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全國新生兒956萬，但是2021年起，普通高校招生數就超過了1000萬，即便不再擴大招生規模，17年后，零分錄取，一些高校也將面臨無人可招的窘境。

2023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懷進鵬部長在談到新一年工作時，從系統思維角度，談到了四個深刻認識，其中第三條談到“要深刻認識人口和社會結構變化對教育布局結構和資源配置調整的緊迫要求”。這么高調、嚴肅地談到人口對教育的影響，或者說教育需要注意人口的變化并積極應對，這應該是教育部門第一次。

原因也很簡單，我國人口結構正在發生全面巨變，教育不可能，也不應該無視這種變化和影響。

第一，新生兒大幅減少，生源進入快速下跌區間，各級各類學校必須未雨綢繆

在懷部長講話后不久，國家統計局公布了2022年新生兒數據：956萬人。和2021年的1062萬人相比下跌106萬，這也是自2016年新生兒創下階段新高后，連續第6年下跌。與2016年出生1786萬人相比，下跌了830萬人，這種下跌速度幾乎是垂直降落。與之相關，我國人口負增長比先前人口專家預測的提前5年到來，2022年總人口減少了85萬人。

新生兒等人口變量有著自己的規律，會有生育高峰與低峰，起起伏伏，但是因為計劃生育政策與其他因素的影響，在本世紀初，新生兒就出現大幅下跌。

從2003年起，新生兒就長期徘徊在1600萬-1700萬之間，比上世紀末減少600余萬。2015年二胎政策出臺后，新生兒出現短暫的回升，2016年曾創下1786萬紀錄。但顯然二胎政策解決不了“不愿意生”的問題，短暫的政策紅利消失后，新生兒進入快速下跌區間，年均減少100萬以上。2020年起，受疫情影響，這一下跌出現加速。

新生兒下降與人口負增長必然給我們社會發展帶來復雜的影響，也充滿爭議。但對于教育，其影響是清晰而明確的。新生兒與生源是正相關關系，這批孩子3年后進入幼兒園，6年后進入小學，12年后進入中學，18年后進入大學。2021年全國高校招生就已經超過1000萬。假設17年后，這956萬人全部健康成長，一個不流失，一個不分流，全部去考大學，也根本不夠高校招收的。

僅從大學角度看，生源危機已經在路上，甚至非常急迫，我國臺灣省以及韓國、日本等所面臨的生源枯竭進而導致高校合并、關閉，我們也即將重演。

中小學的影響更快速。我們目前正處于適齡兒童數量高峰，即2016年出生的那批孩子正在入學，這一波傳導效應會造成各地學位的緊缺，但隨后，就是大幅減少。教育資源如何配置，才能應對這么大的波動？各地政府是否有足夠的認知？

事實上，伴隨這種快速下跌，入園難將快速轉變為生源的枯竭。一些地方私立幼兒園已經全面出現了招生困難。

前兩年，剛剛出臺了三胎政策，新生兒仍然持續下跌，雖然有疫情因素，但也再次提醒我們，即便完全放開，也不大可能出現新生兒的反彈，即生源的反彈了。對于這個大勢，我們必須要有清醒的認識。

有預測表明，我國新生兒有可能下降至800萬左右。如果新生兒僅有800余萬，未來很長的時間里，理論上中小學在校生源滿打滿算僅有1億，這和目前的大約2億中小學在校生相比，差不多減少了50%。我們大量的中小學與老師又如何處置安排？

第二，人口快速向城鎮聚集，農村空心化，城鄉人口增減的不平衡，給教育資源配置帶來了復雜的挑戰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最新數據，城鎮常住人口92071萬人，比上年末增加646萬人；鄉村常住人口49104萬人，減少731萬人；城鎮人口占全國人口比重(城鎮化率)為65.22%，比上年末提高0.50個百分點，達到歷史新高。

這和20年前有著本質的區別，更不要說40年前。改革開放之初，我國城鎮化率僅有10%，也就是說，90%的人在農村，但是，現在65%以上的人口在城鎮，尤其是年輕人，而且仍然在加速。在目前很多農村地區，一個村子里幾乎找不到一個青壯年，適齡兒童也是鳳毛麟角，大量學校缺乏足夠的生源，甚至沒有生源，不得不廢棄。但另一方面，大量的農村人口涌入城鎮，中小學一個學位難求。

