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山佳

1938年2月，作為長沙臨時大學的學生，他參加了湘黔滇旅行團，歷時68天，徒步到達昆明；

1942年2月，胸懷“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之志，他參加中國遠征軍，擔任隨軍翻譯，出征緬甸抗日戰場；

1953年，他與妻子從芝加哥回到祖國，任教南開大學；

他是詩人，被譽為現代詩歌第一人；

他是翻譯家，晚年完成拜倫的巨著《唐璜》，被譽為不遜于原文的完美長詩。

他，就是穆旦。

一個天才，一個擁有悲劇人生的詩人。

一

穆旦，原名查良錚，祖籍浙江海寧。

查氏家族，是當地的名門望族。

清代康熙皇帝南巡時，在其宗祠外門聯上，御賜“唐宋以來巨族，江南有數人家”。

擅長描繪武俠世界的大師金庸，是穆旦的叔伯弟弟。

他曾寫道——

我是浙江海寧人。……海寧在清朝時屬于杭州府，是個濱海小縣，只以海潮出名。近代著名人物有王國維、蔣百里、徐志摩等，他們的性格中都有一些憂郁色調和悲劇意味，也都帶著幾分不合時宜的執拗。……

金庸，原名查良鏞，“鏞”字一分為二，便成金庸。

穆旦，原名查良錚，“查”字上下拆分，成為木、旦。

早先是“慕旦”，后來改為“穆旦”。

作為查氏后人，同為良字輩的叔伯兄弟，兩人不曾相見。

1918年，良錚生于天津。

小時的他，有個執拗的性格。

每逢過年，大家庭總要祭拜祖先，擺上供桌，子孫們依次磕頭。

輪到良錚，他打定主意，就是不磕。

家人，也無可奈何。

1929年9月，良錚考入天津南開學校。

這是張伯苓創辦的一所名校，人才濟濟。

在此，良錚開始詩文創作，顯露文學才華。

他的剛毅性格和愛國熱情，也充分顯示出來。

周玨良，曾任《南開高中生》主編，與良錚是同屆不同班的校友。

他回憶——

當時他（良錚）是寫稿人的兩大臺柱之一，主要寫詩，也寫些散文……每到集稿時，篇幅不夠，我總是找他救急，而他總是熱心幫助，如期拿出稿子來。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良錚寫下《哀國難》——

眼看祖先們的血汗化成了輕煙，

鐵鳥擊碎了故去英雄們的笑臉！

眼看四十年的光輝一旦塌沉，

鐵蹄更翻起了敵人的兇焰！

抵制日貨，良錚不允許母親去買海帶、海蜇皮(當時均由日本進口)。

要是買來，他不但一口不吃，還要倒掉。

家中伯父們，議論紛紛，說他是“赤色分子”。

年紀輕輕的良錚，頗令老一輩們有些膽怯。

可在兄弟姐妹、子侄當中，他的威信卻很高。

待人真誠、耐心，不怕麻煩，最喜歡教人讀書。

1938年在昆明的穆旦

二

1935年7月，良錚考入清華大學地質系，半年后改讀外文系。

那一年，他18歲。

校內良好的創作氛圍，良錚繼續著詩歌創作。

《更夫》、《流浪人》和《古墻》等，陸續在《清華周刊》等雜志上發表，并署名“慕旦”。

此時的他，漸漸有了名氣。

兩年的清華園生活，對穆旦（早先是“慕旦”，后來改為“穆旦”）而言，平靜中，有著對現實的不滿。

抗戰爆發，穆旦與眾多師生，長途跋涉到長沙臨時大學就讀。

文學院，暫設于衡山。

英籍老師燕卜蓀，在這里，開始了“當代英詩”的課程。

燕師，不僅帶給年輕學子們一個真切感受外國詩人作品與性情的極好機會，還將其做人做事的風格，一并奉上。

王佐良，當年的青年才俊之一，數年后在《懷念燕卜蓀先生》中提及——

那時候，由于正在遷移途中，學校里一本像樣的外國書也沒有，也沒有專職的打字員，編造外國文學教材的困難是難以想象的。燕卜蓀卻一言不發，拿了一些復寫紙，坐在他那小小的手提打字機旁，把莎士比亞的《奧賽羅》一劇硬是憑記憶，全文打了出來，很快就發給我們每人一份！

