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屋漏偏逢連夜雨

于航記得很清楚，那是4月28日的下午六點，一天的工作忙了七七八八，領導發來微信消息，說要打電話“聊聊”。

電話那頭，領導訴說了公司的若干個難處，“不容易”、“快倒閉了”，最后于航聽到了重點：要裁員，而他是被裁的員工之一。

對此，于航沒有一點心理準備，他已經在這家上市家具企業旗下的數字科技子公司工作兩年。接到這通電話的時候，因為上海疫情，全公司已經居家辦公一個月又十天，而他剛剛在一周之前忙完了一個重要的項目。

一切都“進展”神速，和領導通話之后，包括領導、人事和于航得三人微信小群就建好了，僅僅不到24小時之后的第二天下午五點，人事又和他打電話“聊了聊”。

和領導不同，人事唱得是“黑臉”，不僅語氣堅決，要求于航必須在當天下午六點前做出決定：同意離職，拿N+1，由于擬定的交接日距離于航入職兩年還有幾天，因此N按照1來計算；此外，人事“勸”于航，如果不爽快同意，可能會影響下一份工作的背調。

措手不及的于航進行了短暫的掙扎，他給12333（全國勞動保障電話咨詢服務專用號碼）打電話，人工客服一直沒有人接聽。

下午六點，于航在網上發帖求助，但是沒有得到有用的信息。

七點半，在專屬于航的三人裁員小群，人事和領導先后@他：“請確認是否同意。”糾結了一個小時，他回復了“同意”。

于航提供的微信截圖

經歷過2020，打工人對“疫情裁員”這件事并不陌生，于航本人就是在兩年前疫情時被裁員才入職了這家公司。居家辦公不代表可以摸魚，打工人深知自己走鋼絲般的處境，對工作不敢懈怠。

也許正因如此，當裁員還是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時候，打工人會有“情理之中”但是“意料之外”的感覺，依舊是手足無措。

5月16日，國家統計局發布數據，4月份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6.1%，比上個月上上0.3個百分點，其中外來戶籍人口調查失業率為6.9%。

這個數字已經超過了政府工作報告定的“城鎮調查失業率全年控制在5.5%以內”的黃線。

“失業”是一種狀態，它有可能來自于裁員，也有可能是此前辭職還沒有找到工作，甚至有可能是在疫情之中主動請辭。

當失業遇到4月的上海，情況則更加特殊：一是時間久，很多居民所在的小區從3月中旬起已經開始封閉管理；二是生活忙碌，核酸檢測、抗原自測、電商搶單、團購、取貨……

缺少娛樂活動、物資獲取有難度、物價上漲、求職機會不多，失業的打工人在4月的上海，日子不好過。

5月的一天，朱曉遠如約參加一場視頻面試。面試官提醒他打開攝像頭，朱曉遠不好意思地照做，并且和對方解釋：之所以滿臉胡須，是因為自己為了紀念這段日子，決定解封之前不刮胡子。面試官沒有為難他，說“還挺有個性的”。

輕松的面試氛圍沒有改變令人失望的結果，這次應聘不了了之。到5月14日，朱曉遠在三周時間內只參與了五場面試，都沒有結果，和2020年疫情前同樣在上海找工作的經歷相比，他明顯感覺到機會少了很多。

朱曉遠心里有些焦慮，4月18日，在被“封印”在小區里剛“滿月”之際，朱曉遠解鎖了人生第一次被裁員的經歷，被女友叫“軟飯男”——雖然是開玩笑的——也是他29年來頭一回。

和于航一樣，朱曉遠入職這家公司2年，這次的裁員他感到非常意外。

4月10日，上司頻繁問朱曉遠要運營相關的數據，加上公司微信群里的討論越來越少，朱曉遠經常都是在“自說自話”，他察覺到一絲不對勁。

近一年以來，他負責公司的知乎渠道運營，從0到1將知乎賬號運營起來，雖然粉絲只有三千個，但是已經給公司導入了30萬的業績。

但是公司在經營困難的情況下，計算了朱曉遠負責的知乎項目的投入產出比，最終決定這個項目“不值”。

4月18日，朱曉遠的上司在微信上告知了公司的決定，第二天人事和他進行了語音通話：賠償N+0.5，也就是一個半月的工資，交接日定在月底。

雖然緊接著上司對他的工作給予了很大的肯定，好生安慰了一番，但朱曉遠的心里總還是有些難受。

他和同事們聊，發現這次的裁員涉及幾乎1/3的員工，他所在的用戶增長部門總共有35個人，這次就一下裁掉了10個人，而人員流動性本來就更大的市場部門則裁得更多。

論裁員賠償，N+0.5雖然和勞動法規定得N+1比較有差距，但是和其他被裁的同事相比卻是好的。雖然知道這次裁員有諸多不合理之處，但是朱曉遠選擇對公司給予理解，在平和之中辦理了線上離職。

