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極盜行動》成為阿根廷在中國上映的第一部商業電影。雖然票房成績一般,豆瓣評分7.0也不好不壞,但令人瞠目的是電影背后的故事:這部根據歷史真實劫案改編的電影,編劇之一費爾南多·阿勞霍,就是這樁劫案的策劃人,也是今天介紹的這部紀錄片的核心主人公——深諳流量密碼的奈飛,一定不會放過這么離奇的銀行劫案。
犯罪成為傳奇,劫匪成為英雄,搶劫成為媒體與大眾的集體狂歡,世事有時候就是這么荒謬……
撰稿|鮮 于
編輯|張 帥
校對|許 靜
出品|Figure紀錄片
「我為什么搶銀行?這個問題,我問過自己很多次,我認為最合理的答案是:藝術,一樁充滿藝術氣息的竊盜案。」
在電影世界里,高智商犯罪故事總是能令人沉迷、欲罷不能,但如《銀行大盜:神級劫案(Los Ladrones: La verdadera historia del robo del siglo)》這樣,幾乎完全從罪犯角度全景解析事前籌劃、作案過程乃至「成功」后的心得,給觀眾電子游戲闖關般沉浸感的紀錄片,前無古人。
在幾百名警察、記者包圍中,7名歹徒從銀行劫走至少2000萬美元的財物,全員脫身、毫發無損,全程未發一槍、未傷一人,如果不是在紀錄片之前已有大量新聞報道、書籍佐證,很難相信這種「最完美的犯罪」不是導演編出來的。
這就是有「史上最聰明的銀行搶劫案」之稱的——阿根廷世紀大劫案。
「道德,是受到社會評判的行為;倫理,是自身良心評判的行為。每一個人皆有一條底線,界定好與壞。」本片男主角,也是大劫案核心主犯費爾南多·阿勞霍說,「這件事最瘋狂的地方,是在那條底線附近周旋。」
「藝術家」費爾南多·阿勞霍
「喂,一起搶銀行嗎?」
一切都源于費爾南多·阿勞霍的異想天開。這個自稱「藝術家」的健壯男人,平時沉迷三件事:用塑料創作造型藝術,練習武術,以及在室內農場種植大麻。
某一天,也許是「大麻嗑嗨」了,他腦海里突然閃過一個念頭,一個讓自己「更偉大」的念頭:搶銀行。
「也許在某個時刻,我們都動過搶銀行的念頭,是吧?」阿勞霍說,這個念頭揮之不去,以至于接下來他觀看了能找到的所有可能的電影、電視節目和紀錄片,為他構筑完美搶劫尋找靈感。
「在銀行營業時間作案,意味著要拿槍,要試著打開金庫——那是不可能的事,你很快就會被警察包圍,連一枚硬幣都帶不走。而且使用槍械,并不符合我想創造出的非暴力藝術感。顯然,我的選擇只剩下非營業時間,挖個洞進去,這是我最初擬出的計劃。」
這種事情,當然不可能單槍匹馬,但也不可能四處宣揚:「喂,一起搶銀行嗎?」阿勞霍在身邊人中精挑細選,找到了第一個「對的人」——死黨塞巴斯蒂安·加西亞·博斯特。
「工程師」塞巴斯蒂安·博斯特
朋友們都叫博斯特為工程師,這個阿根廷中產家庭的孩子,從小就喜歡擺弄機械,后來進入職業高中學電機專業——他與阿拉霍在這里成為了朋友。畢業后,博斯特開著一家頂級水上摩托修理廠,衣食無憂。
阿拉霍來找他的時候,博斯特興趣本來不大,但很快就被死黨成功洗腦了。就像許多其他阿根廷人一樣,阿根廷銀行系統的不穩定,讓塞巴斯蒂安家曾遭受巨大的經濟損失。
「‘偷錢是壞事,但銀行傷天害理,所以,偷它的錢不算什么壞事。’阿拉霍這么跟我說,我認可了,但條件是我不冒險,要是計劃不完美,我就不參與。」博斯特和阿拉霍同樣崇尚「完美」。
阿拉霍迅速選定了目標:布宜諾斯艾利斯富人區圣伊西德羅的里約銀行(Banco Rio)分行,一棟棕色的兩層建筑。
他的想法是,挖一條隧道,直通銀行的保管箱庫房——因為經濟體系頻繁崩潰、貨幣經常貶值,有錢人更愿意以美元、珠寶、貴金屬等作為資產保值,藏在銀行保管箱中。阿拉霍選定的這家位于在富人區的銀行大約有400個保管箱,全部收入囊中必然能收獲一筆天文數字的財富!