我們驚訝于他的非凡記憶力：在另一個場合，他在同學們的敦請下，大段大段地背誦了《彌爾頓》的長詩《失樂園》；他的打字機繼續“無中生有”地把斯威夫特的《一個小小的建議》和A.赫胥黎的《論舒適》等等文章提供給我們……

然而，我們更驚訝于他的工作態度和不讓任何困難拖住自己后腿的精神 ——而且他總是一點不帶戲劇性姿態地做他認為該做的事，總是那樣平平常常、一聲不響的。

后來的年代里，每逢我自己在教學工作里遇到困難，感到疲憊，一想起他在南岳的情形，我就覺得沒有什么可說的了——他的行為，成了我衡量自己工作態度的一種尺度。

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

穆旦，眾多學子中的一員，在他以后的身影上，也會看到這種無言的教誨。

不久，長沙臨時大學的師生，又要向昆明遷徙。

穆旦報名參加湘黔滇旅行團，與聞一多、黃鈺生、曾昭掄等老師一道，開始了“世界教育史上艱辛而具有偉大意義的長征”。

旅行團1938年2月20日出發，4月28日到達昆明。

幾乎每個人，都在堅持寫日記。

據說最有條理的，是化學教授曾昭掄，每天步行結束后，無論走得多遠多累，他都會在燭光下記日記。

而唯一能與他的毅力相媲美的，就是穆旦。

風華正茂的他，懷揣一本小型英漢詞典，一邊行軍，一邊背誦。

背熟了，便模仿一位外國詩人的樣子，瀟灑地把這一頁撕掉。

到達昆明時，詞典已所剩無幾。

而他記住了大量詞匯，贏得同伴的欽佩。

這是漫漫旅途中，詩意的紀念。

三千里行軍，艱苦而單調；

但異樣的風土人情，也別具一格。

聞一多在給家人的書信中，這樣寫道——

至于沿途所看到的風景之美麗奇險，各種的花木鳥獸，各種樣式的房屋器皿和各種裝束的人，真是叫我從何說起！

這一切，在詩人穆旦的心靈深處，打下了烙印，并激發出創作的情感。

自然，詩的內容與風格，也較清華園時，有了很大轉變，更加凝重。

西南聯大文學院，暫設蒙自。

這里，名師云集，朱自清、聞一多、吳宓、葉公超、馮至、卞之琳、燕卜蓀……

在此，穆旦成為創辦“南湖詩社”的骨干和主要撰稿人之一。

受眾多老師的指導和影響，他開始大量閱讀葉芝、艾略特、奧登等外國詩人的作品，系統地接觸英國現代詩歌和詩歌理論。

自然而然，穆旦的詩歌創作質量，發生了飛躍性提升。

正如同窗王佐良所言——

我發現良錚的詩風變了。他是從長沙步行到昆明的，看到了中國內地的真相，這就比我們另外一些走海道的同學更有現實感。他的詩里有了一點泥土氣，語言也硬朗起來。

1940年，穆旦畢業后，留在西南聯大任助教。

有人常將他與查良釗混淆。

穆旦，作為一名詩人，只是在部分愛好詩歌的讀者中聞名。

而族兄查良釗，長穆旦21歲，正擔任西南聯大師范學院教授兼聯大訓導長，是梅貽琦校長特別倚重的一位助手。

在大師如林的西南聯大，也是受人矚目的。

