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深圳當中學教師后，清北畢業生開始逃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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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徐田藝

張麗麗的幸福感是公租房和食堂給的。

她住在深圳南山區，公租房的月租不到1000塊錢，可以步行上下班；工作日在單位食堂吃飯，一年餐費2500。

安全感則是醫保給的。

有次單位組織體檢，她查出點小毛病。看病走醫保，結算之后，就花了幾十塊錢。

2019年，“985"高校碩士畢業的張麗麗通過校招，來到深圳南山區當小學老師，雖然不是沒有冒出過“被豢養”的狐疑，但豐盛的餐食和雖有若無的房租帶來的踏實，比想象中更耐得住咀嚼。

| 張麗麗幾乎每天都會在社交平臺“打卡”分享食堂餐品 （來源：受訪者提供）

這種踏實是甜蜜的。在穩定和體面之外，它并沒有“剝奪”張麗麗在這座現代都市“買買買”的快樂：工資條不騙人，算上雜七雜八的績效、補貼，一個月到手一萬六七，交完7000塊的房貸，還能剩一大截。這還沒有算上7、8萬不等的年終獎，第一個學期年終獎到手時，張麗麗轉頭去了萬象城，入了一款LV琴譜BB。前幾年，單位里的年輕老師很流行寒暑假來一趟歐洲游。

據了解，珠三角第一梯隊的東莞、深圳和廣州，入編教師年薪可以達到30萬，第二梯隊珠海等地，入編教師也可以保持月入1萬以上的水準。

高薪要求高學歷。

放在10多年前，深圳大部分在編老教師的學歷是中專、中師；后來招聘新教師要求本科，如今，碩士是門檻。2019年，深圳南山外國語學校高級中學發布的新教師擬聘名單中，20名錄取者有19人畢業自清華、北大，而且都是碩士以上學歷。

張麗麗第一次來深圳就被吸引住了。

那還是讀碩士的時候，開完會，她來到市民中心閑逛。音樂廳、博物館、圖書館，張麗麗呼吸著這個城市的朝氣，從來往的行人臉上，感覺到一種讓自己向往的生活。那天逛到最后，張麗麗來到了一家書店，不同年紀、不同職業的人在這里駐足，一抬頭，橫幅上寫著“一個城市會因為讀書的人而受人尊重”，這句話一下子就打進了她心里，“就算只能在這樣一個地方生活一段時間，也是很好的。”

| 深圳市市民中心 （來源：圖蟲）

跟張麗麗一樣，姜可蒙也是外地人，她從甘肅老家一路考上了一所985高校的漢語言文學碩士研究生。去年，在擇業的關頭，姜可蒙放棄了月薪兩萬有余的外企offer。“當初有投機主義的成分”，她坦誠，是可觀的薪水加上穩定的編制，讓她選擇來深圳當老師。

高薪給了張麗麗定居深圳的可能。家里幫忙付首付后，張麗麗背上房貸，在沒降薪之前，雖然每個月有7000塊的房貸，但由于吃住花銷很小，生活并不會緊巴巴。

在編制的“隊列”里，她有種成為深圳“自己人”的感覺。她打聽到學校教師的孩子在擇校方面會有政策，“純從利益得失上考慮，也算是在婚戀市場上加了砝碼。雖然現在還沒有結婚的打算，但有總比沒有好。”

招聘那天，排隊面試的時候，張麗麗問起前面人的學歷，“北大的”，再問后面的，“南開的”，旁邊的問問，“清華的”。她感受到了“內卷”，也感受到了快感，“知道自己選上以后，那一下，確實特別開心。很大一部分原因，我跟這樣優秀的人在一起工作，證明我也很優秀。”

另外，由于公立學校把學歷最高、條件最好的老師掐了尖，深圳教師群體內部有了一條或隱或顯的“鄙視鏈”。

沒有入編的代課老師和一些私立學校的老師列在鄙視鏈的末端，總會以考上編制為目標。他們是對這個“鄙視鏈”感受最深的人，一位18年入職深圳某民辦初中的老師就透露說：“我剛工作第一年，學姐就勸我趕緊考編，說我在私校不如別人，而且沒有什么社會地位這些話。我就不相信。雖然入編的老師確實是學歷好、工資高，有優越感，但是你能力不行，一旦降薪，你沒有勇氣和底氣離開。”

