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德八年（1433年）初，建藩于湖廣布政司武昌府的楚王府，發(fā)生了一件大事，府中火者（普通宦官）廣靖，與楚藩護衛(wèi)軍百戶陶酉二人，竟私自離開藩地，逃亡北京。時任楚王朱孟烷得知之后驚懼不已，于三月上疏搶先自辯稱這兩人都是無賴，此番赴京恐怕會有誣告之詞，請陛下千萬莫要聽信啊！

為此，明宣宗回信稱，叔父素來以賢著稱，朕自然不會受此等小人蒙蔽，已將二人打入昭獄，所以且放寬心，無需擔心其他。

“己巳，楚王孟烷奏：‘本府火者廣靖、百戶陶酉，素號無賴。今逃入京，恐有誣詞。’復書曰：‘叔，宗室親賢，素守禮法，朕所深知，非小人能間。此人已至，洞燭其奸，下錦衣衛(wèi)獄矣。叔宜安心靜慮，勿有所疑。’”（《明宣宗實錄》）

有明一朝，仗著特權(quán)為非作歹，最終被府內(nèi)人員告發(fā)的宗室為數(shù)不少。那么被明宣宗稱之為“宗室親賢”的朱孟烷，在藩地的真實表現(xiàn)又是如何呢？

安分守己的賢王

朱孟烷，生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四月二十日，為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四孫，楚昭王朱楨的第三子，生母楚王妃王氏。由于朱楨的長子朱孟熜、次子朱孟炯都是庶出，故朱孟烷雖然在兄弟之中排行第三，卻是貨真價實的嫡長子，故被冊立為楚世子。

位于楚王府故址附近的武漢首義廣場

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二月二十二，在位54年之久的楚昭王朱楨薨逝，享年61歲。當年十月十一日，被堂兄、新任皇帝明仁宗朱高熾冊立為新一代楚王。洪熙元年十月，楚世子妃鄧氏晉封為楚王妃。

這位楚王妃鄧氏，身份很是特殊，她是大明開國六國公之一的衛(wèi)國公、追封寧河武順王鄧愈的孫女。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鄧愈的繼承人申國公鄧鎮(zhèn)，在“胡惟庸案”中因李善長而慘遭株連。可從鄧氏被冊封為楚世子妃，及嘉靖年間鄧繼坤續(xù)封定遠侯觀之，鄧家受牽連并不深。

鄧氏受封為楚世子妃的時間也非常特殊，大明官方記載二人成婚的時間為洪武三十三年。洪武年號到三十一年，便隨著明太祖的駕崩戛然而止。洪武三十三年實際上是建文二年，也就是1400年。這可作為明成祖朱棣不承認建文年號的一大例證。

“己未，楚莊王妃鄧氏薨。妃，寧河武順王鄧愈孫女。洪武三十三年冊封楚世子妃，洪熙元年冊封楚王妃，至是薨。”（《明英宗實錄》）

楚昭王文武雙全，而又善機變，極會根據(jù)時事變化去主動調(diào)整應對策略。靖難之后，朱楨收起鋒芒開始韜光養(yǎng)晦，不僅是第一個承認朱棣新皇身份的在藩藩王，在整個永樂時期都表現(xiàn)地循規(guī)蹈矩，積極向朝廷、向皇帝釋放善意，以期保住楚國的基業(yè)。臨終之時，告誡世子朱孟烷對朝廷始終要保持“忠孝”，告誡諸子要團結(jié)一心，以保榮華富貴。

在乃父的長期熏陶下，朱孟烷擁有一顆恭謙之心，對朝廷始終保持“忠孝”的態(tài)度，一生沒犯什么大錯，也沒在藩國行什么天怒人怨之事。明宣宗稱他為“宗室親賢，素守禮法”，所言非虛。

永樂年間，還是楚世子的朱孟烷先后八次赴京朝覲，充當了楚國與朝廷之間的潤滑劑。永樂五年（1407年）七月，仁孝皇后徐氏駕崩，朱孟烷奉命赴京祭拜，與只派內(nèi)官致祭的遼王朱植、寧王朱權(quán)等相比，規(guī)格高了好幾個等級。

洪熙元年（1425年）十月，楚王朱孟烷上疏朝廷，稱將派王府屬官于冬至節(jié)時，赴明太宗長陵、明仁宗獻陵進香。當時新即位的明宣宗，正面臨著二叔漢王朱高煦的逼迫。是故朱孟烷的這一態(tài)度無疑是一種有力支持，代表了宗室的人心向背。