1947年5月17日，穆旦（右一）參加堂姐查良錠與清華大學生物系教授沈同婚禮時攝于清華工字廳前。左起為穆旦的叔伯兄弟：查良銳、查良銘、查良釗、查良鍾

三

1942年2月，穆旦生命中，出現一個重大轉折。

那一年，他24歲。

他以助教的身份，報名參加中國遠征軍。

遠征軍，以中國第十九集團軍總司令羅卓英為司令，杜聿明為副司令，由中國戰區參謀長、早年畢業于西點軍校的史迪威將軍任總指揮官。

穆旦在杜聿明兼任軍長的第五軍司令部，以中校翻譯官身份，隨軍進入緬甸抗日戰場，與日軍作戰。

當穆旦與其他學生兵來到部隊后，杜將軍對這些知識分子兵特別關照。

女兒杜致禮，此時正在西南聯大附中就讀。

尤其，當他得知穆旦是西南聯大的老師，還是詩人，更加禮遇。

在難得的作戰間隙，他不時讓穆旦作幾句詩，在軍前朗讀，借此活躍氣氛，并鼓舞軍中斗志。

1942年4月，日軍攻占臘戍，從西南面截斷了遠征軍的大后方。

從此，遠征軍走上了慘敗路。

自5月到9月，穆旦親歷了第五軍與日軍血戰及隨后的“滇緬大撤退”。

此次，中國遠征軍入緬參戰的總兵力約有10萬人，傷亡約6.1萬人，其中5萬人死在了撤退中的野人山與胡康河谷。

杜聿明杜將軍，對陷入“野人山”的這段經歷，有一段刻骨銘心的回憶——

鉆進這塊叢莽的時候 ，事實給我們證實了這確是一個鬼地方。日光被層層疊疊的密林遮得一絲透不出來，感覺到的只是天昏地暗，虎嘯猿啼！四圍活動的生物是在蔓長的雜草里爬行著窸窣作聲的大蟒，和從腳踝上爬上來、從樹葉上落下來的吸血螞蟥，地下泥深沒膝，沒有路，只有累累白骨可作我們的指路牌，這些白骨，便是三十一年印緬難民撤退時饑病而死的遺骸！此情此景，使人類感覺到本身的渺小和生命的飄忽！真是“前面沒有路，人類不相通”，令人毛發悚然，望而卻步的絕城啊！

無數遠征軍將士，沒有倒在日本人的槍炮下，卻葬身于莽莽蒼蒼的山谷和望不見盡頭的原始叢林，野人山也因此有了“十萬軍魂”之說。

杜聿明本人，也感染重癥，幾乎喪命。

滇緬撤退中，穆旦所在的部隊，從事自殺性的殿后戰。日本人窮追，他的馬倒了地，傳令兵死了，不知多少天，在熱帶的毒雨里，他的腿腫了。

饑餓，更令人發狂。

他曾一次斷糧，達八日之久。

這支部隊，與軍部指揮系統和兄弟部隊失去聯系后，獨自在茫茫如海的熱帶雨林中穿行。

五個月后，被美國軍隊派出的一架直升機發現，并做為向導，幸存者才僥幸走出死亡交織的胡康河谷，到達印度利多。

在印度三個月的休養期間，穆旦又幾乎因饑餓之后的過飽而死去。

但他，終于活了下來，堅韌地活了下來。

1943年初，穆旦回到國內。

這段不堪回首的經歷，他很少向人提及。

只有一次，被朋友們逼得沒有辦法，他才說了一點。

就是那次，他也只說到他對于大地的懼怕，原始的雨，森林里奇異的，看了使人害病的草木怒長，而在繁茂的綠葉之間卻是那些走在他前面的人的腐爛的尸身，也許就是他的朋友們……