公司很快發了工資和賠償，考慮到自己暫時沒有了收入，他選擇將到手的三萬元全部用來還信用卡。沒有存款，到手的錢也用來“填賬”了，他開始為生活感到焦慮。

買東西比平時貴了一些，朱曉遠在外賣平臺買過菜，1顆圓白菜35元，4個番茄40元。愛喝的酒倒是買到了，平時只要一瓶8到10元，如今18元。雖然知道是暫時狀態，但也已經持續了兩個月。

本來生活頗有些“小資”的朱曉遠，最近開始查如何領取上海失業補助金，如果申領成功，按照他在上海繳納社保的時長，每月大概可以有近2000元。

朱曉遠提供的美團外賣截圖

除了趕緊找工作之外，朱曉遠開始運營自己的自媒體，做酒類評測，此外他第一次考慮：是不是該離開上海了？

此前，這個念頭不是沒有過，但因為自己“對上海的執念太深”，一直被藏在角落里。

7年前大學畢業，朱曉遠只身從鄭州來到上海，在高鐵站坐上小車，路燈帶著樹蔭透過開著的車頂小窗，打在他身上，看著窗外夜色中的上海，那一刻定格在他的記憶中。開車的是朱曉遠的叔叔，早年間叔叔也是一個人來到這座城市，打拼出了一番事業，朱曉遠對自己在上海未來的想象，也有了叔叔經歷的影子。

但是7年過去，朱曉遠依然是平凡的打工人，沒有存款，沒有房產，沒有本地戶口，就連叔叔都說如今年輕人打拼太難。

直到這次在疫情中被裁員，朱曉遠才終于停下來，和女友提起了離開上海的可能性。如果找工作依舊沒有滿意的進展，他和女友考慮去二三線城市，去長江三角洲的城市，或者是去女友的老家四川成都。

于航在上海已經十年，沒有落戶上海也沒有成家，他在老家合肥買了一套房，每月房貸要還9000元，雖然尚且可以靠存款生活，心里也有點沒著沒落的。

同期被裁員的同事已經決定去蘇州發展，于航的內心也有些松動，但還在糾結中。

長期的居家辦公，也讓一些打工人不堪重負，選擇主動請辭，繼而自己加入了“上海失業俱樂部”。

張雨彤就是其中一員，出生于1999年，她是組里年紀倒數第二小的，辭職的決定也被關系好的同事說太年輕、太沖動，但她覺得自己非這樣做不可。

這是張雨彤大學畢業后的第2份工作，公司經營軟件產品，而她是toB的銷售。平時，張雨彤在外跑業務，面訪不同的公司，幾乎每天微信運動都能達到2萬步。

3月18日開始，張雨桐的小區封閉，公司也同期開始了居家辦公，她的主要工作從面訪公司變成了打電話。

從前的業績指標是每個月讓客戶開賬號30個，居家辦公后這個指標不變，但同時領導要求每個月打電話的有效（通話時間2分鐘以上）數量是72個。除此之外，每天下班時需要在微信群里提交日報，每周五下班要郵件提交周報。

很快，張雨桐感到銷售們之間明顯開始“卷”了，規定五點半下班，但五點半就發日報的寥寥無幾，而且日報變成了小作文，一個比一個篇幅長。除此之外，她還發現同事在系統里偷偷把她的客戶偷偷轉移到自己的名下。

原本張雨桐對于上班就到處跑業務的工作不覺得累，甚至覺得非常自由和享受，如今居家辦公，她反而覺得工作強度上來了，還很心累，加上疫情下生活的擠壓，漸漸令人力不從心。

張雨桐的工作日是這樣度過的：早晨五點被搶菜的鬧鐘吵醒，迷迷糊糊拿起手機在電商平臺搶單，有時會成功，有時無望地努力幾分鐘，在“今日運力不足”的提示中敗退；糾結是起床還是睡一會兒，到八點半開晨會，還得注意領導的要求“精神面貌要好”；下了晨會，照著名單給客戶打電話，通話時間系統里都有記錄，平均每天得打出兩三個聊2分鐘以上的電話，這在大部分客戶都是“陌拜”的情況下很有挑戰；下午七八點，發發日報，準備下班。在這之中，隨時要準備好下樓做核酸，或者去取到貨的電商或團購訂單。

