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自公元304年劉淵建立前趙、利特建立成漢到公元439年北魏統一中國北方，這135年被稱為五胡亂華，是華夏歷史最黑暗的時期。以匈奴、鮮卑、羯、氐、羌為代表的眾多少數民族，沖進華夏的北方，對漢人展開了無情的屠殺，華夏民族多次走到亡族滅種的邊緣。華夏民族最終熬過了這段艱苦的歲月，最終跟以五胡為代表的少數民族完成了融合，雖然這種融合是相當被動的，但是從此華夏民族得到重生，爆發出驚人的戰斗力，為中華第二帝國的隋唐帝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而給華夏民族帶來深重災難的五胡是怎么來的呢？本文嘗試簡單的分析一下。

但是想要說清楚五胡亂發發生的原因，那就是小孩沒娘說來話長了。我們中華民族是在西周時期肇基，這是我們華夏文明的源頭，西周的建立者姬發和周公旦建立了宗法制，構建了中華第一套成熟的權力架構。就如下圖所示，周天子將全天下分封給N個諸侯，讓他們分別管理自己的封地，而諸侯們每年給周天子繳納保護費、跟隨周天子作戰。諸侯則將領地分封給N個卿，卿負責輔佐諸侯管理諸侯國，并繳納保護費。卿則將領地分封給N個大夫，大夫將領土分封給N個士。就這樣逐層分封，當時這套管理體系符合當時的生產力，是當時的最優解。在西周的時候，華夏僅僅是黃河、長江流域生活的眾多民族之一，他們可以通過對周圍其他民族部落進行戰爭掠奪足夠多的領土進行分封，華夏各國飛速發展，領土和人口得到飛速發展。直到某天周天子的都城被蠻族攻破，周平王被迫動遷到雒邑，由于天子的實力衰落，而諸侯國經過西周時期的野蠻生長，已經足以跟周天子對抗，于是天子的王冠落地，他們周圍的蠻族已經被他們消滅的差不多了，于是他們將屠刀伸向周圍的鄰居，這也就是孔夫子說的禮崩樂壞，整個春秋時期“弒君三十六亡國三十二”，也就是說士大夫階層篡權、諸侯國之間互相兼并已經非常流行。而其中晉國的六卿和魯國的三桓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到了戰國時期，諸侯國在不斷兼并之后形成了七雄并立的局面，在越發殘酷的競爭中，各國相繼變法圖強，試圖在競爭中勝出。清末維新志士譚嗣同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但是他沒說為什么變法都都流血，

說白了各國變法都是想變強，變強無非就是搞到更多的錢和團結更多的人一起賣命，魏國的吳起就是用河西的領土收買五到七萬的魏武卒，就這點人差點把秦國打滅國了。而各國中最成功、對后世影響最深遠的就是商鞅在秦國搞的變法。秦國的變法啟動資金是通過剝奪了原本的貴族的一部分財權，然后就用這部分土地廢井田開阡陌，這樣平民獲得自己的土地，秦國的農業得到飛速發展。同時獎勵普通百姓甚至奴隸作戰，通過二十等級爵位制度給與有戰功的人進行獎勵，這些爵位背后都含有與之對等的耕地、宅基地、財務、甚至女人、奴隸的獎勵。通過這一系列改革，秦國把百姓中最擅長作戰、最擅長農業生產的一批人死死的捆綁到自己的戰車上，并形成正反饋，秦國通過不斷的對外戰爭掠奪土地，然后將這些土地賞賜給有戰功的戰士，然后就會有更多的戰士在戰場上拼了命的作戰，建立更多的戰功，掠奪更多的土地，如此反復，直到秦國滅掉六國，一統天下。但是這套體制也有一個致命的缺點，那就需要有足夠多的土地賞賜給有功將士，一旦帝國的領土擴張結束之后，就沒有足夠多的土地收買更多的將士，秦國統治的武力力量就會動搖。

秦二世上臺之后，將秦始皇派到各地的親信誅殺一空，公子、公主斬殺殆盡，這樣做雖然讓秦二世坐穩了皇帝寶座，但是同樣，帝國面臨起義者的時候，也會因沒有足夠多的武裝力量進行鎮壓，章邯竟然武裝奴隸組成政府軍跟各國起義軍周旋。當劉邦的大軍兵臨咸陽的時候，秦二世身邊已經沒有大秦的銳士保衛，只能開門投降。