長陵祾恩殿

自宣德朝以后，親王定期朝覲制度幾乎名存實亡，鮮少有親王被準許赴京朝覲的。即便如此，朱孟烷依然多次奏請赴京朝覲。畢竟提了準不準許是皇帝的事，可不提就是你的不是了，且如此做還可以在皇帝面前刷一下好感度。宣德七年（1432年）十月，他奏請朝覲，被明宣宗制止。宣德十年（1435年）五月，再次奏請準許他明年赴京朝覲新皇帝，又被以“藩屏任重，兼道途跋涉”所制止。

楚王府中教授張登不學無術(shù)，為人狠戾傲慢無禮，毫無尊卑之分，且常出怨懟之言，可以說完全不將朱孟烷這個楚王放在眼里。換了別家王府，早就自行出手將這等狂悖無禮之徒拿下，大刑伺候了。可朱孟烷卻守著底線，沒有私自處置，選擇了以奏疏的形式將問題上交，請求朝廷進行處置，以名正刑典。

正統(tǒng)二年（1437年）七月，明英宗致信朱孟烷，稱甘肅鎮(zhèn)騎軍因巡邊及追剿虜賊等，戰(zhàn)馬死者甚多，從北京增補又遠水解不了近渴，而楚藩在陜西沿邊的馬場馬匹眾多，故請楚藩就近撥出馬匹支援甘肅，使“邊軍得濟，以御外寇，而邊境永寧”。

接信之后，朱孟烷與肅王朱贍焰、慶王朱栴（音zhan）一起，分攤了甘肅鎮(zhèn)騎軍戰(zhàn)馬的缺口。明英宗為此再次去信致謝，并給予了相應的補償。

削藩進行時

以朱孟烷在位期間，忠孝國家而無禍國殃民之舉，的確是一代賢王，也符合后洪武時代朝廷及皇帝心目中賢王的標準。可再怎么賢，都改變不了一個事實，那便是自明宣宗平定漢王之亂，收拾完晉王與趙王之后，楚藩成為唯二保留著完整三護衛(wèi)的親藩之一（另一家為蜀藩）。以藩王護衛(wèi)親軍的戰(zhàn)斗力，對朝廷而言是一大隱患，由不得皇帝不猜忌。

然而楚藩與蜀藩一樣，自永樂一來一直奉行韜光養(yǎng)晦、潔身自好政策，緊跟皇室的步伐，沒有行錯踏偏之處，令朝廷找不到正當?shù)南鞣碛?/strong>。

無奈之下，朝廷只能一方面不斷抽調(diào)武昌三護衛(wèi)的兵力，比如宣德元年三月，調(diào)武昌護衛(wèi)軍一千人馬前往交阯平叛。

“丁未，敕楚王、蜀王各發(fā)護衛(wèi)步兵一千，福建、廣東、云南、貴州、四川、湖廣各都指揮司，并南直隸各衛(wèi)，選調(diào)馬步軍共萬五千人，赴交阯討叛寇。”（《明宣宗實錄》）

武漢蛇山

另一方面則是沒有機會，就人為制造機會進行削藩。

宣德五年（1430）正月，四川總兵、左都督陳懷突然上奏朝廷稱“蜀王府中忽舉炮銃，不知何為。察之，蓋四川都司私與王府者，于法當問。”

于是明宣宗下令都察院問責蜀王府長史，并逮捕把炮銃交給蜀王府使用的將領(lǐng)，將其押赴北京治罪。時任蜀王朱友堉很清楚明宣宗要的是什么，遂于次年六月主動上交成都中、右兩個護衛(wèi)，只留下成都左護衛(wèi)。

對蜀藩如此，對楚藩也不遑多讓，甚至猶有過之。至少蜀藩被削藩，還有私自使用炮銃這個由頭，可楚藩這么多年來一直老實本分，積極響應朝廷各項政策號召，堪稱親藩中的楷模，竟然一點錯處都挑不出來。怎么辦，只能強行找莫須有的罪名行之。

宣德五年二月，負責漕運的平江伯陳瑄派其子陳儀赴京，密奏稱：楚藩所在的湖廣戰(zhàn)略位置險要，而楚國經(jīng)過十四年經(jīng)營已成為天下最強藩，若是有異動恐怕又是一場靖難之禍。因此他建言令武昌三護衛(wèi)以押運糧草入京為由，將其強行扣押進行改編。

