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惠鑒學術著作集

《萬象自心出：中國古書畫研究》

限量典藏版 / 平裝空脊版

何惠鑒 著 孫丹妍等 譯

上海書畫出版社

2022年9月

何惠鑒肖像

何惠鑒(1924—2004)，廣東中山人，號午夢千山閣主,齋名響山堂。早年先后求學于嶺南大學、燕京大學，師從陳寅恪。1950年赴美求學于哈佛大學，師從哈佛大學福格藝術博物館本杰明·羅蘭教授與哈佛燕京學社陳觀勝教授。1953年在哈佛大學取得文學碩士學位，1953年至1958年，為哈佛大學遠東語言學系與藝術史學系中國歷史與亞洲藝術博士聯合培養項目唯一候選人。1959年至1983年，在美國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任職。1984年至1994年，轉往美國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任職。曾任美國哈佛大學、凱斯西儲大學、堪薩斯大學客座教授。1988年，擔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海外研究員。2004年，擔任上海博物館客座研究員，獲“上海博物館美國之友” 設立的“中國美術史杰出學者獎”，同年12月28日因病逝世于上海。

20世紀以來，一批活躍于西方世界的中國藝術史學者，如方聞、王方宇、王季遷、傅申等，不遺余力地以自己的卓識向全世界介紹和傳播中國文化，中國藝術也因此得以于異域大放光芒。

在這些學者中，何惠鑒（1924—2004） 是無法繞開的一個名字。

凡涉獵過藝術史的讀者，或許都曾聽聞過那 場轟動學界的展覽——“董其昌的世紀：1555—1636”，它將當時全球重要博物館所藏的董其昌作品，全部集聚于美國堪薩斯城，讓全世界為之駐足觀看，而這場展覽的策劃者，正是何惠鑒。

《 董其昌的世紀： 1555—1636》展覽圖錄封面

除此之外，何惠鑒對于美國 克 利夫 蘭藝術博物館和納爾遜-阿特金斯博物館亞洲藏品的貢獻，以及他對于中國及東 方藝術的研究，對后來的東西方藝術史界產生了深遠影響。他關于董其昌的研究論 著 ——《董 其 昌 的 世 紀》（The Century of Tung Ch'i- ch'ang，1555-1636），曾獲得首屆“島田獎”，該獎是國際學術界在東亞藝術史研究領域設立的大獎。

美國格林納爾學院歷史系謝正光教授曾評價說：“（何惠鑒）先生在中國繪畫史與佛教美術史領域，堪稱權威。”

今日，“何惠鑒學術著作集”之一《萬象自心出：中國古書畫研究》由上海書畫出版社正式推出。

這是何惠鑒的學術論著首次被系統整理、翻譯成中文，并以專著的形式面世。書中 集結了何惠鑒致力最深、研究最精，也最富盛名的中國古代書畫領域的研究專論18篇 ：

• 《遼寧省博物館藏宋本〈洛神賦圖〉是否摹自顧愷之》

• 《唐宋繪畫史中“破墨”之原義及其在音樂與書法上之來源》

• 《“位”：早期中國畫構圖的第一要義 ——謝赫“六法”第五法之還原》

• 《李成略傳——李成與北宋山水畫之主流（上篇）》

• 《1100年至1350年間中國繪畫面貌之還原》

• 《澹巖居士張澂考略——并論《摹周文矩〈宮中圖〉》卷跋后之“軍司馬印”及其他偽印》

• 《跋金人畫〈燃燈佛授記釋迦文圖〉卷》

• 《再跋金人畫〈燃燈佛授記釋迦文圖〉卷》

• 《海外遺珠集冊》

• 《〈中國畫家與贊助人〉——“宮廷贊助”導言》

• 《元代社會與書畫》

• 《元代文人畫序說》

• 《任仁發〈人馬圖〉卷》

• 《董其昌的新正統與南宗繪畫理論》

• 《董其昌對歷史和藝術的超越》

• 《南陳北崔》

• 《梁清標收藏之淵源及價值》

• 《詩畫關系中“如畫”（Picture-like）與“畫意”（Picture-idea）》

這些論文大部分原系用英語發表，也有部分未刊稿，均為首次集結出版，非常珍貴。

何惠鑒學術著作集

《萬象自心出：中國古書畫研究》

限量典藏版 / 平裝空脊版

何惠鑒 著 孫丹妍等 譯

上海書畫出版社

2022年9月

一

陳寅恪得意門生

師從東西方名師

作為著名的中國古代美術史權威，何惠鑒經歷了極為正統的學術史訓練。

年輕時，他先后求學于嶺南大學、燕京大學，是近現代“史學四大家”之一陳寅恪的得意弟子。在燕大，何惠鑒跟隨陳先生學習了中國歷史和文學，陳寅恪的治學思路和廣博的知識面，對何惠鑒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青年何惠鑒