劉邦建立西漢之后，吸取秦朝的經驗教訓，于是在郡縣制的基礎上增加了諸侯王分封建國作為補充，而漢朝皇帝直轄的領土內則是堅決執行郡縣制。但是這樣的設置也有一個問題，那就是諸侯王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必然向皇帝發起挑戰，不出意外出了意外，發生了七國之亂，在平定七國之亂之后，漢朝的皇室有了共識，諸侯王是壞蛋。于是在漢武帝時期推行推恩令，將諸侯王嚴重削弱到對皇權沒有威脅了。同時鑒于秦朝是被地方豪強推翻，所以西漢從建立之初就對地方豪強十分警惕，西漢的皇帝想出了一個非常絕的辦法，那就是把天下的豪強都集中起來給皇帝看墳，也就是著名的陵邑制度。同時由于漢文帝即位之后，軍功階層的咄咄逼人，讓漢朝皇帝心生反感，于是從漢文帝開始到漢武帝完成，將軍功階層的職權限制在軍隊管理中，排出在政權之外。漢朝幾乎將他們所知道的對皇權有危險的階級都關進了籠子里。但是將軍功階層出局之后，這么大的國家誰來管理呢？于是漢武帝使用了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讓當時看來危險最小的儒生們當官管理國家。在漢武、漢昭、漢宣帝時期還好，他們對于國家權力的本質都有著非常清晰的認識，但是漢宣帝由于工作太忙，平時對兒子漢元帝的陪伴不夠，漢元帝從小就是跟一群儒生陪伴下長大，而且儒學的洗腦能力很強，等漢元帝長大之后，被洗腦成功，成了徹頭徹尾的儒家代理人。從漢元帝開始，儒學在開始了野蠻生長，并迅速的長出了另一個權力怪胎，那就是世家。儒家世家非常恐怖，他們出任了從中央到地方幾乎所有的官吏，并且在他們的老家，由于他們在政治上的超然地位，讓他們的財富快速積累，于是他們在老家開始瘋狂狂兼并土地，形成了一個又一個豪強。讓西漢初年的幾代君主的努力化為烏有。最后儒家世家出身的王莽輕松的篡奪了西漢的江山，按照儒家書里描繪的理想國來治國。

紙上談兵的后果極其嚴重，儒家那些沒有經過檢驗的治國思想很快就把王莽的新政權給搞崩潰了，國家陷入四分五裂軍閥割據。劉秀在一片廢墟中再次統一華夏。他總結歷史發現，軍工階層并沒有背叛西漢，反而是滿嘴仁義道德的儒家最終推翻了西漢。但是他的東漢的建立也是在世家豪強的幫助下才建立起來的，他也不能把世家豪強全部干掉。于是他的政權中就形成了一個三角平衡，即他把跟他打天下的六十多萬老兵安置在洛陽周圍的河東、河內、河南，這些人又被稱為三河騎士。劉秀還取消了自商鞅以來執行的全民義務兵役制度，而是讓跟他打天下的老兄弟們世代當兵，充任南北軍，幾乎壟斷了軍權。同時他沒有消滅世家豪強，而是繼續任用他們為東漢治理國家。而皇權作為軍功和豪強斗爭的中間人，形成權力的三角結構。他的內心更偏向跟他打天下的老兄弟，于是東漢的皇室主要是跟軍功階層通婚，軍功階層一般會出任大將軍、車騎將軍等軍隊高層。后來東漢小皇帝頻出，就導致經常需要太后監國，太后對于外朝的軍功階層和世家官僚每天爭吵不休搞得頭疼眼花，于是就拉著娘家的老爹、兄弟一起幫忙，于是東漢就出現了經常由大將軍、車騎將軍主政的現象。而小皇帝長大親政之后，想要拿回實權就利用身邊的太監搞掉外戚，然后由太監們作為皇帝代理人的身份繼續團結軍功階層管理國家，這就是東漢非常獨特的外戚、宦官輪流執政的現象。但是這種看起來亂糟糟但是相對穩定的政治模式隨著皇權最鐵桿的支持者“三河騎士”在東漢末年無休無止的戰斗中逐漸凋零后結束了。在漢靈帝時期，面對日益頻繁的戰爭需要，不得不重新募兵組建了西園八校尉，此時東漢皇權的根基已經嚴重動搖。今天羌人造反、明天匈奴人叛亂、后天烏桓人又跑過來搶劫，鮮卑人建的游牧帝國開始頻頻南下，那真是按下葫蘆浮起瓢。世家豪門趁機伸手要權，他們不但在中央搞事情，在地方上也開始瘋狂兼并土地，大量的農民破產失業，成了流民。流民為了生活四處流竄，原本安土重遷的漢朝百姓在不停的遷徙的過程中，也將疾病帶到全國各地，這就形成了東漢末年全國范圍的疫病流行。為了解決這種情況，中國的醫學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出現了醫圣張仲景、神醫華佗等人，其中成就最高的就是張仲景結合長期實踐寫出了《傷寒雜論》，流傳千古受用無窮。同時還有另一波人崛起，那就是宗教，張角的黃巾道、張魯家族的五斗米教等都是這個時期形成的。在流離失所的百姓中，宗教和醫生是最受歡迎的，宗教可以慰藉他們的靈活、醫生可以解除他們肉體的痛苦，何況大部分宗教的傳教士本身就是醫生，張角就是靠給普通百姓治病起家的，逐漸崛起為漢末頂流，粉絲無數，于是就飄了，決定起兵推翻東漢，這就是黃巾起義。雖然東漢政府很快就完成了對黃巾軍鎮壓，但是留下了兩個隱患，第一是東漢朝廷的中央武力崩潰，拿不出兵來平叛，只能讓地方豪強募兵，戰后地方豪強開始掌握了軍權，為軍閥混戰埋下了種子。第二是以張角兄弟為首的黃巾渠帥雖然很快就被鎮壓下去了，但是普通教眾卻散落在全國各地，東漢政府根本就沒有足夠的土地安置他們，于是他們在各地為匪，繼續從事著各種反政府的抗爭，他們跟門閥世家豪強發生了激烈的沖突和長期的友好交流。