加班時有發生，有一次領導通知當周要做“工作答辯”，張雨桐熬夜趕制PPT。

壓力大不大，身體會告訴你——整個3月，張雨桐的月經缺席。

4月5日，張雨桐在沒有告訴任何同事的情況下，直接向領導提出辭職請求。

辭職之后，張雨桐有三天什么都不做，徹底“躺平”。第四天，張雨桐開始重新建立自己的新日常：摘菜做飯、健身……畢業近一年，她第一次感覺自己是在生活。有天晚上，張雨桐坐在餐桌邊摘菜，慢悠悠地摘了幾個小時。

焦慮與迷茫還是會找上門，張雨桐感覺到在疫情中辭職的一大壞處：幾周以來家既是生活的地方，也是自己的辦公室，如今辭職，卻完全不能進行轉換——別說旅游，連出去看場電影、吃頓好吃的也做不到。

去年9月換工作的時候，張雨桐以畢業一年、僅有三個月工作經歷的履歷，不到一個月就入職了新公司。而如今，她能感到機會在變少：“刷得多了，感覺過來過去都是那幾個HR?！?/p>

對張雨桐來說，現階段還是以調整身心為主——在辭職之后沒多久，她的月經重新現身。在她看來，真正的求職還要等解封，線上面試可以接受，但是還沒有線下實地看過就入職還是顯得太過冒險。

比被裁員和主動辭職都難受的，是“辭不逢時”失業在家的人。他們介于主動請辭的“活該”和被裁員的“無奈”之間，不尷不尬。

在距離上海一千三百多公里以外的陜西商洛，劉珂的求職計劃也因為上海疫情被擱置著。去年10月裸辭的時候，劉珂只是想用兩個月備考年底的CPA注冊會計師考試，以便南下上海找份更好的工作，最好能進外企。

劉珂在3月發布的微博

然而由于當地疫情，原定于12月的計劃連續延遲了三次，到了年后干脆宣布取消。劉珂和一個有相似經歷的江蘇朋友一起將今年8月的考試地點選擇在了上海，邊繼續備考，邊在求職軟件上看上海的工作機會。

也許是因為時間被耽誤了太久，和張雨桐“解封再求職”的想法不同，劉珂已經投遞了300多份簡歷，如果有滿意的工作機會，她不介意線上入職。

但是和朱曉遠、張雨桐的感受相同，劉珂明顯感覺現在比起她2020年同時期求職的時候還要難，尤其是從4月開始，新發布的工作機會就相對變少了。

劉珂已經一天都不想多耽誤，只要上海解封，哪怕自己還沒有找到工作，也要先搬過去。

不尷不尬“辭不逢時”的人，有卡在上海之外進不來的，自然也有困在上海出不來的。

3月6日，鄭欣怡和男友吵了一架，男友從南京飛來。結果倆人不僅和好了，等3月18日鄭欣怡居住的小區封閉，兩個人就這樣一起生活了兩個月。

鄭欣怡和男友原本有個完整的計劃，鄭欣怡辭職離開上海去男友的老家深圳，男友在南京讀本科，6月畢業也去深圳工作。也因此男友來了上海之后暫時沒有回南京，想著先幫鄭欣怡搬去深圳安頓下來，自己再回學校。

3月中旬鄭欣怡已經找好了深圳的工作，并且按照計劃在上海辭職，18日小區封閉的時候，離職手續還沒有辦完，但到了約定的離職日期3月25日，鄭欣怡的工資就停止計算了——原本離職要提前一個月溝通，但當初鄭希怡急著離開上海去深圳，和領導求情，將流程縮短到了兩個星期。

這邊沒有工資，深圳的入職都遲遲不能辦理，好在是一家國企，諒解鄭欣怡的特殊情況，還為她保留著崗位，只等她入職。男友還在讀大四，兩個人在兩個月之中承受著經濟的壓力。鄭希怡付房租，男友負責日?！案阄镔Y”。

5月17日，男友在居委發布的當日“告居民書”中看到了離滬政策：自動駕駛機動車離滬的，要在居委填寫駕駛機動車離滬的申請書、準備好48小時內核酸陰性證明或者24小時內抗原陰性證明以及個人綠碼、提供目的地外省市同意接收證明，且對公章層級有要求。

鄭欣怡所在小區5月17日“告居民書”的部分內容

蹭誰的車是個問題，鄭欣怡的男友開始四處打聽。就算是能個人離開，上海的公共交通尚未恢復，怎么順利抵達機場卻是一個問題。鄭欣怡和男友在小區群聊里看到，有人拖著行李騎自行車到五公里之外的某處，本來準備叫輛貨拉拉去機場，卻沒有叫到，最后只能繼續騎車。

不過男友似乎已經忍耐到了極限，他幾天前買回4卷衛生紙后告訴鄭欣怡：這4卷紙用完，我們無論如何也要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