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常說“中華上下五千年”，這里的五千年指的就是我們國家的文明史，也就是人類脫離茹毛飲血的氏族群居階段，步入文明社會，出現(xiàn)了國家和高等級的社會組織。

但中西方對于“文明”的判定標準卻存在一定差異。

比如中國古代典籍中對文明的解釋是“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對此，唐朝經學家孔穎達解釋說“天下文明者，陽氣在田，始生萬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簡單來說就是起到好影響與作用的大德之人出來治事，就代表文明出現(xiàn)。

而西方的文明一詞，來源于拉丁語“城市居民”，換言之，城市的出現(xiàn)是判定文明的首要標準。

為了給“文明”下一個世界通行的定義，1958年，在美國召開的“近東文明起源學術研討會”上，擬定了三條文明判定的要素，分別是：城市、文字和復雜禮儀（宗教）建筑，得到了學者的普遍認可。此后，中國著名考古學家夏鼐提出了文明三要素的中國表述：城市、文字以及冶金術的掌握和運用。

按照世界通行的判定標準，西方國家將我國的文明起源定在了商代，英國《劍橋中國古代史》從商周時期開始寫中國歷史，美國發(fā)行的《世界文明史》中也說“商代社會是見于歷史文獻的東亞最早的真正文明?！?/p>

之所以出現(xiàn)這種情況，是因為我國目前已經發(fā)現(xiàn)的最早的漢字書寫形態(tài)是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而在此之前的歷史，都被認為是傳說。

不過，西方這一“誤判”很快得到了修正。

2019年7月6日，第43屆世界遺產大會對良渚古城遺址申報項目進行審議表決，良渚古城遺址被正式納入世界文化遺產。這也就意味著，良渚文明得到了世界的公認：在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長江下游，曾經存在一個以稻作農業(yè)為經濟支撐，出現(xiàn)明顯社會分化和具有統(tǒng)一信仰的區(qū)域性早期國家。

由于良渚文化的碳十四測定絕對年代在公元前3300年，故而成為了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實證。自此，昔日那些質疑中國歷史只能上述到距今3000多年的商周時期的“異見”聲音，也徹底銷聲匿跡。

事實上，良渚的考古發(fā)現(xiàn)頗為不易。早在良渚文化消亡之后不久，良渚的精美玉器，比如代表中華玉文化的玉琮就曾隨著盜掘大量流傳于世，只不過當時的人都認為這是周、漢之物。清朝皇宮里收藏的玉琮，還被乾隆皇帝解釋為是玉質的“大車杠”。

直到1936年，24歲的年輕學者施昕更在整理杭州老和山出土遺物時，敏銳的發(fā)覺與其家鄉(xiāng)良渚一帶流傳的“石鏟”存在某種關聯(lián)，提請在良渚一帶進行考古發(fā)掘，并最終出版了5萬余字的《良渚》一書。遺憾的是，這位敏銳的發(fā)現(xiàn)者施昕更在1939年英年早逝，隨著戰(zhàn)爭的擴大，對于良渚的發(fā)掘和研究也被迫中止。

1954年，良渚研究重啟?？脊艑W家梁思永將良渚文化判定為距今4000余年的龍山文化時期，稱其為“龍山文化杭州灣區(qū)”。5年后，時任長江流域規(guī)劃辦公室文物考古隊隊長的夏鼐，將良渚從龍山文化獨立出來，正式命名為“良渚文化”。

然而，包括夏鼐在內的所有國內學者，都認為良渚文化是春秋末期吳、越相繼崛起前的江南土著文化，受到了龍山文化的影響，年代上限不超過龍山文化。

出乎所有人預料的是，1972年、1974年、1977年，國家對良渚文化4個地點的7處數(shù)據(jù)進行了碳十四測定，得出為公元前3300年，距今超過了5000年。

對此，夏鼐重新修正了自己的認識：“良渚文化的延續(xù)時間也達一千年左右，即公元前3300—2250年，相當于黃河流域的河南仰韶文化和山東龍山文化，而開始的時代則要較早?！?/p>