在董卓入京后，擅行廢力直接將矛盾激化。于是漢末的大混戰開始了。在疫病、天災、戰亂的多重折磨下，華夏人口銳減，曹操的“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是當時最真實的寫照。據說在戰爭的最慘烈階段，曹操靠挖墳掘墓籌集軍費、靠吃肉脯（人肉做的）熬到勝利。魏蜀吳三國人口都銳減，至三國結束之后，三個國家的總人口也不過六七百萬人。于是從三國時期，為了增加人口耕種土地和擴充兵源，統治者開始引入周圍的胡人難民，例如曹魏收編了南匈奴人，將他們分成五個部落安置在汾水流域，剿滅了多個烏桓部落將其百姓安置到漢地編戶齊民，曹睿時期開始大量引入的鮮卑各部做雇傭兵。曹魏、蜀漢爭相拉攏羌、氐各部，導致關隴地區大半百姓都是羌族、氐族等胡人部落。蜀漢大量招撫生活在西南山區的氐族各部以及西南夷各部。如果說三國時期對其他民族融合最成功的莫過于東吳，他們將招撫、俘虜的山越百姓強者編入軍隊、弱者跟漢族百姓安置在一起編戶齊民，東吳地區的民族融合最成功，這也為后來的衣冠南渡打下堅實的基礎。

在晉武帝司馬炎統一三國之后進行人口普查，全國人口為一千五百多萬，但是漢族百姓只有七八百萬，占全國人口的三分之一多一點，其他人口則是以匈奴、鮮卑、羯、氐、羌五胡為代表的數不清的胡人部落。

司馬家的西晉政權也是一個相當畸形的政權。他們的政權并不是像秦始皇那樣，直接從祖先那里繼承來的，也不像劉邦那樣九死一生，一刀一槍打出來的，而是靠熬死了曹家三代家主，聯合其他世家發動政變篡奪來的。他們不具備天然的合法性，司馬家的幾代家主也沒有勇氣用刀子逼著其他世家把權力交出來，于是西晉就形成了一個怪胎，相當于一個超大型的貴族共和政府，由司馬家和世家共同聯合執政，所以司馬家就沒有權力把經濟收益收攏到中央，然后進行重新分配，這也就造成了西晉的世家豪強擁有非常大的自主權，他們在地方占據大量的良田、人口、財富。司馬家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形成司馬家的優勢，于是在全國先后分封了27個王爺，希望他們能聯合在一起抗衡世家。這就造成了一個非常畸形的社會權力結構，西晉權力塔尖的是司馬家皇室以及宗王，中層是數量龐大勢力更加龐大的世家，底層是相對人數較少的漢族百姓和人數龐大的普遍窮困的各族胡人。