「我本來要租下四條街之外的房子,準備挖地道。但沒那么簡單。我投入了大量時間、精力,心情一度崩潰。」阿拉霍說,「某天凌晨三點,我突然想到一個超級簡單的點子:假裝要搶劫,等警察包圍我們,再使用地道,不是進入,而是離開——這將是一場野心勃勃的表演。」
接下來就是為了在幾千米的黑暗隧道中準確定位到銀行下方而進行的「簡單」的數學計算。「我從來沒想到,我竟然會為了搶銀行研究余弦函數,真奇妙。」阿拉霍說,「根據余弦函數計算,我需要打造一條69度角的15米斜邊。」
逐漸成型的搶銀行計劃,也有了正式的行動代號:「多納泰羅」——「多納泰羅不是指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家,而是忍者神龜。它們在下水道里練武術,而且像大麻一樣都是綠色。」
挖地道比阿拉霍想象的更費時費錢,很快兩人的啟動經費就開始捉襟見肘。于是,阿拉霍找來了第三位成員,博士(DOC),資深搶劫犯,也是位現實中經常要出庭打官司的律師。
博士又引入兩位成員,一個是他的老同伙,「惡棍」貝托·德拉多雷。兩人曾在1980、1990年代四處搶劫,甚至跟阿根廷警察發生過槍戰。
「惡棍」貝托·德拉多雷
另一個是烏拉圭人路易斯·馬里奧·維特,本案中綽號「演員」的他,家境優越卻對盜竊無比熱愛,曾是個喜歡在高層公寓行竊的飛賊,「我對珠寶略懂一二,略懂門鎖結構,略懂藝術領域,什么都略懂一些」。更重要的是,他拿出10萬美元做贊助這次搶劫……
「演員」馬里奧·維特
阿拉霍到銀行租了一個保管箱,交給博斯特研究。「工程師」不負所托,用迷你液壓泵、氣缸、活塞等零件,設計出了「能量大炮」:「有這件工具,我們可以在7秒鐘打開一個保管箱。」
人多力量大,地道的挖掘速度也加快了很多,「僅僅」用了一年多時間……
「我前妻艾莉西亞很擔心維特帶我去鬼混,或者是外面有了個情婦,其實我們只是去挖地道啦——偶爾才出去玩,哈哈哈。」德拉多雷笑著回憶說。
終于有一天,挖掘組挖到了不一樣的堅硬的材質——銀行金庫的外墻。
接下來,要考慮如何把贓物運出去。阿拉霍決定用小船,但不是往隧道的出口方向,反而是繼續向排水隧道深處前進,進入城市下水道。
為了能安全從窨井爬出且不被人注意,他們需要改裝一輛面包車——車底挖個洞,供人爬上爬下,然后找來「鄉下人」薩洛奇瓦做改裝車司機,負責接應。
德拉多雷提供了他的房子做改裝車間。參與改裝的阿拉霍、博斯特、維特、薩洛奇瓦「驚喜」地發現,德拉多雷的老婆也在場——「就這樣,我們認識了艾莉西亞」。
最后,他們再找來「小鬼」作為搶劫組一員,跟維特配合,「你只要拿著槍,照我們說的做就好」。
七名罪犯終于集結成團——比「十一羅漢」更加高效。
萬事俱備,阿拉霍花了超過500天時間策劃的搶銀行行動,終于要付諸實施。
「唯一的風險是,某個聰明的家伙,會預料到我們從下水道逃走,擋住我們的出口,讓我們無處可逃。」
瞞天過海
與大部分罪案紀錄片不同的是,《銀行大盜:神級劫案》創意性的搭建了場景,用當事人原景重演的方式增加了極強的戲劇效果。這種不同尋常的故事敘述方式,進一步增加了影片娛樂性和闖關的真實感。
隨著阿拉霍的講述,時間回到「多納泰羅計劃」的D日,2006年1月13日,一個黑色星期五。