姜可蒙的朋友同年從大連外國語大學碩士畢業，就因為學校不夠頂尖，被卡在了編制外，朋友最終去了一家私立學校。雖是市里數一數二的初中，朋友時不時被人問什么時候去考編，那語氣聽上去，就像她現在沒有工作一樣。

張麗麗、姜可蒙是幸運的，但 “命運贈送的禮物，早已在暗中標好價格”。

起因是一只垃圾桶。

陳彭豪下午才磨磨蹭蹭到學校，把班主任姜可蒙氣住了——這已經是他連續第三天遲到。

前兩天都是罰倒班級里的垃圾桶，但這次他下午才來，垃圾桶早就被值日生倒過了。

怒氣上頭，姜可蒙沒有想太多，讓他去把老師辦公室的垃圾桶倒一下，以示懲罰。

當天晚上九點多，姜可蒙剛備完第二天的課，家長群里也漸漸不再有消息彈出，她長長地呼出一口氣，“先休息一下，回來再做公開課的PPT吧”。剛要起身去倒水，手機接到一條私信，是陳彭豪的家長，“姜老師您好，我們是陳彭豪的家長。陳彭豪遲到，罰他倒班級里的垃圾，謝謝老師能夠幫助我們管教他。但是，我們希望你不要讓他給你倒垃圾。如有下次，我們會采取合法的手段處理。”

她怔在那里。

因一只垃圾桶而起的紛爭，背后折射的是教師和家長的對立情緒。

這還是露骨的。其實，家長和老師之間越來越重的對立情緒，很少表現地這么顯著，它更像是小針，藏在底下，綿密地布滿雙方的陣地，一點點消耗掉彼此的熱情和耐性，“你不管做點什么家長都能投訴，我們這兒哪是老師？是服務行業。”

“把自己想象成一架沒有感情的工作機器，才會輕松點。”

姜可蒙理解家長。但是她又不敢理解家長，不愿意理解家長。

有一次在睡夢中，她被家長一個電話吵醒。電話那頭，是一位焦慮的母親，因為夫妻大半夜吵架，小孩也跟著沒睡好，打電話來是給小孩請假。孩子8點半上學，現在是5點56分。

“我特別理解她做母親的心情，我能共情到她，她這個時候一定很想找人說說話。但是，我也真的很想罵人，但是我不能罵，不能掛。”那天，姜可蒙在電話里還是像往常那樣溫柔，只是這種溫柔卻格外的復雜，里面有真，也有假，有體恤，也有無奈，面對一個投訴“釘子戶”，她不敢，后來就不愿意再去共情。

張麗麗就曾經遭到家長的投訴。

家長忘記帶孩子測核酸，導致第二天沒能來上學，他們去學校把張麗麗投訴了，理由是“沒有通知到家長”。學校找她問情況，張麗麗據理力爭，把自己當天在群里發的提醒截了圖，給領導看。

“學校的意思就是他們都知道，我做的沒問題，但是最好別得罪家長。家長不依不饒，要個交代，領導就在學校老師的大群里點名批評我。當時不是社死，是非常丟人，而且，它很影響你在領導、老教師眼里的形象。我們和家長之間不應該是合作的關系嗎？現在卻搞得很對立。”

這里沒有多少溫情和體諒，有的是壓力和心累，甚至劍拔弩張。

姜可蒙覺得自己的身體和大腦被掛在鋼索上，硬撐著往前滑，一眼望不到頭。

工作量持續飽和，是她始料未及的。

早七晚十成為常態 。“從上班到下班，腳不沾地，連喝水的時間都沒有。”

每周15節正課之外，還有校本課程、公開課、道法課、延時服務等等，或關系到績效打分、評職稱的非常規任務。

每一節公開課從接到通知，到最終考核完成，需要半個多月的時間。而公開課的考核結果關系到職稱的評定。

家長期待深圳的教育是不同的，是與時俱進的。為了給家長交代，學校會在公開課上把“新”當作一個硬性指標。姜可蒙回到了碩士期間的“老本行”——看論文。新的教學理念層出不窮，為了跟上時代，老師們需要花大量時間來消化。先由老教師把關，再到級部領導試聽，再到學校審核，一節公開課往往要上個四五遍。