歷史上很多人普遍對司馬炎的評價頗高，有很多的溢美之詞，但是我國著名的歷史學家對他的評價是嚴重缺乏開國之君應該有的雄才大略，我個人覺得這個評價很中肯，凡是被歷史銘記的英明神武的開國之君都給子孫留下了一個相對穩固的江山和相對穩固的國家的權力結構，而像西晉這樣矛盾重重的權力架構在世界歷史上也算得上少見，所以說司馬炎英明神武我無論如何也不敢認同。那些給司馬炎拍馬屁的人，讀到后來的五胡亂華，你們這樣昧著良心說話不愧疚嗎？

而更加不幸的是，華夏自東漢晚期就進入小冰河時期，氣候的極具變化造成以農業為主的華夏連年天災、糧食大規模減產，而西晉時期這種情況并沒有有所好轉而是越演越烈。作為社會最底層的胡人普通百姓破產的越來越多，他們跟漢族世家豪強的矛盾越來越激烈，自漢武帝以來，漢人強悍的戰斗力的威懾，讓他們暫時不敢拿起刀槍，但是越來越多的胡人鋌而走險落草為寇。

面對這樣岌岌可危的局面，江充他寫了一篇《徙戎論》，希望西晉朝廷能重視這樣的危機，建議將各個胡族人口分散安置，將危害將為最低。可是此時的西晉正陷入爭權奪利、醉生夢死，對即將到來的災難毫無察覺。華夏的元氣在加速流失。

此時有一個叫劉淵的、長期給漢人當雇傭兵的匈奴部落首領、在長期跟隨西晉高層混戰中看清楚了西晉的虛弱，西晉政權已經成了一只紙糊的老虎，只要輕輕一捅就破。于是他準備搏一搏，說不定單車變摩托，于是在離石打出為劉漢政權報仇的名義，起兵反晉，他建立的政權在歷史上被稱為前趙，當時已經活不下去、并對漢人的富足極度嫉妒的胡人強盜們紛紛加入到他的麾下，他們拉開了五胡亂華的序幕。他們所到之處，瘋狂虐殺漢人百姓，搶奪漢人百姓的糧草、財物，更多的胡人加入他們，而此時的西晉正規軍已經無力剿滅他們，經過七年的肆虐，在公元311年他們攻破了西晉的首都洛陽，隨即他們對洛陽展開了大屠殺，西晉皇帝的陵墓被挖掘、宮室宗廟被焚燒，財寶被劫掠一空，皇帝王公被俘虜，后妃公主被侮辱，百姓被虐殺，洛陽成了一片廢墟。漢人經過幾百年奮戰建立的權威被胡人踩碎、踐踏。

永嘉之亂讓更多的胡人部落看到，讓他們畏懼了幾百年的漢人此時已經衰落腐朽不堪，于是他們掏出刀子沖向了漢人的村莊、鄔堡、城市，殺掉漢族的男人、侮辱漢族的女人、搶劫漢族的財報糧食、吃掉漢人的婦女、孩童。攻破洛陽的劉淵家族在他們眼中嚴重毫無威望可言，劉淵跟他們一樣都是漢人曾經的狗，能攻破破洛陽不是劉淵又多牛，純粹是漢人衰落了，你劉淵能當皇帝，我們也可以，于是各個胡人在華夏北方割地稱王，開始了大混戰。他們前后建立了十六個大的政權，劃地稱王的多如牛毛，這一時期被稱為五胡十六國。

神州陸沉、中原板蕩，一部分漢人在世家大族的帶領下南渡到漢人為主的江南，沒有遷徙的百姓大部分都被胡人殺掉、吃掉了，但是還有一小部分漢人百姓在宗族的組織下，以鄔堡為據點，跟這群兩腳的畜生展開了艱苦卓絕的苦戰，用鋼刀和鮮血發出吶喊，讓胡人知道漢人不全是那么好欺負的。他們竟然奇跡般的活了下來，他們憑借著華夏文明刻在基因里的自強不息，在以胡人為主體的北方，不但活下來，而且慢慢的繁衍生息，讓漢族再次稱為華夏大地的主體民族。

這場混戰持續了一百三十多年，仿佛一場大火在大地肆虐，當他們的暴戾發泄干凈之后，當年那群暴虐的畜生大部分也都煙消云散，只有少部分被拓跋鮮卑建立的北魏收編，華夏北方大地進入了一段相對和平的歲月。

本文是想寫清楚五胡亂華發生的原因，但是發現如果不簡述一下，自西周以來到東漢的權力結構的變化以及東漢權力失衡導致崩潰，就很難講清楚西晉那糟糕的權力架構是怎么來的。如果不是因為西晉糟糕、脆弱的權力架構，一個新生的大一統王朝不會這么快陷入內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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