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德八年(1433年)初,建藩于湖廣布政司武昌府的楚王府,發(fā)生了一件大事,府中火者(普通宦官)廣靖,與楚藩護衛(wèi)軍百戶陶酉二人,竟私自離開藩地,逃亡北京。時任楚王朱孟烷得知之后驚懼不已,于三月上疏搶先自辯稱這兩人都是無賴,此番赴京恐怕會有誣告之詞,請陛下千萬莫要聽信啊!
為此,明宣宗回信稱,叔父素來以賢著稱,朕自然不會受此等小人蒙蔽,已將二人打入昭獄,所以且放寬心,無需擔心其他。
“己巳,楚王孟烷奏:‘本府火者廣靖、百戶陶酉,素號無賴。今逃入京,恐有誣詞。’復書曰:‘叔,宗室親賢,素守禮法,朕所深知,非小人能間。此人已至,洞燭其奸,下錦衣衛(wèi)獄矣。叔宜安心靜慮,勿有所疑。’”(《明宣宗實錄》)
有明一朝,仗著特權(quán)為非作歹,最終被府內(nèi)人員告發(fā)的宗室為數(shù)不少。那么被明宣宗稱之為“宗室親賢”的朱孟烷,在藩地的真實表現(xiàn)又是如何呢?
安分守己的賢王
朱孟烷,生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四月二十日,為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四孫,楚昭王朱楨的第三子,生母楚王妃王氏。由于朱楨的長子朱孟熜、次子朱孟炯都是庶出,故朱孟烷雖然在兄弟之中排行第三,卻是貨真價實的嫡長子,故被冊立為楚世子。
位于楚王府故址附近的武漢首義廣場
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二月二十二,在位54年之久的楚昭王朱楨薨逝,享年61歲。當年十月十一日,被堂兄、新任皇帝明仁宗朱高熾冊立為新一代楚王。洪熙元年十月,楚世子妃鄧氏晉封為楚王妃。
這位楚王妃鄧氏,身份很是特殊,她是大明開國六國公之一的衛(wèi)國公、追封寧河武順王鄧愈的孫女。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鄧愈的繼承人申國公鄧鎮(zhèn),在“胡惟庸案”中因李善長而慘遭株連。可從鄧氏被冊封為楚世子妃,及嘉靖年間鄧繼坤續(xù)封定遠侯觀之,鄧家受牽連并不深。
鄧氏受封為楚世子妃的時間也非常特殊,大明官方記載二人成婚的時間為洪武三十三年。洪武年號到三十一年,便隨著明太祖的駕崩戛然而止。洪武三十三年實際上是建文二年,也就是1400年。這可作為明成祖朱棣不承認建文年號的一大例證。
“己未,楚莊王妃鄧氏薨。妃,寧河武順王鄧愈孫女。洪武三十三年冊封楚世子妃,洪熙元年冊封楚王妃,至是薨。”(《明英宗實錄》)
楚昭王文武雙全,而又善機變,極會根據(jù)時事變化去主動調(diào)整應對策略。靖難之后,朱楨收起鋒芒開始韜光養(yǎng)晦,不僅是第一個承認朱棣新皇身份的在藩藩王,在整個永樂時期都表現(xiàn)地循規(guī)蹈矩,積極向朝廷、向皇帝釋放善意,以期保住楚國的基業(yè)。臨終之時,告誡世子朱孟烷對朝廷始終要保持“忠孝”,告誡諸子要團結(jié)一心,以保榮華富貴。
在乃父的長期熏陶下,朱孟烷擁有一顆恭謙之心,對朝廷始終保持“忠孝”的態(tài)度,一生沒犯什么大錯,也沒在藩國行什么天怒人怨之事。明宣宗稱他為“宗室親賢,素守禮法”,所言非虛。
永樂年間,還是楚世子的朱孟烷先后八次赴京朝覲,充當了楚國與朝廷之間的潤滑劑。永樂五年(1407年)七月,仁孝皇后徐氏駕崩,朱孟烷奉命赴京祭拜,與只派內(nèi)官致祭的遼王朱植、寧王朱權(quán)等相比,規(guī)格高了好幾個等級。