“丙辰……平江伯陳瑄遣其子儀赍密奏言：‘湖廣，東南大藩，襟帶湖江，控引蠻越，實交廣黔蜀之會，人民蕃庶，商賈往來舟車四集。楚府，自洪武初立國，有三護衛(wèi)官軍，及儀衛(wèi)司旗校，俱無調(diào)遣。四五十年之間生齒繁育，糧餉充積，造船以千計，買馬以萬數(shù)，兵強國富，他藩莫及。而衛(wèi)所之官，多結(jié)為姻親，枝連蔓引。小人乘時，或有異圖，實難制馭。伏乞皇上勿為疑慮，斷自圣衷。于今無事之時，托以京師糧儲不，充命重臣與湖廣三司選其護衛(wèi)精銳官軍，給糧與船，令運至北京，因而留使操備，則剪其羽翼，絕其邪謀。王可以永保國土，而朝廷恩義兩全矣。’”（《明宣宗實錄》）

武漢首義門（原武昌城中和門）

結(jié)果明宣宗非但不納陳瑄的建言，還對身邊的近臣說除國歷來沒犯過什么過錯，因此皇祖、皇考待其親厚，朕應當禮遇有加才對，陳瑄這個人啊，竟提出這等有失親親之誼的意見，心思實在是太齷齪了。

可是慢著。

既然你朱瞻基不愿對楚藩進行削藩，反而想優(yōu)待對方，陳瑄又是以密奏的形式進行建言，當時知道的人必然不多，完全可以只當沒這件事便可。何故要對身邊近臣宣揚此事？所以削藩是明宣宗的內(nèi)心所求，陳瑄的奏疏正好搔到了他的癢處，或者干脆就是他授意的，只不過為了維護皇帝的氣度，才借著唱紅臉的時機，將此事宣揚出去，逼迫楚王朱孟烷主動服軟。

果然，楚王朱孟烷得知此事后，嚇的不輕，左思右想覺得與其等朝廷動手，倒不如主動放棄，如此還能在皇帝面前賣個好，搏個忠孝的名聲。

于是乎朱孟烷在當年十一月，讓楚府儀賓魏寧、長史楊振上奏皇帝，表示以當下這種情況，楚國保留三護衛(wèi)不太合適，故而愿意上交兩護衛(wèi)，只保留一護衛(wèi)足以。

對此明宣宗假惺惺地對著兵部尚書張本嘆息道：楚王素來安分循禮，為朕所親厚，奈何有小人離間，致使其產(chǎn)生了疑心，如何是好啊。

張本聞歌知雅意，表示既然如此，何不同意了楚王所奏，以維持親親之誼呢？明宣宗借著這個臺階準了此事，命新建伯李玉、都督任禮、侍郎柴車三人前往武昌公干，取回武昌三護衛(wèi)中的二衛(wèi)。

朱孟烷選擇了保留武昌中護衛(wèi)，更名為武昌護衛(wèi)，至于被調(diào)離的武昌左、右兩護衛(wèi)，分別被改組為東昌衛(wèi)和徐州左衛(wèi)。

楚王府大火

楚王府占據(jù)武昌城中心位置，北依高觀山（今蛇山），始建于洪武三年（1371年），以南京紫禁城為藍本，坐北朝南，東西寬2里，南北長4里，占地8平方里。據(jù)史料記載，楚王府“城高二丈九尺，四周城樓，凡宮殿宮屋八百間有奇”。整個王府規(guī)模宏大，氣象森嚴，蔚為壯觀，成書于嘉靖年間的《湖廣圖經(jīng)志書》對此有所描述。

“楚王府，在司東南一里，洪武三年建府，周圍甃以磚城，城下為池，外為紅墻。為四門，南曰端禮，東曰體仁，西曰遵義，北曰廣智。”（《湖廣圖經(jīng)志書卷一·藩封》）

明代武昌城與楚王府示意圖

關(guān)于楚王府的坐落位置，阿越在網(wǎng)上查到的資料，幾乎都說是在“今湖北醫(yī)學院一帶”。湖北醫(yī)學院就是現(xiàn)在的武漢大學醫(yī)學部，武大醫(yī)學部坐落在珞珈山，地處東湖西南岸畔，緊鄰水果湖，此地在當年處于武昌城的西北郊外，離城池還有很遠的一段距離，此地自然不會是王府所在地。至于湖北醫(yī)學院的舊址，當年的兩湖書院，則位于現(xiàn)湖北省武昌實驗小學到都司湖一帶，這里雖然位于武昌城中，卻是大明湖廣都司衙門所在地，自然也不會是楚王府的所在地。故稱楚王府今湖北醫(yī)學院一帶這個表述有問題。