恩師吳宓，深為驚駭感動，日記中記下——

錚述從軍的見聞經歷之詳情，驚心動魄，可泣可歌。不及論述……

1950年3月，穆旦夫婦在芝加哥大學校園

四

周玨良，與穆旦甚是有緣。

兩人均為南開校友，在西南聯大，又是同窗。

1946年，又在周玨良的家中，穆旦結識了其妹周與良。

與良，此時正在燕京大學生物系攻讀研究生。

郎才女貌。

穆旦同與良，開始戀愛。

此時的穆旦，28歲。

有資料稱，穆旦曾經有過一次美好的戀情。

而女主角，是秀麗典雅、才華橫溢的曾淑昭。

說起曾氏，有人可能不知。

但提及她的公公胡適，大概無人不曉。

緣分天定。

后來，曾淑昭嫁與胡適長子胡祖望。

據說，胡適先生在世時，特別欣賞和夸贊這個兒媳婦。

周與良，祖籍安徽東至，也是名門之后。

曾祖父周馥，受知于李鴻章，先后出任山東巡撫、兩江總督。

祖父周學海，進士出身，官至浙江候補道。

中國的近代工業，素有“南張北周”的說法。

“南張”，指的是功蓋東南的狀元實業家張謇;

“北周”，指的就是華北新式工商業的開拓者周學熙。

而周學熙，與周學海則是手足兄弟。

與良的父親周叔弢，是著名的實業家、藏書家。

與良的長兄周一良，深得史語所所長傅斯年的推許，也曾是大師陳寅恪的弟子。

周氏家族，人才輩出。

說句題外話。

周馥進入李鴻章幕府后，協助李氏拓展洋務三十余年，人稱“李鴻章的大管家”。

如果說李鴻章是洋務事業的策劃者和設計師，那么周馥就是洋務事業的實施者和推動者，而袁世凱幾乎就是洋務事業和北洋遺產的后繼者、李鴻章的衣缽傳人。

無論是辦洋務、辦新式學堂，還是推行新政、振興商務、編練新軍，周馥與小他22歲的袁世凱，都是同道共謀，惺惺相惜。

兩家之間的聯姻，也水到渠成。

周馥將三女周瑞珠，嫁與袁世凱八子袁克軫為妻。

當年的忘年交，成了兒女親家。

袁克軫的母親楊氏，就是袁公最具管家才干的五夫人。

他是楊氏的次子。

克軫與瑞珠，生育了兩個女兒：家蘊和家蕓。

這樁“政治聯姻”，雖然是聽從父母之命，但也算穩定幸福。

只是克軫，英年早逝。

與良的父親周叔弢，稱呼楊氏的長子袁克桓為“六叔”。

這樣，與良若見到袁家騮、吳健雄夫婦，估計要稱一聲“三叔、三嬸”了。

言歸正傳。

1948年底，與良赴美國芝加哥大學生物系，攻讀博士學位。

1949年，穆旦赴曼谷聯合國糧農組織任英文翻譯。

同年8月，他轉赴美國，進入芝加哥大學英語系研究院，攻讀英國文學。

行至舊金山，與玨良相遇。

此時的玨良，已接到清華聘書，正準備回國。

兒行千里母擔憂。

穆旦把身上的幾十美元，交給玨良，請他回國后，轉交自己年邁的母親。

而穆旦與良，千山萬水，終于相見。

芝加哥大學英語系，趙蘿蕤、巫寧坤也在此就讀。

只是當穆旦到校時，趙已回國。

兩人，未能在芝大謀面。

1949年12月23日，穆旦與周與良，在佛羅里達州杰克維爾結婚。

在市政大廳登記后，由與良的四哥杲良，以及兩位美籍導師做證婚人，百年好合。

四哥杲良，此時正在哈佛大學從事博士后研究。

婚后，穆旦夫婦在一家小旅館，住了一星期，就算渡了蜜月。

隨即，兩人回到芝加哥。

后來，又與巫寧坤合租一套公寓。

正是這段同學、同吃、同住的經歷，使得穆旦夫婦與巫氏，結下了深厚友誼。

其實，在穆旦踏進芝大校門時，戰后赴美留學的高潮已過。

是走是留，是回歸大陸，還是投奔臺灣，這是一個選擇。