但相比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良渚文化的面貌顯然更為發(fā)達，不僅有中國同時代規(guī)模最大的城址、水利設施，而且有著統(tǒng)一的精神信仰、分等級的墓地、原始刻畫符號（早期文字），進入了國家文明階段。

也正是有了良渚遺址的考古發(fā)現(xiàn)，中國5000年文明史得到了最有力的考古實證。

但值得一提的是，良渚古國在文獻記載中只字未提。我們不禁會產生一個疑問：“中華上下五千年”的說法由來已久，而良渚的考古發(fā)現(xiàn)也已經是1956年以后的事，碳十四測定結果更是晚到了1972年以后。

那么中國人又是怎么知道自己國家的歷史有5000年的呢？

先秦史書對于國家文明的發(fā)端，說法不一，共同點是都把國家起源模糊指向三皇五帝，司馬遷在著《史記》時，將黃帝列為五帝之首，并將顓頊、帝嚳乃至堯舜禹等后世君王，都列入了黃帝的血緣譜系。

但此時仍只有世系，沒有年數(shù)。黃帝究竟生活在哪個時代？

漢昭帝元鳳三年（公元前78），長安單安國等人提出了“自黃帝以來三千六百二十九歲”的說法，將黃帝生存年代設定在了公元前3706年。

無獨有偶，西晉學者張輔（東漢天文學家、數(shù)學家張衡后代）在評價《史記》時，也提出“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即張輔認為黃帝生活在距漢朝的三千年前。

唐朝的張守節(jié)在為《史記正義》寫序時，也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太史公作史記，起黃帝、高陽、高辛、唐堯、虞舜、夏、殷、周、秦，訖于漢武帝天漢四年。合二千四百一十三年”，即張守節(jié)認為黃帝的生存年代在公元前2510年。

進入近代以后，民國學者呂思勉采取年表推算法，計算出黃帝年代，即：我國有明確紀年的時間是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按照《漢書·律歷志》記載的“凡殷世繼嗣三十一王，六百二十九歲”，“夏后氏繼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歲”，《史記》記載的“堯九十八年，舜三十九年”，相加得出唐堯元年在公元前2231年，則黃帝生存年代當距今5000年左右。

而按照《竹書紀年》的說法，“黃帝至禹，為世三十”，“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按照每世30年粗略計算，黃帝到大禹所處時代大約間隔900年，則中國國家文明的歷史同樣是5000年這個時間節(jié)點。

所以，歷代以來學者雖然計算方法不一，但都把中華文明肇始時間指向公元前3000年前后。

這種巧合恰恰說明，“中華上下五千年”的說法絕非是某一個時期或某一個人的隨意猜測或杜撰，而是有著真實的時代框架的。

此后，隨著考古發(fā)掘成果的匯集，考古發(fā)現(xiàn)和文獻記載相互佐證的“二重證據(jù)法”功效開始顯現(xiàn)。

甘肅東鄉(xiāng)林家馬家窯文化遺址出土了距今5300年的青銅刀；河南鞏義雙槐樹發(fā)現(xiàn)了距今5300年的仰韶文化時代黃河流域大型城址群；湖南澧縣城頭山發(fā)現(xiàn)的古城距今超過6000年；河南舞陽賈湖遺址出土了距今8000年的原始文字；距今4300年的堯帝都邑—陶寺遺址不僅有高等級的宮殿建筑，而且還有與軍事權力有關的儀仗用具。

這些都說明，我國早在五千年前，就已經出現(xiàn)了植根于氏族又凌駕于氏族之上的高等級社會組織，文字、城市、青銅器如同滿天星斗般散現(xiàn)在仰韶到龍山文化過渡階段的華夏大地不同聚落，而崛起于長江流域的良渚古城，更是成為集銅器、城市、文字、國家于一體的集大成者，邁入了文明的門檻。

由此可見，在良渚考古發(fā)現(xiàn)之前，中華五千年文明史之說本身就是古人對歷史的真實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