪的界分。

本案中，饒州電力公司向張某1等人及柏某借款時，饒州電力公司作為借款人，根據合同約定饒州電力公司擁有在建項目，其中主要是建筑物，其次是土地使用權，除此之外饒州電力公司還提供了人保。故此土地證對于借款來說所起的作用不大，僅憑建筑物及擔保人在當時借款時，饒州電力公司是有足夠償還能力的。土地證的虛假僅是形式上存在一定瑕疵，但土地證所反映的權屬及面積和范圍是真實的。被告人在借款時即使存在提供虛假土地證的情況，這也屬于民事上的欺詐行為，而非刑事詐騙。

區分二者界限的關鍵是行為人的主觀目的。民事欺詐案件的行為人是通過簽訂經濟合同，履行合同來獲取一定的經濟利益。即使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提供了虛假材料，但是目的仍然是以履行合同來獲取經濟利益，而不是通過合同來騙取合同首付款，非法占有對方財物。

三、履行合同的能力以及部分履行合同能力的補救

《刑法》第224條規定，行為人“沒有實際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額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誘騙對方當事人繼續簽訂和履行合同的”，推定構成合同詐騙罪。

一些案件出現這種情況。比如丁某成合同詐騙案中，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中級法院判決：上訴人（原審被告人）丁某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明知自己沒有履行合同能力，虛構與攀礦公司簽訂了雷打牛礦山采礦權合同的事實，采用簽訂合同、小部分履行合同的方式，收取宋某1資金50萬元，且數額巨大，并將收取的款項用于歸還個人債務及個人使用，其行為已構成合同詐騙罪。

合同詐騙案刑事律師辯護的細節在于，案件審理中對是否具備合同履行能力有一個認定的過程。從客觀表現來看，有的交易中行為人存在提供虛假材料、“以先履行小額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誘騙對方當事人繼續簽訂和履行合同”的客觀表現，但是如果仍然有履行能力，或有相當部分履行能力，也可能不構成合同詐騙罪。

案例1：在迪雅公司和戚某合同詐騙案中，2019年07月02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級法院對公訴機關的指控不予支持，判決被告單位迪雅公司無罪。法院認定：（1）迪雅公司及戚某在與中水公司簽訂、履行相關合同過程中，采用了提供虛假財務報表、隱瞞資不抵債并巨額虧損情況等欺騙手段，但是迪雅公司通過與通訊運營商加大合作、拓展網絡機頂盒等業務尋找新的利潤增長點以挽救企業。（2）在中水公司停止借款并要求還款后，迪雅公司及戚某對所欠款項沒有放任不管，采用貨物抵債等方法進行補救。（3）迪雅公司及戚某在不知道中水公司已向公安機關報案的情況下，將迪雅公司、戚某及家人的房產進行抵押所得的借款，用于歸還銀行等金融機構貸款計850萬元。由此，法院認為，認定迪雅公司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的證據不足。綜上，法院判決迪雅公司無罪。

案例2：富某公司和王某某合同詐騙案中，2019年1月15日, 湖北省武漢市蔡甸區法院對公訴機關的指控不予支持，判決被告單位富某公司、王某某無罪。法院認定：（1）在合同履行過程中，富某公司雖履行能力有限，但其在履行期限內尚有相應的生產經營行為，現有證據不能證實富某公司不具有實際履行能力。（2）富某公司事后將抵押設備存在瑕疵導致合同不能履行的情況及時通知對方，采取協商變賣設備、部分還款、補充抵押等補救措施，表明富某公司有歸還借款的意思表示。（3）無證據證實該抵押行為系“以虛假的產權證明”進行抵押登記，也不能據此得出系“虛假的產權”的結論。（4）鴻鑫典當公司經銀行職員介紹而認識富某公司，明知富某公司在銀行辦理貸款，對用于抵押的機械設備實地考察已履行審慎審查義務，認為足值抵押，因而相信富某公司有還款能力，其同意借款給富某公司并非陷于錯誤認識。（5）富某公司隱瞞機械設備存在融資租賃或被查封并不必然導致不能實現抵押權。綜上，法院判決富某公司和王某某無罪。

