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 年春夏間，鄺九如、蔡端、阮群英（曾生同志的夫人）、李潔等人，駐在崗貝村（現屬龍城街道愛聯轄區）的李姓祠堂里演出抗日話劇，貼出宣傳抗日的“墟報”。在地下黨員的指導下，本鄉進步人士李奕清等先進分子組織成立了“抗敵同志會”。此時，抗日民主的思想，已在鄉民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興辦教育 反對專制

1940年春，李奕清等倡議恢復家鄉的教育事業，提出創辦一個全鄉性的中心小學。按照國民黨統治區新縣制的規定，中心小學校長要由國民黨鄉長李惠梅兼。但在鄉人的真誠擁護下，一致推舉李奕清為基金籌集委員會主任，兼學校的總務和各年級的珠算課。張啟秀為教導主任，兼高年級的語文教員，聘請教師都由二人負責，教育的實權實際上落在地下黨手中。

起初，李惠梅每星期都要做一次“精神講話”，向學生灌輸國民黨的“正統思想”。他提出要對學生實行軍事管理，若不執行就是守舊，但在李奕清的帶領下，眾師生反駁認為是在推行法西斯的專制教育。

李奕清等不但向學生大力進行抗日民主思想教育，在課堂里公開宣讀游擊隊的《告民眾書》，還同全體教師合力創辦了一個《福澳周刊》，由張啟秀任編輯。每期在公路上人多駐足的茶店張貼出來，把抗日民主思想的宣傳擴展到社會上去。在版面的空白處，寫上“救救孩子”的口號，表示對法西斯專制教育的反抗。

后來，學校增聘了地下黨員梁坤儀（即梁燕云同志）為教員，分校也把一個反動教員趕走了，更聘了周傳儒，逐步純潔了學校的教師隊伍。

在這種氛圍之下，抗日民主的宣傳教育更加活躍。大唱抗日救亡歌曲，連當時國民黨的禁劇《重逢》，在李奕清等的帶領下也敢排練演出，由張啟秀扮演苗可秀，梁坤儀扮演趙老太太。駐在崗貝村的華振中（是當時比較開明的獨九旅旅長，后被反動派撤換了）時代的獨九旅的政工隊員和士兵也成了眾人的觀眾。

正因這樣，反動鄉長李惠梅提出警告。

一天，他闖進了張啟秀的辦公室，煞有介事地警告進步教員不要向學生講社會問題，并指著桌上的《新民主主義論》，喝道：“縣黨部有密令來，要限制異黨活動，念你們是鄉親才告訴你”。當時，李奕清等均在場，他當即大聲回道：“照我看，就是共產黨好！毛澤東好！朱德好！八路軍好！新四軍好 !”

李惠梅感到徹底孤立，就氣急敗壞地走了。

一次，國民黨的縣教育局長來視學，把李奕清、李惠梅都叫去座談。李惠梅以為報復的時機到了，就在這個局長面前訴說李奕清不執行他提出對學生進行軍事管理的主張，隨機，雙方又辯論起來。

接著，李奕清當面揭露李惠梅走私、販毒等劣跡，氣得他暴跳如雷，惱羞成怒，兩人差點打起架。

打日寇、建武裝

1940年底，福澳鄉重新淪陷。橫崗駐有日軍，寶安的偽縣府也設在橫崗。

日軍強征民工修筑橫崗至坪山的公路，并常進村催村民繳稻草作馬料，村民被搞得雞犬不寧。社會治安也一片混亂，煙賭林立，土匪如麻。連國民黨的正規軍，也整個建制地上山當土匪，如獨九旅的一個連長莫烱炎和徐東來的一個小隊長吳繼堯，就各自帶了一個連、一個小隊上了三洲田，乘機發國難財。

人們對國家對民族的前途，又復陷入迷惘之中，看不到還有新生的力量和光明的未來。在此情況下，鄉民正在水深火熱之中，百業凋零，學校當然也被迫停辦了。但還是等不到引路人的到來，不知如何斗爭才好。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在這種情況下，李奕清、曾文瑞、張啟秀等，會同坪地鄉的香偉芬，大膽自發搞軍運，發動駐在坪地的國民黨保安第八團一個有抗日思想的營長，組織力量伏擊銅鑼徑監督修筑公路的日軍，以此來激勵軍民的抗日熱情和樹立抗戰勝利的信心。