洪熙元年(1425年)十月,楚王朱孟烷上疏朝廷,稱將派王府屬官于冬至節(jié)時,赴明太宗長陵、明仁宗獻陵進香。當時新即位的明宣宗,正面臨著二叔漢王朱高煦的逼迫。是故朱孟烷的這一態(tài)度無疑是一種有力支持,代表了宗室的人心向背。
長陵祾恩殿
自宣德朝以后,親王定期朝覲制度幾乎名存實亡,鮮少有親王被準許赴京朝覲的。即便如此,朱孟烷依然多次奏請赴京朝覲。畢竟提了準不準許是皇帝的事,可不提就是你的不是了,且如此做還可以在皇帝面前刷一下好感度。宣德七年(1432年)十月,他奏請朝覲,被明宣宗制止。宣德十年(1435年)五月,再次奏請準許他明年赴京朝覲新皇帝,又被以“藩屏任重,兼道途跋涉”所制止。
楚王府中教授張登不學無術(shù),為人狠戾傲慢無禮,毫無尊卑之分,且常出怨懟之言,可以說完全不將朱孟烷這個楚王放在眼里。換了別家王府,早就自行出手將這等狂悖無禮之徒拿下,大刑伺候了。可朱孟烷卻守著底線,沒有私自處置,選擇了以奏疏的形式將問題上交,請求朝廷進行處置,以名正刑典。
正統(tǒng)二年(1437年)七月,明英宗致信朱孟烷,稱甘肅鎮(zhèn)騎軍因巡邊及追剿虜賊等,戰(zhàn)馬死者甚多,從北京增補又遠水解不了近渴,而楚藩在陜西沿邊的馬場馬匹眾多,故請楚藩就近撥出馬匹支援甘肅,使“邊軍得濟,以御外寇,而邊境永寧”。
接信之后,朱孟烷與肅王朱贍焰、慶王朱栴(音zhan)一起,分攤了甘肅鎮(zhèn)騎軍戰(zhàn)馬的缺口。明英宗為此再次去信致謝,并給予了相應的補償。
削藩進行時
以朱孟烷在位期間,忠孝國家而無禍國殃民之舉,的確是一代賢王,也符合后洪武時代朝廷及皇帝心目中賢王的標準。可再怎么賢,都改變不了一個事實,那便是自明宣宗平定漢王之亂,收拾完晉王與趙王之后,楚藩成為唯二保留著完整三護衛(wèi)的親藩之一(另一家為蜀藩)。以藩王護衛(wèi)親軍的戰(zhàn)斗力,對朝廷而言是一大隱患,由不得皇帝不猜忌。
然而楚藩與蜀藩一樣,自永樂一來一直奉行韜光養(yǎng)晦、潔身自好政策,緊跟皇室的步伐,沒有行錯踏偏之處,令朝廷找不到正當?shù)南鞣碛?/strong>。
無奈之下,朝廷只能一方面不斷抽調(diào)武昌三護衛(wèi)的兵力,比如宣德元年三月,調(diào)武昌護衛(wèi)軍一千人馬前往交阯平叛。
“丁未,敕楚王、蜀王各發(fā)護衛(wèi)步兵一千,福建、廣東、云南、貴州、四川、湖廣各都指揮司,并南直隸各衛(wèi),選調(diào)馬步軍共萬五千人,赴交阯討叛寇。”(《明宣宗實錄》)
武漢蛇山
另一方面則是沒有機會,就人為制造機會進行削藩。
宣德五年(1430)正月,四川總兵、左都督陳懷突然上奏朝廷稱“蜀王府中忽舉炮銃,不知何為。察之,蓋四川都司私與王府者,于法當問。”
于是明宣宗下令都察院問責蜀王府長史,并逮捕把炮銃交給蜀王府使用的將領(lǐng),將其押赴北京治罪。時任蜀王朱友堉很清楚明宣宗要的是什么,遂于次年六月主動上交成都中、右兩個護衛(wèi),只留下成都左護衛(wèi)。
對蜀藩如此,對楚藩也不遑多讓,甚至猶有過之。至少蜀藩被削藩,還有私自使用炮銃這個由頭,可楚藩這么多年來一直老實本分,積極響應朝廷各項政策號召,堪稱親藩中的楷模,竟然一點錯處都挑不出來。怎么辦,只能強行找莫須有的罪名行之。
宣德五年二月,負責漕運的平江伯陳瑄派其子陳儀赴京,密奏稱:楚藩所在的湖廣戰(zhàn)略位置險要,而楚國經(jīng)過十四年經(jīng)營已成為天下最強藩,若是有異動恐怕又是一場靖難之禍。因此他建言令武昌三護衛(wèi)以押運糧草入京為由,將其強行扣押進行改編。