親屬皆在大陸，回國后兩人在各自的專業上，都能開創一番新天地。

復雜的去留問題，一下簡單了。

因為這一決定，穆旦在攻讀英美文學的同時，開始有意識地選修俄羅斯文學。

在芝大校園里，再度上演當年的一幕。

一年時間，一本俄文詞典，已被穆旦背誦完畢。

1951年夏初，與良獲得博士學位。

未幾，穆旦夫婦收到臺灣大學的邀請函，邀其至臺大任教。

與此同時，他們也收到印度德里大學的聘請書。

還記得穆旦的族兄查良釗嗎？此時的他，正任德里大學的教務長。

其來有自。

此時，正值朝鮮戰爭時期，美國反華情緒正盛。

回國，已不是件容易事。

穆旦夫婦，作為留學生，拿的都是國民黨政府的護照；

而且與良是理科博士畢業生，美國政府根本不批準回中國大陸。

四處求人，四處打聽回歸的辦法。

終于，與良導師，向移民局證明——

此人（指與良）所學與生化武器無關，對美國國防沒有危害。

加上兩人聲稱，回國是定居香港。

終于，終被獲準。

而國內親屬，已替兩人辦好香港入境手續。

但兩人根本沒有進入香港，直接由中國旅行社接回深圳。

萬里來歸。

穆旦夫婦在芝加哥大學校園

五

1953年1月，穆旦夫婦由廣州至上海，受到巴金夫婦的宴請。

巴金夫人蕭珊，原名陳蘊珍，畢業于西南聯大外文系。

她是學生，穆旦是助教，兩人相識。

因對文學和詩歌的共同熱愛，彼此建立了深厚友誼。

此時的巴金，正在上海主持平明出版社工作。

老友相見，談天說地，分外興奮。

當穆旦提到自己準備翻譯俄羅斯作品時，得到巴金夫婦的鼓勵，并希望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穆旦心懷感激，一口應諾。

同年2月，穆旦夫婦，回到北京。

兩人等待分配工作。

此時的芝大同學巫寧坤，已于1952年11月，任教南開大學。

1951年7月的他，尚未完成博士論文，懷揣著滿腔熱情，回到祖國，在燕大西語系任教。

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教會大學一律解散。

燕京和輔仁，按不同科系，分別并入北大、清華、北師大，人員聽候統一分配。

至此，巫寧坤來到天津南開。

當他聞訊穆旦夫婦回國，在校方缺乏師資急需用人的情況下，牽線搭橋。

1953年5月，經批準，穆旦出任外文系副教授，與良為生物系副教授。

學業有成，為鄉梓服務，應是人生的一大樂事。

穆旦在授課之余，加緊翻譯外國名著。

與良回憶——

那時是良錚譯詩的黃金時代。當時他年富力強，精力過人，早起晚睡，白天上課，參加各種會議，晚上和所有業余時間都用于埋頭譯詩。

自1954年3月至當年年底，穆旦翻譯的普希金的《普希金抒情詩選》、《青銅騎士》、《歐根.奧涅金》等作品，令讀者廣為驚嘆，也更為關注。

此時的穆旦，心中充滿了喜悅。

在他心底，似乎想證明，給沒回來的人看，回來了是多么正確。

只是他不會想到，也想不到，

屬于他的春天，馬上就要過去；

酷暑與寒冬，即將到來。

1965年秋，穆旦夫婦與子女攝于天津。前排左起：查瑗、查平、查明傳、查英傳

1954年年底，南開大學外文系事件爆發。

外文系召開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討論會，巫寧坤、李天生等教授，按規定批了俞平伯的錯誤思想，話題逐漸轉向系領導，對其不民主的作風、學術水平低下，作了批評；