基礎教育如何應對這種復雜的變化，做好科學合理的規劃和資源配置調整，是一個復雜的問題。首先我們需要認識到其中的嚴峻性。

記得多年前，我曾經去一個村小參觀，僅剩下6個學生，10個老師，學校硬件配備得很好，信息化設施非常齊全。接待我的校長不無遺憾地說：學校肯定維持不下去了，可惜了這些設施。明知道沒有人了，還在建，這是他最大的感慨。一些地方沒有關注到這種變化，在一些農村地區投入建設了一批高標準的學校，但往往是建成之日，就是關閉之時，這種資源浪費讓人唏噓不已。

日前在德州召開的2022年人大會上，當地人大代表希望提高生均經費，以維持100人或者200人以下學校的正常運轉。在這份人大代表的建議中披露了德州的情況：不足百人、二百人的鄉村學校比比皆是。以夏津縣為例，不足百人農村學校有22所、不足二百人的農村學校有24所。而江津縣發布的數據，全縣小學加初中僅有66所。這位人大代表提出增加生均經費，200人以下學校按200人撥款，以維持學校基本運轉。

全國情況如何，我們很難拿出準確的數字，但每年發布的教育統計公報中，在小學階段都增加了一個教學點的數字，去年是8萬多。教學點，按原來的解釋，即指生源不足100人的學校。

我們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沒有那么多錢可以不計代價去投入，在做好公平第一的情況下，兼顧必要的效益。尤其是在當下地方財政越來越吃力、民生負擔越來越重的情況下，必須做好這種平衡。

要做好在確保公平的前提下，兼顧效率的平衡，做好資源配置，我們必須破解一些只唱高調的政治正確，比如“為了一個學生的堅守”式的學校。

本世紀初，面對農村的空心化，新生兒的下降，很多地方曾經大規模開展過撤點并校的工作，撤銷了一些無力支撐的學校，集中資源在農村舉辦了一批較高水準的9年一貫制寄宿制學校，最大程度兼顧了公平與效益，尤其是面對大量農村的留守兒童，提供了比祖父母看護更適合的模式。

但遺憾的是，一些地方做法過于激進，在甘肅校車事件后，這一做法被叫停，隨之而起的是超越現實地大談“為了一個學生的堅守”。坦率地講，這種一味站在道義高地唱高調的做法，脫離了我們的實際情況與經濟支撐能力。面對一個學生，我們怎么可能給他配備齊全所有的科任老師以實現更高質量的教育？現實中，往往是一個老師身兼數職，很多科目只能是對付。

德州的這份提議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這種窘境：如果按統一的生均經費撥款，學校的基本運行費用都不夠。更何況，一個人，或者幾個孩子的學校，缺乏基本的校園集體環境，對孩子的綜合成長也是非常不利的。

當然，對于小學盡量就近，維持教學點是有必要的，不在我討論的范疇。

第三，人口老齡化對教育提出的新要求與新挑戰

伴隨新生兒的下降，人口進入負增長，我國老齡化加速前進，已逼近中度老齡化（20%）階段。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字，16-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87556萬人，占全國人口的比重為62.0%；60歲及以上人口28004萬人，占全國人口的19.8%，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20978萬人，占全國人口的14.9%。比這個數字更恐怖的是老年人增加的速度。2022年，60歲以上老年人口增加1268萬，65歲以上老年人口增加922萬，均大幅超越了新生兒。和6、7年前的數字相比，也實現了翻番增長。人口專家預計，老年人這一快速增長的趨勢還將持續近10年，中國將加速進入重度老齡化（30%）階段。

面對這一新的形勢，繼續教育、終身教育到底如何定位和建設？這同樣是一個復雜的話題。

毋庸諱言，因為復雜的歷史原因，我們的繼續教育目前本質上還是一種“賣”學歷的做法，不僅不適應高等教育已經進入普及化時代的現實情況，沒有及時回應產業深刻變革對人才培養的需要，也不適應目前的老齡化階段發展的需要。如果還是持續目前這種做法，必然遭到唾棄。

總之，新生兒的快速下跌，以及農村與城市的兩極化分布，老齡化的加速前進，都對教育提出了很多的需求與復雜的挑戰，我們必須未雨綢繆，從系統思維角度出發，做好宏觀教育資源配置與管理的調整，也需要面對新需求與新情況，變革教育本身，以適應這種變化，更好地服務國家與社會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