這天早晨,七個人各自為即將上演的大戲中角色做好準備——比如在自己的指尖上涂了膠水,希望能避免留下指紋——然后,乘車出發。
薩洛奇瓦開著改裝好的面包車,開往預定的窨井上方,等待接應同伙。
博斯特把車停到遠處海灘上,并于早上9點走進排水隧道。「我先要確認所有裝備正常運作,然后爬往通向銀行的洞口,等待他們給我暗號。」
12點20分左右,帶著面具的德拉多雷和戴滑雪帽的博士走進了銀行。貝托高舉手槍——他九歲兒子的玩具槍——制伏了警衛,然后高喊一聲:「這是搶劫,所有人趴在地上。」
同時,維特和小鬼駕車進入了銀行的地下車庫,車里裝著「能量大炮」和其他工具。停好車,關閉掉停車場的門——「要是警察能進入停車場,我們就不會成功」——兩人直接上了銀行二樓,將樓下同伙做的事重復了一次。
阿拉霍開著自己偷來的車也到了銀行附近。他把車停在路邊,打開雙閃:「等警察到了,他們會認為那是我們的逃亡車。」
最后進入銀行的阿拉霍,直接去拿警用無線電。「我要聽附近的警察何時到達,到時我們要進行第一階段的計劃‘布谷鳥’——我會抓住一名人質,等第一輛巡邏車到來,假裝我要帶著人質從銀行逃跑。這個動作是為了不讓他們認為我們有其他撤離計劃。」
「布谷鳥」計劃非常成功,警方輕易就相信了這是一場「傳統的」、悍匪明目張膽搶銀行的案件——阿拉霍故意留在外面的車也功不可沒——又不敢輕舉妄動。六年前,另一幫銀行劫匪在逃跑時將人質當做盾牌,阿根廷警察果斷開槍射擊。在電視直播的鏡頭中、在國民眾目睽睽之下,殺死了一名劫匪和兩名人質,造成了全國性丑聞。
于是這一次,警察保守了很多。
警方在銀行外的一舉一動,都被媒體現場直播
劇情非常順利地進展到阿拉霍策劃的第二階段:將警衛趕離地下室——「這家伙能和外界溝通,不能讓他看到或聽到金庫里的動靜。」
警衛被挾持著打開監控室的門,把配槍和用來聯絡的手機放到桌上,維特走上前,拿起手槍頂著他的背,帶他去大門口——「我清空了彈匣,擔心擦槍走火。」維特說。
維特把警衛推出了大門口,假裝出可以談判的態度——「我的角色是談判者,媒體稱呼我是‘穿灰色西裝的男人’。」
在維特和警方東拉西扯,時不時釋放一兩個人質,拖延時間的時候,搶劫計劃進入了第三階段:洗劫保險箱。
12點30分,候命許久的博斯特,終于等到了信號。下午1點03分,他開始橇保管箱,「時間是事先計算過的,大約兩小時能開400個。」
事實上,博斯特專心開箱的時候,外面的氣氛一度相當緊張。「我有一臺便宜的無線電,買一送一那種,可以搜索監聽到警方‘獵鷹小組’的對話。」阿拉霍回憶說,「我聽到狙擊手傳話給行動小組組長,‘上面有一個’‘下面有一個’,這表示如果長官下令動手,‘演員’和‘惡棍’的額頭就會中槍,相當危險。」
但警方不知道搶劫團伙有多少人,會不會傷害人質,狙擊手不敢輕易動用,而且他們也在按傳統劫案的情節發展,等待這幫劫匪開出條件,釋放人質投降——維特一直跟警方強調說,一個和平的解決方案符合每個人的利益。
開箱工作比想象的艱難,兩個小時飛速而過。「我們開了143個保管箱,其他保管箱要修改裝備才打得開,這在我們計劃之外。」
到了原定的撤退時間,阿拉霍當機立斷,打電話給維特:「走吧,開始披薩階段。」
于是,警方接到了劫匪方發來的一個莫名其妙要求:買披薩。