四、對非法占有目的的辯護

在曹某進合同詐騙案第二次二審判決中，法院認為：本案借款有在建項目建筑面積16250平方米及土地6666平方米作為抵押，且還有某集團公司相關資產作為擔保，截止2017年10月，整體房地產經鑒定價值為14314萬元，其中抵押給被害人柏某的房產價值為3906.23萬元，本案涉及借款均有相應財產作為擔保；另外，曹某進借款2200萬，陸續支付利息及還款共計1208萬元，再次，關于借款其辯稱借款系整個集團調配使用，通過家屬用于項目建設上，經查，2010年借款時建筑面積完成主樓1-3層裙樓1-7層共16250平方米，2017年10月經鑒定，在建項目已經完成主樓23層封頂，整棟大樓主體完工，故公訴機關指控曹某進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騙取他人現金2200萬元，證據不足。

合同詐騙案中對非法占有目的的辯護通常還有以下幾點：

第一，行為人沒有履行合同的原因

合同詐騙和經濟糾紛都會出現行為人沒有履行合同的情形，但行為人沒有履行合同的原因往往有主觀和客觀的原因。有些案件是因為客觀形勢、經營環境發生了變化，企業經營不善發生虧損，無力繼續履行合同所導致。這種情況應屬于經濟糾紛，不屬于合同詐騙。

第二，行為人的履行態度是否積極

如果行為人簽訂合同后不積極履行合同，則可能推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是如果合同簽訂后，行為人積極履行合同，則有效阻卻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

比如在李某軍合同詐騙案中，山西省絳縣法院認定，靳某霞按約支付李某軍第一批預付款24萬元之后，被告人積極組織施工人員及設備，同時購進施工材料進行施工，直至鋼結構網架完工，被告人主觀上并不存在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

第三，行為人對財物的主要處置方式

行為人對財物的處置方式是推定非法占有目的的主要方式。早在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印發《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法〔2001〕8號中就給出了金融犯罪中7種推定情形：（1）明知沒有歸還能力而大量騙取資金的；（2）非法獲取資金后逃跑的；（3）肆意揮霍騙取資金的；（4）使用騙取的資金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5）抽逃、轉移資金、隱匿財產，以逃避返還資金的；（6）隱匿、銷毀賬目，或者搞假破產、假倒閉，以逃避返還資金的；（7）其他非法占有資金、拒不返還的行為。行為具有上述7種行為且無合理解釋的，推定具有非法占有為目的。

對于非金融類的合同詐騙犯罪，以上7種推定方式也有重要意義。

五、案例啟示

結合上述分析再回到案例本身。如前所述，本案相關民事案件中法院已經判決歸還1500萬元本金及相應銀行同類貸款4倍利息。刑事程序中民事判決已經發生法律效力，在執行階段，即柏某等人與曹某進等借款1500萬元、700萬元的糾紛已經由民事法律進行了相應的調整。上饒市中級法院因此認為，根據刑法的謙抑性原則，本案涉及糾紛可以不再適用刑法進行規范。

刑事案件中的證明標準也是辯護律師的一個重要辯點。作為本案核心證據，涉案國有土地使用證系偽造的證件。那么這個證件是誰提供的呢？法院認為，被害人柏某關于曹某進提供偽造的該證件的時間說法不一，前后矛盾，細節亦與柏某公司會計饒某的證言相互矛盾，“收條復寫件”僅為單一的“復印件”，該收條既沒有曹某進的簽字確認，也沒有其他的客觀證據或相關客觀證據佐證。且被告人曹某進自始至終否認，故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曹某進提供偽造的國有土地使用權證，用于騙取柏某的借款，不能排除合理懷疑，形成完整的證據鏈，得出唯一性的結論。（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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