同時，也對如何改進教學工作，提出意見和建議。

輪到穆旦，剛講了一句話，就被會議召集人，氣急敗壞地打斷。

穆旦見來者不善，轉身就走。

在場的巫氏等教授，對召集人大為不滿，指責其粗暴蠻橫。

召集人怒發沖冠，將幾個膽敢對自己不敬的教授，罵了個狗血噴頭，揚長而去。

當晚，南開大學將參加會議并發言的巫氏等幾名教授，定為“反黨小集團。”

穆旦也在其中，即使他只說了一句話。

于是，反黨小集團的各位成員，被隔離審查。

穆旦，抗戰期間參加過“中國遠征軍”的歷史，被重新翻出，并作為一種逆天大罪成為“肅反”對象。

隨著審查的不斷深入，穆旦由遠征軍的“偽軍官”和“蔣匪幫的英文翻譯”，晉升為歷史和現行的“雙重反革命分子”。

而在芝大留學的經歷，又被晉升為“美國特務”。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與良，作為穆旦的妻子，自然脫不了干系。

她被停止開課，在家中幫助丈夫反省，寫出交代材料。

此時，與良的父親周叔弢，民族資本家，黨外人士，正擔任天津市副市長。

周氏家族，屬于光榮的革命家庭。

校方，一時也無可奈何。

相對而言，此時所為，尚屬溫和。

六

1957年，風浪再起。

穆旦因在5月7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九十九家爭鳴》，再次隔離審查。

1958年12月，罪上加罪，連并當年參加遠征軍的歷史，鐵證如山，穆旦被天津中級人民法院以”歷史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判處三年勞動改造，“接受機關管制”。

于是，穆旦被逐出課堂，降職降薪，強迫在南開大學圖書館和洗澡堂接受管制，監督勞動。

白天繁重的體力勞動，但蟄伏在詩人心中的文學之火，始終不曾熄滅。

1962年，穆旦開始了一生最大的工作計劃——著手翻譯英國詩人拜倫的長篇敘事詩《唐.璜》。

嘔心瀝血，日積月累，三年的漫漫長夜，

到1965年底，16000多行的長詩，完成了初稿。

穆旦剛要歇下一口氣，可“文革”突起。

在南開，他們一家，首當其沖。

三個房間的平房，因出入方便，抄家的紅衛兵，一批接一批，書籍、手稿，或搬走，或撕爛，或一把火焚之。

甚至，連被褥、衣服都被洗劫一空。

無法無天的一幕，讓穆旦的四個兒女，悲憤心悸——

記得那年8月的一個晚上，一堆熊熊大火把我們家門前照得通明，墻上貼著打倒的標語，幾個紅衛兵將一堆堆書籍、稿紙向火中扔去。很晚了，父親還沒有回來……

直到午夜，父親才回來。看著滿地的碎紙，他面色鐵青，一言不發……突然，他奔到一個箱蓋已被扔在一邊的書箱前，從里面拿出一疊厚厚的稿紙，緊緊地抓在發抖的手里。那是他的心血《唐.璜》的譯稿。萬幸的是，紅衛兵只將其弄亂而未付之一矩！

《唐.璜》譯稿，劫后余生。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968年6月，穆旦住房被生物系一職工，強行搶占。