通過梳理各種史料的記載，對比武漢城區(qū)地圖，阿越終于大致確定了當年楚王府的大致位置所在。明代楚王府建造與蛇山南麓，大致在北起蛇山，南抵張之洞路，西到后長街，東至體育街這一范圍之內(nèi)。

傳說楚昭王精通音律，命人種植蘆葦，以取膜為笛簧制作音質(zhì)優(yōu)美的蘆笛，并常常吹奏的處所——歌笛湖，就在今歌笛湖小區(qū)附近。而位于首義廣場對面的紫陽公園，就是當年武昌城中臨近王府的滋陽湖。

楚王府大致位置

如此巍峨壯麗的楚王府，卻在宣德年間遭受了嚴重的火災。

明初，武昌城南望山門外，長江之中有一沙洲名為金沙洲，最初由于江水沖刷沙洲消長不定，為此官府特建“水母祠以鎮(zhèn)之”。可隨著更外側(cè)的白沙洲漲出，擋住了江水對金沙洲的沖刷，使得此處成為了優(yōu)良的天然港口，成為商船停泊之地。隨著商業(yè)輻輳，人員日益密集，官府也重視起來下力氣修橋鋪路，以方便人員往來。景泰元年（1450年），當?shù)毓俑@是在此設(shè)立鈔關(guān)，專門對過往船只征收船鈔。

中國古代的房屋以木建筑為主，加上沒有合理規(guī)劃很容易引起火災，像金沙洲這種人員密集的商業(yè)之地更是如此。

宣德六年（1431年）金沙洲就發(fā)生了一場嚴重火災。大火先是從洲上的一家商筏場（以竹筏運輸貨物的場所）燒起，由于負責救火的湖廣都司方面救火不及，火勢迅速向外擴散，一路向北越過巡司河，翻過武昌城墻，蔓延到武昌城中，望山門城樓及其周邊民居，各官府衙門陷入皆一片火海之中，隨后波及到位于城中央的楚王府。

“（八月）壬子，宥湖廣都指揮同知黃榮等罪。初，湖廣金沙洲商筏火，延毀城樓，及楚王后宮，諸司衙門，并居民二千六百余家。巡按御史奏榮等不用心撲滅，請罪之。上曰：‘水火猝發(fā)，豈人力所能御！’不問。”（《明宣宗實錄》）

當年八月初三，楚王朱孟烷上奏朝廷稱，記載宗室成員的宗室譜系，以及用以發(fā)布親王令旨的敕符底簿，在大火中被付之一炬，請求朝廷重新賜予。宗室譜系及敕符底簿，王府最重要的兩個文件，必然保管在安全場所，連這兩樣都沒能保住，可見這場始于金沙洲的武昌大火，對武昌城、對楚王府造成了何等重創(chuàng)。

紫陽公園

親王，國之至親，代表這國家的臉面，所以王府被焚，必然會耗巨資進行重建。只是阿越翻遍《明宣宗實錄》和《明英宗實錄》，都沒查到宣德六年楚王府大火之后的重建記錄，若有朋友知曉，敬請不舍賜教，感激不盡。

阿越說

正統(tǒng)四年（1439年）八月二十七日，楚王朱孟烷薨逝，享年58歲，在位16年，朝廷賜謚曰莊。《明實錄》稱贊朱孟烷“性敏好學，小心敬慎，始終如一”。

楚莊王朱孟烷在位期間，秉承著父親朱楨的“忠孝”誡言，一直表現(xiàn)的老實本分，對朝廷、對皇帝陪盡小心，令其挑不出什么錯處，堪稱親藩中的楷模。然而在削藩的大勢之下，依然遭到明宣宗以莫須有的罪名逼迫，不得不俯首同意削藩，放棄兩護衛(wèi)，換取長久富貴。

也正是因為這樣，楚藩成為削藩過程中受到?jīng)_擊最小的親藩之一，憑借著武昌九省通衢的戰(zhàn)略與經(jīng)濟地位，阿越估計，宣德以后的兩百年間，楚藩乃是太祖系親藩之中最富有的一家。如此成就自然離不開楚昭王朱楨、楚莊王朱孟烷父子倆的小心經(jīng)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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