「他們打來一通電話,說他們會自首,但想先吃東西。‘送披薩過來,送汽水過來,我們要吃飽了再自首’。我們立刻開始準備東西,然后,就失去了聯絡。」警方談判專家回憶。
用點外賣這種小手段成功穩住外面的警察后,銀行里的劫匪們用人生最快的速度,正在將143個保管箱里的財物掃蕩一空。
「其他人負責把財物運走,我負責收尾階段:倒光五公升的漂白劑以避免留下DNA;四處撒些從理發店搞來的頭發,擾亂警方偵破難度。」阿拉霍最后一個撤離,「用繩子拴住洞口的家具,一拉,將家具拉回原位擋住洞口。完美。」
在排水隧道中,一行人坐著預先準備好的皮艇,開了14條街,抵達預定的下水口,給上面的鄉下佬發信息,打開井蓋。人和裝財物的袋子安全上車,大功告成。
下午17點02分,忍無可忍的警方用木槌撬開大門沖進銀行時,七個劫匪已經安全抵達分贓地點,一邊吃著披薩,一邊看著電視上的「現場直播」哈哈大笑。
(據稱)價值近2000萬美元現金、貴重物品的分贓過程同樣很順利。「我們分完之后還剩20塊錢,維特拿起來就撕掉了。」博斯特回憶說,「大家拿走自己那部分就解散了。我們沒有道別,也沒說‘明天見’,我們各自離開,再也不見。」
他們留下的,是阿根廷警方的巨大難堪,以及一張充滿諷刺與哲理的手寫字條:「有錢人社區沒有槍和怨恨,只有錢,沒有愛」。
「游戲結束,大家都贏了」
維特在案發幾周后,回到了烏拉圭。「我拜訪我的家人,做了一些好事。我自由了,我有錢,感覺真棒。」
博斯特表面保持正常,「我按原計劃到我最常去的度假地點度假。一切都很順利,沒有人質看到我,也沒有被監視器拍到,我完全沒有風險。」
帶著登山裝備、罐頭、書,阿拉霍出發前往期待已久的圣胡安山區靜修。
或許,高調的只有德拉多雷。搶銀行當天是他的生日,德拉多雷回到家的時候,所有人都還在等著他開生日派對,「我扔下一大袋錢,大家都盯著我看,哈哈哈哈」。
之后不久,他開了家手機店,給老婆艾莉西亞也開了家店,兩家店生意都很好。
但平靜并沒維持多久。
案發一個多月后,某天,德拉多雷發現自己裝錢的袋子被人動過,少了很多錢。他問妻子怎么回事,妻子很坦然地說是她拿走了。又過一陣,德拉多雷又發現妻子拿了自己的錢,「我叫她不要拿,然后我們吵了一架,我叫她把錢還給我,她不。于是,我拿著剩下的錢離開了家,結果她報警了。」
「監控器里拍到了德拉多雷,我看不到他的臉,但我知道是他,我們在一起18年。」艾莉西亞·迪圖利奧做了秘密證人,主動去檢察官辦公室,聲稱她知道實情,指控她丈夫參與了警方久久不能偵破的里約銀行搶劫案。
是的,艾莉西亞在金錢的刺激下,出離憤怒了——某種程度上說,阿拉霍的完美計劃失敗在嫉妒和貪欲之下。
「我感覺是跟錢有關,而不是因為別的女人爭風吃醋。」檢察官說。
「比起家人,她更重視錢,事情就是這樣。」多年以后,德拉多雷仍然悻悻,「這就是我的悲劇結局,對其他人來說也是。」
幾周之后,塞巴斯蒂安在格賽爾度假村被捕。接著是維特,得到消息的他,在壓力下選擇從烏拉圭回阿根廷自首。
「假如艾莉西亞沒有告密,或許其他人也會,但我想要花上好幾年,而不是幾個月。」通過收音機,靜修中的阿拉霍也得到了噩耗,「我常注意身上有沒有小紅點,因為我想象他們(警察)已經鎖定我,隨時回來找我。我只能等待。」
