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現代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曾經預言,到了20世紀末,在英美等發達國家,科技的進步足以令人們實現每周十五小時工作制。
顯而易見,到了21世紀,科技發展確實很迅速,但人們卻并沒有從繁重的勞作中解放,反而有越來越多的人做著毫無意義的工作。
所以,到底是哪里出錯了?
撰稿|勃 雯
編輯|許 靜
校對|張 帥
被封為神作多年,又因為國內引進版的「特供處理」而再度走紅的電影《搏擊俱樂部》,有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片段:
杰克目睹泰勒用槍指著一個便利店員,說:「反正你要死了,告訴我,你的夢想是什么?」
店員回答:「當獸醫。」
泰勒:「很好,現在滾回去。一周后我會來看你是不是真的干了獸醫。如果不是,我就崩了你。我知道你住哪兒,還有你的家人住哪兒。」
店員走后,泰勒對杰克說:「他會感謝我的,明天早上的早餐他會比以往任何一餐吃得香甜。」
《搏擊俱樂部》劇照,泰勒(左)是杰克(右)臆想出來的人物
這段對話的指向非常明確,導演大衛·芬奇想告訴普通的我們: 當一個人面臨死亡的恐懼時,就會有勇氣去追尋理想,獲得真正的人生價值。
但如果沒有那支冰冷冷的手槍,我們中的大多數人依然會顧慮重重、渴望安穩、畏懼風險、顧忌他人的目光……就是這些在死亡面前才可以忽略不計的糾結和猶豫,把我們綁在了日復一日的「狗屁」工作上,成為被另一把無形的槍殺死的「那個石家莊人」。
你所說的意義是什么意義?
不久前曾登頂熱搜第一的話題 #月薪1萬8但無意義的工作你愿意做嗎#,來自一位坐標北京、自稱「小外資助理」的網友提問:「月薪1.8萬,但每天的工作卻不過是幫老板約會議、訂餐、處理快遞,這樣下去感覺自己就快要‘廢’了。」
然而職場新人的困擾并未獲得同齡人的共情,底下的評論大多卻是羨慕的語氣:「‘給我1萬8,我能給你整出國際意義!’‘看了十遍我都覺得他是在炫耀’……」
關于「996」「007」工作制的討論不過三年時間,問題并未得到根本解決,但提出問題的人卻變了。被疫情翻滾著蹂躪了800多天后,曾經高喊要「躺平抗卷」的本屆年輕人似乎也沒了底氣,「考公上岸」「廳局風」成了新的流行話題。
即便工作毫無意義,未來也不會有任何提升,但只要眼下有一份穩定的工作,一定會有大把人搶著去干——這就是目前國內職場的現狀。
那些毫無意義的工作,真的開始有意義了嗎?
「一個人若是在內心深處知曉自己的工作毫無存在的必要性,那還談什么工作的尊嚴?」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在著作《毫無意義的工作》里寫道,「這個體系并不是有意識地設計出來的,而是在將近 100 年的試錯中逐漸形成的。」
華爾街與狗屁工作
在科技飛速發展的今天,人們原本應該從機械的勞動中被解放出來,但事實并非如此,科技甚至被用來搞出各種花招,逼迫人們進行更多的勞動。
讓我們將視線重新回到一個普普通通的便利店員身上。當今天,我們進入711、便利蜂的時候,會發現自助結賬的操作非常簡單,完全不需要店員參與交易行為。然而便利店員依然無處不在,解決顧客可能遇到的各種小問題:商品無法掃碼、購物袋怎么購買、怎樣獲得優惠等等。
便利店員的存在是否依然有必要,或許每個人的角度和觀感各有不同,但事實上,我們根本無暇去考慮日常遇到的這點小事,以及它背后的含義。但對于大衛·格雷伯來說,這些正是他關注和探討的核心問題。
大衛·格雷伯是美國人,2020年,年僅59歲的他因病去世。作為一名學者,他生前干出過不少驚天動的大事,其中最為人所知的要數2011年參與策劃組織「占領華爾街」運動。
大衛·格雷伯(左)在「占領華爾街」運動中
格雷伯的母親曾是一名制衣工人,父親參加了西班牙內戰,這對積極進取的夫妻靠自學成為工人階級知識分子。格雷伯在被描述為「充滿激進政治」的公寓樓里長大,從16歲起就一直是一名無政府主義者。
2005年,在耶魯大學任教7年的大衛·格雷伯,在即將獲得終身教職的前一年,學校決定不與他續約,格雷伯懷疑這與他激進的政治主張有關。
當時,有4500多名耶魯的同事和學生在支持他的請愿書上簽了名,耶魯大學被迫向他提供了一年的帶薪休假。
2011年11月 8月2日,格雷伯幫助創立了第一屆紐約市大會。這個最初只有60名參與者的集會,在接下來的六個星期活動迅速發展,成為聲勢浩大、影響深遠的「占領華爾街」運動。
2013年春天,距離那運動結束一年多之后,格雷伯在激進雜志《罷工!》上發表了一篇闡述自己的學術研究與政治觀點的文章——《談談‘狗屁工作’現象》。
文章雖短,但觸及了很多人內心的真實感受,雜志官網上點擊量超過了百萬次,一度造成網站崩潰。隨后在幾周內,文章被翻譯成了10多種語言,從瑞士一路轉載到澳大利亞,甚至有人將其中一些語句張貼到了倫敦地鐵中。
在這篇文章的基礎上,格雷伯又做了豐富和擴充,寫出了《毫無意義的工作》一書。
為奴役而生的工作
什么是「毫無意義的工作」?每個人的內心都有自己的標準,但格雷伯在書中給出了一個令人一望而知的例子。
庫爾特是德國軍方信息技術分包公司底下的后勤分包公司底下的人事管理分包公司的雇員。
某天,士兵A要換工位,他要做的事情并不是抱起電腦搬去5米開外的新工位,而是要先填一份表格;
信息技術分包公司收到了這份表格,審閱批準之后,將表格轉給后勤分包公司;
后勤分包公司批準了這次工位調整,然后向庫爾特所在的人事分包公司發出請求;
于是,離營房500公里開外的庫爾特,收到了派工單;
按照派工單指示,庫爾特到達營房之后,先填一份表格,取下士兵A原工位上的電腦,封進箱子,再由后勤分包公司派來的搬運工把箱子搬到新工位;
最后一步,庫爾特拆封箱子,再填一份表格,把電腦拿出來安好,讓對接人一一簽字。
本來走5米就能搞定的一件事,最后成了需要兩個專人花費6-10 小時、填大約15頁紙質表格,并花掉納稅人整整400歐元才能完成的復雜流程。
這套荒謬操作就被格雷伯稱作「狗屁工作」!
