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帝被譽為“人文初祖”，而華人也多以“炎黃子孫”自居，不過，“初祖”的意思可并非是指黃帝是華夏土地上出現的第一批人類，而是指自黃帝時代開始，我們的先民脫離了茹毛飲血的原始群居生活，開始步入了高等級的有社會組織的文明時代。

當然，單憑文字描述，我們很難理解何謂“高等級的社會組織”。

從考古發現角度講，在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我國的黃河流域形成了以制作彩陶為顯著特征的一種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仰韶文化。

也就是從這一時期開始，農業、聚居成為華夏先民的主要生活方式，并形成了帶有明確分工和等級的聚落組織架構，先民們可以根據自己的意識制作出不同用途的骨器、玉器，并衍生出了原始的宗族、信仰。所以，考古學家說將仰韶文化稱作“中國文化的主根主脈”。

而黃帝正是在這一大背景下“誕生”的。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黃帝并非是具體的某一個人，而是一個時代某個部族的首領的統稱，而這個部族以強大的實力和超脫其它原始部族的文明演進程度，成為了黃河流域的主導。

這點跟炎帝情況類似，據史書記載：“炎帝之號，凡傳八世：帝臨魁、帝承、帝明、帝直、帝嫠、帝哀、帝榆罔”，就連后來跟黃帝大戰的蚩尤，其實也做過炎帝（《路史》載：“蚩尤，炎帝之后，恃親強恣逐帝而自立”）

取代炎帝成為共主的黃帝，情況也是如此，春秋時期的魯國人宰我就曾問過孔子這樣一個問題：“予聞榮伊曰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耶？何以至三百年？”

黃帝壽命300年顯然不可能，所謂的黃帝三百年，其實指的是黃帝部族三百年，換言之，就是第一代黃帝所在的部族做了黃河流域部落聯盟共主的時間前后長達300年，直到末代黃帝在位時，實力下降，為其它部族所取代。

可惜的是，每一代黃帝部落首領的名號并沒有傳下來，加上自漢代以后，“一元論”成為史家潛移默化的著史共識，于是黃帝便被具象化為一個具體的人，把打井、作旃冕、造車、發明文字、發明樂曲這些文明要素統統歸結為黃帝的創造，并將華夏子孫的血緣譜系都追根溯源到了黃帝身上。

有一個現實例子很能說明這種現象。

據粗略統計，目前全中國宣稱自己是大槐樹移民后裔的有上億人之多，但事實上，明朝各時期的《洪洞縣志》記載的洪洞縣總人口從未超過10萬級，即便這10萬人全是育齡夫婦，在600多年時間里繁育出上億的后裔，也是不現實的。

所以，合理的解釋是洪洞大槐樹只是明朝大規模遺民的中轉站，那些輾轉遷居各地的百姓，都將大槐樹這個標簽作為了祖源地的精神指向。

撥去后世層累在黃帝身上的各種神話傳說外衣，黃帝的歷史原貌其實是曾雄踞黃河中下游的有熊國（以熊為部落圖騰）。

在與炎帝爭奪部落共主地位的阪泉之戰時，黃帝曾“教熊、羆、貔、貅、豹、虎以與赤帝大戰于阪泉之野”，這里的熊、羆、貔所折射的正是以黃帝為核心的信仰不同圖騰的部落聯盟的組合。

也正是通過阪泉、涿鹿兩次大戰，有熊國首領一躍成為了新的天下共主，這就是史書所謂的“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

如此看來，黃帝似乎最早建立了一個以有熊國為主導的王權治理模式。但奇怪的是，史書中除了留下黃帝乘龍飛升的荒誕記載外，并沒有明確提到黃帝之后誰成為新的諸侯共主，這跟“天下諸侯歸之”的政治格局并不契合。

直到夏朝建立之后，以家天下為代表的廣域王權統治模式才正式建立。在歷代學者眼中，雖承認黃帝的存在，但追溯國家文明起源，卻仍然以夏朝為首。

夏商周斷代工程將夏朝的建立時間確定為公元前2070年左右。那么黃帝的生存年代又在何時呢？

古本《竹書紀年》曾記載說：“黃帝至禹，為世三十。”如果以每世30年左右計算，黃帝和夏朝中間間隔了約一千年，如此看來，黃帝的生存年代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

無獨有偶，西晉學者張輔（東漢天文學家、數學家張衡后代）在評價《史記》時，也提出“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即張輔認為黃帝生活在距漢朝的三千年前。

當然，這個所謂的公元前3000年左右只是個粗略時間范疇，因為上文已經提到，黃帝并非某個具體的人，而是一個族群首領的統稱，黃帝族統領華夏的時間可能長達300年甚至更久。