出發前，眾人在李奕清家里碰頭，研究具體的伏擊方案。

因晚上聯絡時出了差錯，出發時間晚了一點，到達溪上鴨麻陂時天就亮了，只得就地埋伏。等了許久仍未見有人來開工，只看見一個日軍騎著一匹馬跑來，眾人就用機槍將日軍連人帶馬都擊斃了，繳了一支步槍，凱旋而歸。

此舉，進一步激發了該國民黨營長的抗日熱情，他希望進一步合作，并帶了委任狀，要委任李奕清當突擊大隊大隊長，但要人槍自籌。

眾人分析，這個營長是想通過李奕清等為他立下抗日的戰功。而李奕清等也想利用這次合作的招牌，來建立自己抗日的武裝。

那時，橫崗西坑有個開明的歸僑曾新培，聞說李奕清等熱心打日本，就主動提出送了一挺輕機槍（是他拾到國民黨軍隊潰逃時丟下的）。

后來，李奕清用“梁山聚義”的辦法，發出通知，邀請那些有集結武裝能力的人物，到大王墩來開會，協商組織突擊大隊的事宜。

張啟秀在回憶錄中這樣評價李奕清：“是一個雷厲風行、勇猛實干的人，帶領了全鄉的青壯年積極行動起來，進一步得到父老們的擁護和支持”。

在敵偽統治時期，在李奕清主持下的福澳鄉，聯防隊成立不幾天，就旗開得勝。

有一次，一幫土匪在軍田的公路上，攔截了一千多難民，押到石龍頭的河邊，正在準備逐個搜劫時，我們就全鄉擂鼓，四處出動，土匪見勢不妙，趕快逃跑了，難民因而全部得救。

隨后，聯防隊戰斗了四次，每次均獲得全勝。

一次發現獨九旅上山當土匪的莫炯炎部，攜著一挺輕機槍，在水門嶺攔劫興寧人從香港搶運回來的三十多擔布匹（戰時設法從香港販運東西回來都叫搶運物資）。聯防隊員立即擊鼓包圍。

號稱強盜的莫部，也不得不棄資而逃，連在蔴地頭陳彭家做好了的晚飯都不敢吃，餓著肚皮趕快上山遠離了。事后莫炯炎不斷揚言要來刮圍報復。李奕清帶領的聯防隊也公開揚言：“你們敢挑‘籮格’來，我們就敢接。”

第二次是打太平圩李成章的“晚黃”。一群土匪在黃昏時分突然闖進李成章家里，李奕清部獲悉立即擂鼓回擊，土匪沒有搶到什么，只好挾持李成章的弟弟逃走了。過了幾天又深夜來到李家隔窗對話，威脅要拿錢來贖人。

過了幾天，土匪卷土重來。這次李成章擂鼓了，我們就全鄉擊鼓，四面包圍，土匪又逃了。隔幾天土匪只得把李成章的弟弟安然放了回來。這是第三次勝。

第四次，是晚上打大背邱生的“明頭”，已被穿墻進去，翻箱倒柜搜東西，也被李奕清帶領的聯防隊大力護救趕走了，并無搶走什么東西。

聯防隊都是不脫產的，為了進一步鼓舞士氣，加強團結，李奕清等將拯救興寧人布匹而獲得的賞金一千多元，都拿出來買酒買肉，李成章出米出油，請各村的聯防隊員和一部分開明的父老來聚餐。

同時，在新屯庵開群英會，表揚先進人物，總結經驗。邱生的賞金全部拿來補充彈藥。這種維持治安的方針和決心，一直貫徹到建立了紅心鄉政權的整個時期。

當時國民黨的縣長羅隆基，從其統治階級的立場出發，還給我們白皮紅心的鄉長李奕清頒發了嘉獎令。

白皮紅心保家園 團結人民斗敵頑

1943年春，龍崗陷入全面大饑荒。李奕清利用鄉公所的名義，在地下黨的領導下開展救荒工作，號召有錢人慷解義囊，這些倡議都得到贊同，還向國民黨區府備了案，由李奕清親自到惠州去買糧。

由于惠州國民黨當局對災民的生死置之不理，意圖在惠州屯積糧食，然后從海上私運到香港去資敵，大發國難財，所以不肯簽發運照，以致李奕清買到糧食卻運不回來。

地下黨開展了合法的運糧斗爭，向群眾公開國民黨通敵罪行，在輿論的壓力下，國民黨惠州縣政府不得不發給運照。糧食運回來后，配給適當，解除了鄉里的大饑荒，大得人心，教育團結了各階層人民，孤立了國民黨反動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