「不可能有完美的犯罪,無論成功搶劫到了什么,終究是要付出代價的。」很快,警察在圣胡安將他逮捕。
阿拉霍在圣胡安被捕
不過,四人在繳納保釋金后,被允許居家監禁,這并不影響他們的自由。
而警方則用了長達四年的時間來準備證據起訴他們——因為艾莉西亞只能指認參與改裝面包車的五個人,并且銀行監控無法辨識,博士和小鬼并沒遭到抓捕和起訴。
2010年,審判開始。阿拉霍、博斯特、德拉多雷、薩洛奇瓦四人出庭,維特則選擇了簡短審判——以主動認罪換縮短刑期。
庭審中的阿拉霍、薩洛奇瓦和德拉多 雷(左起)
庭審中,認定的被劫財物價值令人震驚的低,只有117萬美元——保管箱中大部分是私人物品,銀行為儲戶保密,警方拿不到確切數字。
爭論重點是玩具槍,被告的律師堅稱,「我們覺得警衛無法接受自己被一把玩具槍制伏,他不喜歡被羞辱,所以……」
最終因為認定金額不大,且用的是假槍,5人獲得了相對輕判。
薩洛奇瓦被判10年有期徒刑。德拉多雷初審被判15年,上訴減刑到12年半,最后服刑8年半,「再多的錢也彌補不了我失去的時間,我可以在一年內做很多事,但坐牢一年,我什么都不能做,我覺得不值得」。
維特數罪并罰,被判8年,服刑4年后就被驅逐回了烏拉圭。隨后他搬到了一個小鎮,娶了一個年輕的女人,生了個兒子,并開了一家珠寶店,還以「穿灰色西裝的男人」的身份做著小網紅。
博斯特被判9年,實際服刑25個月,之后是兩年居家監禁。恢復自由后,他仍然開著水上摩托修理廠,但罹患了憂郁癥:「因為我再也不是摩托車技師塞巴斯蒂安,而是銀行搶劫犯塞巴斯蒂安了。我從一個正常人變成了超級壞人或超級英雄。」
作為主犯,阿拉霍被判14年,不過,他只在牢里待了1年半,就出來繼續做他的「藝術家」,偶爾教人武術。
「有人將這起搶劫案視為楷模,覺得很了不起,但我得說:這不是慈善活動,這是犯罪。」時隔多年,阿拉霍言語中仍然不無得意,「不過,故事里的所有參賽者都贏了,地方檢察官升官,警察當上局長,法官獲得獎章,受害者拿到比原本更多的賠償,游戲結束,大家都贏了。」
這場世紀大案最后的謎團,是到底他們拿走了多少錢?
「我不記得了。你知道,大麻會導致記憶障礙。」阿拉霍壞笑著對著鏡頭說,「人們為什么想知道金額?他們潛意識在想什么?‘我也辦得到’‘我愿意為多少錢犯罪?我愿意為多少錢坐牢?’但問題是,錢在哪里呢?哈哈哈哈哈哈哈……」
資料參考:
《Bank Robbers The Last Great Heist: Did the Robbers Get Caught? Where Are They Now?》
《Bank Robbers: The Last Great Heist review – the robbery of the century》
《‘Bank Robbers: The Last Great Heist’ Explained: How Was The 2006 Buenos Aires Bank Robbery Condu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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