“我要努力呈現一個大家期待的完美老師的形象。但我私下想，是不是那些專家們也不知道這些新的教育理念到底是什么？那些在公開課上演練的新理念也很少能用在教學上。”

| 用逛公園來釋放壓力 （來源：受訪者提供）

張麗麗今年會輕松些，因為她已經拿下了“應該”拿下的那些獎，現在，她可以休息一陣子。不過越來越繁瑣、復雜的校本課程還是困擾著她。每一年，原本簡單的課程都會加上新的環節，最開始只需要把課講好，去年加上了教學設計和做記錄，今年又在去年的基礎上，加上總結和評比，“環節越來越多，你會懷疑它們除了消耗精力之外，真的有效嗎？”

課程之外，身為班主任，姜可蒙和張麗麗需要把很多精力放在學生上，突發事件總是接連不斷，所有人都找班主任，所有的責任也會往班主任身上推，“每個月多出這1500績效可不是白拿的。”

一連五天連軸運轉以后，每個周末，屬于姜可蒙“回血”的時間是6個小時。

這周六，為了準備期中考之后的家長會，姜可蒙花了一天來分析每一位學生的表現，制作PPT。讓她頭疼的是，上個學期其他班的班主任往PPT里放了自己做的視頻，被校領導點名表揚，到了這個學期，往PPT里放視頻——還得是自己做的——成了所有班主任心里默認必須要做的工作。

周日一起床，姜可蒙面臨著選擇，是把上午的時間用來“磨”公開課，還是“磨”下周的閱讀課？一想到公開課背后的評比，評比背后的支撐考核，以及同事們對自己的看法，姜可蒙只能把那本《夏洛的網》推到一邊，找出下載好的論文看起來。

在那每個周僅剩的6個小時里，姜可蒙也沒能如自己當初想象的那樣，“課余的時間可以看看書，精進一下教學”，閑下來，除了躺在床上，她都會去附近的購物廣場逛逛，接接睫毛。

最近她愛上了去中醫針灸館按摩，能走醫療保險那種，“按摩特別疼，我就趁著這個機會大喊大叫，有時候還哭出來。”

張麗麗是去年開始裁去了年終獎，“以前每個學期發一次年終獎，去年該發錢的時候，卻沒發，大家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今年三月份左右也沒發。”而去年剛剛入職的姜可蒙雖然在入職時被承諾“怎么都有30萬”，而實際上，她從工作到現在的一年，都沒見到年終獎的影子。由于每個月都要補貼家里一筆錢，張麗麗甚至有了“捉襟見肘”的感覺。

降薪之后，行業里又覺得教師變回了“錢少事多”的工作。

陡然降下30%的薪資，讓教師正在失去它“性價比”。不過老師們也并沒有因此就大批地離開。

| 某社交平臺的深圳教師群里，老師們討論降薪后的去留

張麗麗選擇忍著、留下來，因為有房貸。“我不敢走，只能‘消費降級’。現在也很少再大手大腳地花錢。”姜可蒙也沒有離開，今年才是她正式工作的第二年，雖然經常自嘲是被投機主義“愚弄”了，但是失去了應屆生的身份，眼下的她沒有更多好的選擇，“我也不知道自己除了老師還能做什么。也許是考博？但是無論是從家庭責任還是就業來看，都不現實。”

不過還是有人離開。不久前，張麗麗的一個同事轉行去了華為寫代碼。同事是計算機專業，本來畢業時就拿到了大廠的offer，但最終在大廠裁員壓力下還是選擇了來到這里做老師。降薪讓教師失去了經濟上的吸引力，再加上身處其中，發現教師這個工作并不比碼農輕松，讓他在今年七月選擇了離職。

姜可蒙也在琢磨著未來的打算，現在，把她跟這份職業牽系起來的，除了現實的考量，只剩下批閱作文時候的快樂——“深圳冬天的太陽是什么樣子的？像早上媽媽叫我起床一樣”，每次看到這樣的句子，姜可蒙總是會被打動，“現在，如果說有我真正想做的事，就是回到媽媽的懷抱里。”

如果離開，能做什么？拼命在這個時代中計算自己位置的老師們，開始學習如何面對真實世界。

（應采訪者要求，文中人物使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