“丙辰……平江伯陳瑄遣其子儀赍密奏言:‘湖廣,東南大藩,襟帶湖江,控引蠻越,實交廣黔蜀之會,人民蕃庶,商賈往來舟車四集。楚府,自洪武初立國,有三護衛(wèi)官軍,及儀衛(wèi)司旗校,俱無調(diào)遣。四五十年之間生齒繁育,糧餉充積,造船以千計,買馬以萬數(shù),兵強國富,他藩莫及。而衛(wèi)所之官,多結(jié)為姻親,枝連蔓引。小人乘時,或有異圖,實難制馭。伏乞皇上勿為疑慮,斷自圣衷。于今無事之時,托以京師糧儲不,充命重臣與湖廣三司選其護衛(wèi)精銳官軍,給糧與船,令運至北京,因而留使操備,則剪其羽翼,絕其邪謀。王可以永保國土,而朝廷恩義兩全矣。’”(《明宣宗實錄》)
武漢首義門(原武昌城中和門)
結(jié)果明宣宗非但不納陳瑄的建言,還對身邊的近臣說除國歷來沒犯過什么過錯,因此皇祖、皇考待其親厚,朕應當禮遇有加才對,陳瑄這個人啊,竟提出這等有失親親之誼的意見,心思實在是太齷齪了。
可是慢著。
既然你朱瞻基不愿對楚藩進行削藩,反而想優(yōu)待對方,陳瑄又是以密奏的形式進行建言,當時知道的人必然不多,完全可以只當沒這件事便可。何故要對身邊近臣宣揚此事?所以削藩是明宣宗的內(nèi)心所求,陳瑄的奏疏正好搔到了他的癢處,或者干脆就是他授意的,只不過為了維護皇帝的氣度,才借著唱紅臉的時機,將此事宣揚出去,逼迫楚王朱孟烷主動服軟。
果然,楚王朱孟烷得知此事后,嚇的不輕,左思右想覺得與其等朝廷動手,倒不如主動放棄,如此還能在皇帝面前賣個好,搏個忠孝的名聲。
于是乎朱孟烷在當年十一月,讓楚府儀賓魏寧、長史楊振上奏皇帝,表示以當下這種情況,楚國保留三護衛(wèi)不太合適,故而愿意上交兩護衛(wèi),只保留一護衛(wèi)足以。
對此明宣宗假惺惺地對著兵部尚書張本嘆息道:楚王素來安分循禮,為朕所親厚,奈何有小人離間,致使其產(chǎn)生了疑心,如何是好啊。
張本聞歌知雅意,表示既然如此,何不同意了楚王所奏,以維持親親之誼呢?明宣宗借著這個臺階準了此事,命新建伯李玉、都督任禮、侍郎柴車三人前往武昌公干,取回武昌三護衛(wèi)中的二衛(wèi)。
朱孟烷選擇了保留武昌中護衛(wèi),更名為武昌護衛(wèi),至于被調(diào)離的武昌左、右兩護衛(wèi),分別被改組為東昌衛(wèi)和徐州左衛(wèi)。
楚王府大火
楚王府占據(jù)武昌城中心位置,北依高觀山(今蛇山),始建于洪武三年(1371年),以南京紫禁城為藍本,坐北朝南,東西寬2里,南北長4里,占地8平方里。據(jù)史料記載,楚王府“城高二丈九尺,四周城樓,凡宮殿宮屋八百間有奇”。整個王府規(guī)模宏大,氣象森嚴,蔚為壯觀,成書于嘉靖年間的《湖廣圖經(jīng)志書》對此有所描述。
“楚王府,在司東南一里,洪武三年建府,周圍甃以磚城,城下為池,外為紅墻。為四門,南曰端禮,東曰體仁,西曰遵義,北曰廣智。”(《湖廣圖經(jīng)志書卷一·藩封》)
明代武昌城與楚王府示意圖
關(guān)于楚王府的坐落位置,阿越在網(wǎng)上查到的資料,幾乎都說是在“今湖北醫(yī)學院一帶”。湖北醫(yī)學院就是現(xiàn)在的武漢大學醫(yī)學部,武大醫(yī)學部坐落在珞珈山,地處東湖西南岸畔,緊鄰水果湖,此地在當年處于武昌城的西北郊外,離城池還有很遠的一段距離,此地自然不會是王府所在地。至于湖北醫(yī)學院的舊址,當年的兩湖書院,則位于現(xiàn)湖北省武昌實驗小學到都司湖一帶,這里雖然位于武昌城中,卻是大明湖廣都司衙門所在地,自然也不會是楚王府的所在地。故稱楚王府今湖北醫(yī)學院一帶這個表述有問題。