但問題也隨之而來，既然黃帝所在的公元前3000年這個時間節點上，已經擊敗了炎帝、蚩尤等一眾對手，建立了一個頗具王朝表象的政權，那么為什么直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才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王朝呢？

換言之，這一千年的空白期里，中國又發生了什么？

根據考古發現顯示，中國文化的主根—仰韶文化按照器型特點可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以出土繩紋翁為主要特征，遺址分布在關中、豫西、晉南，其中分布地域最廣的是陜西渭河上游的寶雞、扶風、岐山一帶的半坡類型，巧合的是，這塊區域恰恰是炎帝傳說最集中的區域。

第二階段則以出土花瓣紋為主要特征，遺址分布在晉南、豫西，尤其是河南三門峽為中心的黃河三角洲一帶的廟底溝類型。廟底溝帶有明顯的半坡文化遺傳特質，但進取精神更為強烈，不斷向外擴張。

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這個時間節點上，廟底溝文化的影響和輻射范圍西抵甘肅蘭州，東達海岱地區，北至晉中和冀西北，南則抵達淮漢流域，頗有點一統天下的氣魄，這跟《史記》記載的黃帝版圖“東至于海……西至崆峒……南至江……北極葷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暗合。

受廟底溝文化的強勢影響，原本聚居在豫北、冀南一帶的蚩尤氏后崗—大司空村類型也遭到驅逐。

這一考古文化面貌的巨大變化，呈現的正是史書記載的黃帝敗炎帝、戰蚩尤，天下咸服的場景。

由于碳十四測定的廟底溝文化絕對年代為公元前3900年至公元前2780年，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黃帝族群從崛起到成為天下共主，前后耗時近千年之久，這其中既包括第一代黃帝所建立的有熊國，也囊括了有熊國的前身少典氏、附寶氏。

那么有熊國究竟在哪呢？《輿地志》曾云“涿鹿本名彭城，黃帝初都，遷有熊也”，黃帝最初的定都地在河北涿鹿，此后又進行了遷都，所遷之地，按照《帝王世紀》的說法“黃帝都有熊，今河南新鄭是也”。

果然，2020年5月，考古工作者在鄭州河洛鎮雙槐樹村發現了一處距今5300年左右的大型都邑遺址，出土了仰韶文化晚期三重大型環壕、夯土院落式基址、墓地、祭壇、“北斗九星”等遺跡和彩陶、牙雕家蠶等遺物。

由于該處遺址剛好位于史書記載的“居天下之中”的河洛地區，又發現象征王權的北斗九星、麋鹿等遺跡，故而，專家稱之為“河洛古國”，也有學者稱之為“后黃帝時代都邑”。

為什么叫后黃帝時代呢？

首先，從考古地層關系判斷，雙槐樹遺址是在本地廟底溝文化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而來的，所以它的時間上限不可能早于廟底溝文化類型，自然也就錯過那段波瀾壯闊的“廟底溝運動”，即黃帝敗炎帝戰蚩尤的時代。

其次，距雙槐樹遺址不遠的青臺遺址，也同樣發現了象征王權的“北斗九星”遺跡，這兩處遺址所呈現的景象都是軍事、政治中心，這也就意味著，在河洛一帶，同時出現了至少兩處“王都”，這跟黃帝時代“天下咸服”的場景并不吻合，反倒更像是《史記》提到的“黃帝正妃生二子青陽、昌意，其后皆有天下”。

顯然，在黃帝死后，就連有熊國本身都發生了分裂，黃帝的后裔都打出了自己是帝王繼承人的旗號，加劇了河洛地區的戰亂紛爭，三重軍事環壕，見證了當時戰爭的慘烈。昔日的廟底溝文化，在各地紛紛變成了極具地域特色的考古學文化類型。

鄭州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對軍事環壕的解剖中，意外發現了多處地震引發的裂縫遺跡，并引發了明顯的地層錯位，按照北京大學地質專家的推測，這場地震的震級在6.0級以上，這一發現與《今本竹書紀年》所載的黃帝“一百年，地裂，帝陟”也剛好吻合。

這場地震，讓僅存的黃帝象征也隨之崩塌。古中原地區古國林立，戰爭頻繁，雖然此后出現的帝嚳、顓頊、棄等都以黃帝后裔自居，但卻再未出現能讓諸侯咸服的局面，這種情況持續了近700年。

直到公元前2300年，隨著帶有東夷色彩的晉南陶寺古國的崛起，龍山文化時代來臨，華夏部落重新形成了以堯、舜、禹部落為國上之國的聯盟體制。

當然，這種聯盟也是以部落實力作為支撐的，正所謂“舜逼堯，禹逼舜”，大禹憑借治水所帶來的政治凝聚，最終在河洛地區建立了父傳子的夏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