一家人，被掃地出門。

家中殘剩的衣物，被公然扔出。

房外露天地上，一片狼籍。

與良反復同校方交涉，工宣隊終于同意，允許其搬入南開大學一個只有17平方米的宿舍。

朝西的房間，全家六口，一住五年。

天理何在？

1968年，周父周叔弢，已被革職查辦，揪斗、批判、抄家、交代問題。

他的住宅，也被強占。

與良頭上的“保護傘”，似乎消失殆盡。

她被定為有嫌疑的美國特務，于12月3日從家中抓走，隔離審查。

當年，放棄美國優渥的工作和生活條件，毅然回歸，報效祖國；

如今，又被懷疑，說成“美國特務”。

什么世道？又是什么邏輯？

丈夫穆旦，早已進入校方集中關押的“牛棚”。

只有四個孩子——長子查英傳、次子查明傳、長女查瑗、次女查平，相依為命。

最大的英傳14歲，最小的查平，只有7歲。

每天，孩子們要為媽媽做飯、送飯。

半年之后，與良才被解除隔離，放回家中。

不久，穆旦夫婦，與一批“牛鬼蛇神”下放到河北保定地區勞動改造。

夫妻兩人，不同的村莊，相距幾十里，不通音信。

1969年春節，即將到來，

穆旦心中，焦躁不安。

他想念妻子，更想念孩子。

終于，一個大雪紛飛的冬日，借著不能出工的機會，穆旦頂著漫天大雪，向王各莊跑去。

那是與良所在的村莊。

兩個小時后，終于見到心愛的妻子。

半年相別，朝思暮想。

與良看著丈夫，臉色蠟黃，大口大口地喘著粗氣，雪水和著汗水，一起流淌，幾度哽咽。

當得知妻子也無孩子們的消息，穆旦心頭，掠過一陣悲傷，但他強忍著，安慰妻子——

孩子們都很好！事情總會弄清楚的，要忍耐，不要惦著孩子。

相見時難別亦難。

分別時，穆旦從兜里掏出一小包花生米，還有幾塊糖果，拉過妻子的手，輕輕地放下。

與良一見，堅決不肯接受。

她要留給丈夫。

穆旦將妻子的心抓得更緊，非要留下，說了一句——

要多注意身體。

望著丈夫離去的背影，與良感慨——

良錚才53歲的年紀，已是步履蹣跚的衰弱老人了。

茫茫風雪，何處歸程。

當穆旦返回村口，就被擒獲。

批斗會開始，逼迫交代串通經過。

能與日夜掛念的妻子，見上一面，亦無遺憾。

這點小事，何足掛齒？

悲壯決絕，義無反顧。

穆旦夫婦

七

1971年，與良回到天津。

1972年，穆旦結束了勞改生活，回到南開大學圖書館當館員，除了被“內部控制使用”整理書籍，仍兼有打掃廁所的任務。

此時的他，由于身心長期受到的摧殘和折磨，身體極度虛弱。

1976年年初的一個晚上，穆旦騎著自行車，墜入一個深坑。

右大腿骨折，從此病臥床榻。

就是在疼痛中，詩歌的改譯，仍在他筆下繼續。

忍無可忍，他就讓孩子們燒一塊磚，熱敷止痛。

傷痛稍減，又奮筆前行。

1977年2月24日，將《歐根.奧涅金》修改稿抄寫完畢，穆旦才住進醫院，接受傷腿的手術治療。

離家前，他將存放所有譯稿的帆布小提箱，交與小女查平，囑托著——

你最小，希望你好好保存這些譯稿。也許等你老了，才能出版。

悲情戚戚，令人心酸。

入院第二天，穆旦反常地回到家中，更換衣物，并與來津的妹妹相見。

手足情深，哪想到陰陽兩隔？

難道是洞察到什么，或許是什么預感，令他未卜先知？

2月26日凌晨3時，穆旦合上雙眼，時年60歲。

2002年5月1日，79歲的與良，在美國病逝。

2003年9月22日，兩人骨灰，合葬在北京萬安公墓。

患難與共的夫妻，至此同穴。

南開大學教授、穆旦好友來新夏曾道——

穆旦自美國回歸祖國的二十幾年中，幾乎沒有一天舒心日子，主觀的向往和客觀的反饋，反差太大，不論做什么樣的詮釋，穆旦終歸是一個悲劇人物。

天歟？命歟？

我有太多的話語，太悠久的感情，

我要以荒涼的沙漠，坎坷的小路，騾子車，

我要以槽子船，漫山的野花，陰雨的天氣，

我要以一切擁抱你，你，

我到處看見的人民呵，

在恥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僂的人民，

我要以帶血的手和你們一一擁抱。

因為一個民族已經起來。

這是穆旦的詩。

信仰，仍在空中飄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