通過梳理各種史料的記載,對比武漢城區(qū)地圖,阿越終于大致確定了當年楚王府的大致位置所在。明代楚王府建造與蛇山南麓,大致在北起蛇山,南抵張之洞路,西到后長街,東至體育街這一范圍之內(nèi)。
傳說楚昭王精通音律,命人種植蘆葦,以取膜為笛簧制作音質(zhì)優(yōu)美的蘆笛,并常常吹奏的處所——歌笛湖,就在今歌笛湖小區(qū)附近。而位于首義廣場對面的紫陽公園,就是當年武昌城中臨近王府的滋陽湖。
楚王府大致位置
如此巍峨壯麗的楚王府,卻在宣德年間遭受了嚴重的火災。
明初,武昌城南望山門外,長江之中有一沙洲名為金沙洲,最初由于江水沖刷沙洲消長不定,為此官府特建“水母祠以鎮(zhèn)之”。可隨著更外側(cè)的白沙洲漲出,擋住了江水對金沙洲的沖刷,使得此處成為了優(yōu)良的天然港口,成為商船停泊之地。隨著商業(yè)輻輳,人員日益密集,官府也重視起來下力氣修橋鋪路,以方便人員往來。景泰元年(1450年),當?shù)毓俑@是在此設(shè)立鈔關(guān),專門對過往船只征收船鈔。
中國古代的房屋以木建筑為主,加上沒有合理規(guī)劃很容易引起火災,像金沙洲這種人員密集的商業(yè)之地更是如此。
宣德六年(1431年)金沙洲就發(fā)生了一場嚴重火災。大火先是從洲上的一家商筏場(以竹筏運輸貨物的場所)燒起,由于負責救火的湖廣都司方面救火不及,火勢迅速向外擴散,一路向北越過巡司河,翻過武昌城墻,蔓延到武昌城中,望山門城樓及其周邊民居,各官府衙門陷入皆一片火海之中,隨后波及到位于城中央的楚王府。
“(八月)壬子,宥湖廣都指揮同知黃榮等罪。初,湖廣金沙洲商筏火,延毀城樓,及楚王后宮,諸司衙門,并居民二千六百余家。巡按御史奏榮等不用心撲滅,請罪之。上曰:‘水火猝發(fā),豈人力所能御!’不問。”(《明宣宗實錄》)
當年八月初三,楚王朱孟烷上奏朝廷稱,記載宗室成員的宗室譜系,以及用以發(fā)布親王令旨的敕符底簿,在大火中被付之一炬,請求朝廷重新賜予。宗室譜系及敕符底簿,王府最重要的兩個文件,必然保管在安全場所,連這兩樣都沒能保住,可見這場始于金沙洲的武昌大火,對武昌城、對楚王府造成了何等重創(chuàng)。
紫陽公園
親王,國之至親,代表這國家的臉面,所以王府被焚,必然會耗巨資進行重建。只是阿越翻遍《明宣宗實錄》和《明英宗實錄》,都沒查到宣德六年楚王府大火之后的重建記錄,若有朋友知曉,敬請不舍賜教,感激不盡。
阿越說
正統(tǒng)四年(1439年)八月二十七日,楚王朱孟烷薨逝,享年58歲,在位16年,朝廷賜謚曰莊。《明實錄》稱贊朱孟烷“性敏好學,小心敬慎,始終如一”。
楚莊王朱孟烷在位期間,秉承著父親朱楨的“忠孝”誡言,一直表現(xiàn)的老實本分,對朝廷、對皇帝陪盡小心,令其挑不出什么錯處,堪稱親藩中的楷模。然而在削藩的大勢之下,依然遭到明宣宗以莫須有的罪名逼迫,不得不俯首同意削藩,放棄兩護衛(wèi),換取長久富貴。
也正是因為這樣,楚藩成為削藩過程中受到?jīng)_擊最小的親藩之一,憑借著武昌九省通衢的戰(zhàn)略與經(jīng)濟地位,阿越估計,宣德以后的兩百年間,楚藩乃是太祖系親藩之中最富有的一家。如此成就自然離不開楚昭王朱楨、楚莊王朱孟烷父子倆的小心經(jīng)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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