何惠鑒曾用敬畏的口吻對女兒何曉嘉提及恩師，認為陳寅恪的“思維與想象遠非常人所及，他能夠發現別人根本無法想象的事物，因此能在新的領域有所作為”。

如果熟悉陳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等著述，再對比何惠鑒的幾篇重要論文，便不難看出其中學術觀點、研究方法、論證思路的一脈相承，乃至于行文風格都頗為相似。

20世紀50年代，在陳寅恪的安排下，何惠鑒赴美留學于哈佛大學，師從哈佛大學福格藝術博物館本杰明·羅蘭教授（1904—1972），學習了錯綜復雜的西方藝術史。

本杰明·羅蘭的學術興趣集中于亞洲藝術，研究范圍從伊朗、印度等中亞地區一直到中國與日本。他曾在日本學習亞洲藝術史，20世紀30年代曾到敦煌等地考察。20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大學中關于南亞藝術史的教材多由他編寫。

本杰明·羅蘭的研究思路給了何惠鑒以廣大的視角，使之在研究中國繪畫藝術時，能跳脫出地域的限制，東西對照，追古及今。

哈佛燕京學社的陳觀勝是何惠鑒在哈佛期間的另一位老師，他致力于佛教研究，曾著有《佛教在中國》。因此，何惠鑒在宗教藝術的研究上比其他學者有更多的熱情和更精深的見解。這種熱情一直保持到了晚年。

何惠鑒工作照

2004年，何惠鑒應上海博物館之邀擔任客座研究員，當時擔任其助手的孫丹妍女士曾回憶道：

“剛來上博，他便交給我一疊《道藏》的目錄，讓我去圖書館分批借出，他每天慢悠悠地一頁一頁地翻看。有一次不知道怎么說起宋代嬰戲圖的宗教來源，何先生說到一個名詞，讀音奇異，十分生僻，我無論如何也不明白，又不好意思打斷他興致勃勃的講述，只好晚上回到家里網上書上上下求索，很費了一番工夫才弄明白，他說的原來是‘摩睺羅’，一種源于佛教、唐宋時流行的孩童形象。‘摩睺羅’是梵語的音譯，何先生通梵語。”

1953年，何惠鑒在哈佛大學獲得遠東語言學系和藝術史學系中國歷史和亞洲藝術聯合碩士學 位。 之后，他又申請到中國歷史和亞洲藝術特別聯合博士項目的候選人。

可以說，正是三位中西名師的滋養與啟迪，何惠鑒在中西學術的不同傳統中孜孜以求，奠定了其一生融匯中西的治學道路。20世紀50年代中期， 西方學者對中國繪畫知之甚少， 創作的年代更是無從考察 。 而何惠鑒利用他對中國文史知識的了解和 考證式的分析研究方法，為他們開啟了關于中國及東方藝術研究的大門。

二

策劃重要展覽

飲譽海外

1958年，何惠鑒從哈佛大學畢業，來到了美國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展開了長達25年的研究、策展歷程，并取得了諸多舉世矚目的成就。

任職 期間，他與時任館長李雪曼合作密切。 正是在何的建議下，李雪曼對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的亞洲藏品進行了一系列重大增補，比如買下董其昌的不朽名作《青卞圖》。

董其昌，《青卞圖》，紙本水墨，225×67.6cm，明代，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

何惠鑒的友人羅覃（Thomas Lawton）稱：“李雪曼欣然承認，何惠鑒對中國古典文獻的掌握，在面對佛經和破譯那些晦澀難懂的書畫上的銘文、款識方面的能力，乃至他對中國詩歌、戲劇和通俗文學的全面掌握是極為卓越的。”

除了藏品建設外，何惠鑒與李雪曼還共同策劃了多場影響深遠的中國藝術大展。藝術史學者高居翰曾回憶說：“李、何二人共事多年，相為互補，一個著眼于繪畫作品，另一個則擅長題跋和印章，他們共同組成了一個高效的團隊。”

1968年，何惠鑒與李雪曼聯合策劃組織“蒙古時期的中國藝術：元代（1279—1368）”展覽。何惠鑒為該展圖錄撰寫綜述。他深入剖析了元朝的中國社會，從醫卜星相、宗教、隱士和移民、官吏和儒生的角度，闡述了元代社會與藝術的關系。他還親自為展覽中的雕塑作品撰寫解說條目，為繪畫作品做翻譯和評論。

《蒙古時期的中國藝術：元代（1279—1368）》封面

1980年，何惠鑒和李雪曼再度合作，策劃舉辦“八代遺珍——納爾遜-阿特金斯博物館與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藏中國繪畫”展覽。該展覽規模之大，展品數量之多，轟動了整個西方世界。書畫鑒定家傅申譽之為“為美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中國畫展”，高居翰稱其為“偉大的聯展”，并認為是“當今中國繪畫收藏最偉大的功績”。

在該展的圖錄中，何惠鑒發表了長篇前言——《1100年至1350年間中國繪畫面貌之還原》，深度探討了關于宋朝畫院和四川人物畫傳統的問題，詳細闡述了宋初繪畫的地域因子。

《八代遺珍：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與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藏中國書畫》