同時,格雷伯也認同:一份工作是否屬于毫無意義,只能憑借于本人的主觀感受,而無關于收入是否豐厚,看起來是否高端、有面子。
專業的人干專業的事。作為一名人類學家,格雷伯運用學術研究方法,將「狗屁工作」分為了五種類型:幫閑、打手、補漏人、打勾人和任務大師。
格雷伯覺得這幾種工作即便消失也不會對社會造成任何影響。然而在現實中,這幾類工作遠遠不會消失。
英國著名小說家喬治·奧威爾曾寫道:「我相信,這種讓無用的工作永久化的本能,說到底,就是害怕群氓。他們認為這些烏合之眾是如此低級的動物,如果有空閑,就會是危險的;讓他們太忙而不能思考是比較安全的。」
格雷伯則更進一步,在書中直指創造「狗屁工作」就是出于政治目的。「現在各個國家的政黨關心的是創造工作,而不考慮工作的質量以及是否令人滿意」「對于所有統治階級來說,國家里擁有閑暇的人是可怕的」。
除了「國家威脅」,貧富差距也是格雷伯認為「狗屁工作」會出現的另一個主要原因。
他在書中寫道:當1%的人掌控了社會99%的資本時,為了鞏固那1%的人的利益的崗位便悄然出現。這些工作不僅可以轉移大眾對社會財富分配不均衡的注意力,又可以將「努力工作便可以掙高薪、走向人生巔峰」這種價值觀傳遞給下一代,讓貧富差距越拉越大。
我們能擺脫嗎
《毫無意義的工作》一經問世便引發了學術界的討論。有學者對格雷伯的想法相當之不認同,他們認為格雷伯將某些工作崗位劃分為沒有社會價值的「狗屁工作」,是沒有認清社會運作機制的表現。
當下中國的現實發展情況,似乎也在做著格雷伯的反例。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自2004年到2017年,隨著增量式經濟改革帶來的商品貨幣關系的全面擴張,金融、房地產、批發和零售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等并不直接從事物質生產的部門的就業人數,日益在新增就業中占據主導地位。
這些增加迅速的非物質生產部門就業明顯分成了兩類:
一類是集中于正式穩定的單位就業且收入較高的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以及金融業和房地產業。
另一類是工資收入越來越相對低下,就業日趨不穩定的「低端」服務業和岌岌可危的普通白領服務業,例如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等。服務性工作越「低端」,越容易進入不穩定的非單位就業。
對于格雷伯這樣的精英學者來說,他所能見到的「打工者」或許有很大的局限性:華爾街的律師、紐約廣告制片人、硅谷的程序員……都因為看不到工作的意義和個人價值的體現而痛苦,但這些收入不菲者已經站在了食物鏈的上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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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全球,四十年以來社會平均工作時間之所以居高不下,并不是因為看起來高端上檔次、實則毫無意義的「狗屁工作」的泛濫,而是那些沒有保障、不穩定的「低端」工作的增多。
格雷伯對現實這個讓人匪夷所思的現象也有所闡述:那些真正有對社會做出貢獻的人,比如護士、清潔工、幼兒教師、社工、機械師等得不到應有的回報。
「一個人的工作越是明顯地對他人有益,他得到的酬勞就越低。」
格雷伯給出的解釋是,維持頂層人的收入最好的方法,就是通過經濟和道德上的雙重綁架來剝削弱勢群體。
沒有優越的經濟條件,沒有寬廣的職業上升空間,這些底層勞動者只能被工作綁架,竭盡全力地服務他人。
出路在哪里?《毫無意義的工作》并沒給出完美答案。
「這本書想給忙忙碌碌的人們按一下暫停鍵,在思想的深呼吸中重新打量一下自己的工作,做出新的選擇。」在本書推薦語中,復旦大學人文學者梁永安這樣寫道:「如果你擁有拒絕無意義工作的勇氣,那么恭喜你,你也許比大多數人都要強了。如果你暫時沒有,也不要氣餒,把一切都交給時間吧!」
《殺死那個石家莊人》,收錄于搖滾樂隊萬能青年旅店的同名錄音室專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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