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婚成家”和“生兒育女”在大部分文化當中，都是個體人生階段當中兩個相互銜接的重要階段。

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下，“多子多?！薄疤砣诉M口”等都暗含著人們對于生育的重視，更有“不孝有三，無后為大”這樣略帶批判色彩的俗語。

但當下，準確的說是在2016年之后，國內人們的生育意愿有了十分顯著的下降趨勢；

這一點不僅能夠在現實生活中有所窺見，更能夠直觀地從統計數據上看出來。

數據和意愿：生育觀的變化

1月17日上午，國家統計局發布數據，2024年全年出生人口954萬人，人口出生率為6.77‰；

死亡人口1093萬人，人口死亡率為7.76‰。相比2023年的同類數據，2024年我國僅僅多出生了52萬人。

更令人感到震驚的是，如果計算人口凈增長的話，2024年這一數據為0.1%，證明我國仍舊處在人口輕微負增長的人口結構當中。

這種出生人口數量低的狀況并非近年才出現，從二十一世紀之后的人口變化情況來看；

2016年到2023年，我國每年出生人口分別為1883萬人、1765萬人、1523萬人、1465萬人、1200萬人、1062萬人、956萬人和902萬人。

2024年的954萬人也僅僅只比之前多一點點而已。

為何生孩子的人這么少？

人口負增長的產生因素

1.人生階段的“錯位”

埃里克森（Erik H Erikson）曾言：“人若缺乏繁殖感，生活將變得貧乏無味”。

在他的理論體系當中，成年中期（40-65歲）的核心任務是建立“繁殖感”（Generativity）；

即通過養育子女、創造事業或社會貢獻實現代際傳承。若個體未能完成這一任務，則會陷入“停滯感”。

現代社會年輕人因經濟壓力和職業競爭，更傾向于通過工作成就替代傳統生育行為：

比如在職場中獲取更大的競爭力、掙更多的錢提升生活品質等等，這變相削弱了生育意愿。

我們也可以發現身邊越來越多的人會將精力放在個人的生活上；

尤其是一些女性，她們會將生育視為對個人價值的一種“浪費”，轉而追求對個體生活的塑造。

這種選擇會被上一代人視為“不負責任”，就是因為兩代人所處的社會環境不同，對彼此人生階段的安排和選擇也不同。

2.計劃制定的動機

從社會心理學家阿耶茲（Icek Ajzen）和克羅巴斯（J. E. Klobas）提出的計劃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視角來看；

人們在制定生育決策時會受到以下三重核心因素影響：

其一，在生育態度上，女性受教育程度提升后，自我價值實現需求會逐漸超越傳統母職角色，更加重視個人對社會的貢獻；

其二，從主觀規范角度來說，社會輿論對“負責的人生需要生育”的道德綁架式要求反而引發逆反心理，成為代際沖突乃至家庭矛盾的核心所在；

其三，在感知控制方面，經濟壓力使年輕人形成“消極生育可控”的心理防御機制，認為生育是大部分經濟開銷的源頭。

3.對風險的防范

在社會學研究當中，學者們把全球化發展背景下；

由于人類實踐所導致的全球性風險占據主導地位的社會發展階段中，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存在著嚴重的威脅的風險作為研究對象。

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へ惪?/strong>（Ulrich Beck）認為，在風險社會（Risk society）當中，我們必須把傷害的緩解與分配作為核心問題。

從這個觀點來看，當下社會當中生育行為毫無疑問是具有顯著風險的；

從物質層面來說，城市家庭養育成本達63萬元，北京、上海等城市更是超過百萬；

同時財富代際流向逆轉，傳統“養兒防老”模式被養老金制度取代；

生孩子更多情況下意味著額外的經濟支出和被迫去“雞娃”，被卷入“教育內卷化”。

從精神和社會層面來看，生育很容易讓年輕人陷入一種社會性的“塔西佗陷阱（Tacitus Trap）”：

無論做出什么樣的選擇，最終都會得到負面評價；

如果選擇生育，而被迫付出很多金錢和精力，難免影響個人提升，會被伴侶和長輩批評“不上進”；

如果選擇不生育而提升自己，會被長輩和社會指責“自私、不負責”；

部分職場還會對孕期和產假的女性職工施加各種區別對待......不少女網友表示想到生育就會感到“宮寒”。

總之，導致當下生育狀況的因素是多種多樣的，生育本身在如今也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問題，需要從多方面去思考。

作為一個家庭，還是要慎重考慮，而不是按部就班。

-The End - 作者-木易 第一心理主筆團 | 一群喜歡仰望星空的年輕人 圖片源自網絡，侵權請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