1983年，何惠鑒轉往美國納爾遜-阿特金斯博物館，繼續從事研究工作。1992年，一場轟動世界的“董其昌的世紀：1555—1636”藝術大展在納爾遜-阿特金斯博物館拉開帷幕。何惠鑒正是此展的重要策劃者和執行者。

展覽期間舉辦 了 盛況空前的學術研討會。 謝稚柳、徐邦達、楊仁愷、方聞、李鑄晉、高居翰、李雪曼、韓莊等海內外著名的學者、鑒定家共聚一堂，就繪畫、書法、真偽、藝術史、社會史各個角度對董其昌及晚明藝術史進行深度研討。

1985年，在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合影

左起：楊伯達、何惠鑒、徐邦達、楊仁愷、謝稚柳、朱楚珠、薛永年

何惠鑒為這個展覽精心編纂的圖錄，至今仍是研究董其昌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在書中，編者在現代學術的基礎上對董其昌的獨特成就及他對17世紀及之后中國書畫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做出了全面的重新評估。《洛杉磯時報》曾評價這部圖錄是“今年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藝術書籍”。

于何惠鑒而言，策劃展覽是其學術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就研究本身來說，他熟悉于歷史上的各種繪畫與圖像，具有非常廣博的視角。

1992年“董其昌的世紀”展覽期間專家們的合影，左四為何惠鑒

他在研究遼寧省博物館藏《燃燈佛授記釋迦文圖》時，闡述了關于“燃燈佛授記”的造像，來自于古印度西北部犍陀羅的雕刻。同時，他提到了柏孜克里克石窟第20窟中燃燈佛授記善惠童子（釋迦牟尼佛前身）布發掩泥的本生畫，甚至是吐魯番發現的梵文劇本，用以說明“燃燈佛授記”的來源與其在西域一帶的傳播。何惠鑒指出，這一主題“吸引了自北魏至金、元無數信徒的向往”，因此并非出于南宋人之手，而是由北方金人創作而成。

面對作品，除了圖像與筆墨之外，何惠鑒亦擅長對作品的印章、題跋及相關文獻作詳細考證。他曾在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收藏的一幅畫中（《溪山蘭若圖》），發現角落里一枚模糊的印章（“尚書省印”）。通過挖掘歷史記錄，他發現這個印章只在1083年到1126年間被用來標記宋皇室收藏的藝術品，由此確認此圖系10世紀巨然的作品。

五代南唐 巨然《溪山蘭若圖》 絹本水墨 185.5厘米 57.5厘米 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

顯然，以大觀小的宏觀視角與以小窺大的微觀研究在何惠鑒身上得到了融通，這皆源于其集中西學術傳統于一身的背景淵源。在三位導師的影響下，一方面，他傾向于從真實歷史時空出發，考慮藝術中所體現出的地域與制度因素。同時，他又擅長于從藝術品中的某個微觀角度出發去闡釋。難怪在他去世之后，《紐約時報》的訃告稱其為：一位“藝術史偵探”。

三

學術成果中譯本

首次集結出版

由于何惠鑒常年工作于海外，著述多以英語發表，散見于各類學術期刊或書籍，也未有整理與中文翻譯，致使國內讀者對他的研究難得一見。

例如：他與李雪曼合撰的關于梁清標的論文《梁清標收藏之淵源及價值》，系統梳理了梁清標的藏品與印鑒，堪稱鑒藏史研究的扛鼎之作，卻因遲遲未有中譯本而未能為國內學界所見。

鑒于此，上海書畫出版社經過多年策劃，在何惠鑒家人和朋友的支持與幫助下，廣泛搜集、整理何惠鑒的學術成果，并邀請上海博物館、中國美術學院、北京大學等機構與高校的專業學者予以翻譯，出版“何惠鑒學術著作集”，以保存、傳播、紀念何惠鑒的重要學術成果。

在看過本書的目錄后，細心的讀者不難發現，其中一篇關于宋初畫家李成的論文《李成略傳——李成與北宋山水畫之主流（上篇）》只有上篇而無下篇。事實上，何惠鑒原本擬作兩篇文章，他在上篇中詳細考證了李成的家世與生卒年，而擬在下篇中闡述李成風格與畫派影響。可惜的是，直至他去世，下篇仍未著筆寫就。

對此，為本書作序的張子寧先生慨嘆：“何先生撰文神龍見首不見尾，每每發表上篇后，下篇也就只存在于他自己的腦海中持續醞釀。我曾有為他編一本《半篇集》的念頭，但一直未能付諸實行。”對于學界而言，這不能不說是莫大的遺憾了。

何惠鑒的中國藝術史研究涉獵廣博，涵蓋古書畫、宗教藝術、雕刻、青銅器等諸多領域，上海書畫出版社策劃出版“何惠鑒學術著作集”，系統整理其畢生學術成果，通過梳理和傳播以其為代表的中國藝術史研究學術脈絡，為中國藝術史研究的深入發展貢獻重要文本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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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書畫出版社推出的《萬象自心出： 中國古書畫研究》， 有平裝空脊版和限量精裝典藏版兩種可選，均采用藝術紙全彩印刷，可平攤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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