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第四屆中國企業史研究學術研討會將于2023年10月中旬在中央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召開，研討會主題為“國家與企業關系再反思”。為便于讀者了解歷屆企業史研究學術研討會（前三屆稱WORKSHOP）的基本概況，本網易號現匯總了以往3屆會議的綜述分三次連續刊出，以供讀者備覽。本期推出的會議綜述是2019年11月在桂林召開的第二屆企業史研究WORKSHOP，主題聚焦“一帶一路”背景下的跨學科對話。

2019年11月2—3日，由廣西師范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珠江－西江經濟帶”發展研究院、“海上絲綢之路”文化研究院聯合《中國經濟史研究》編輯部主辦的“‘一帶一路 ’背景下的跨學科對話：第二屆中國企業史研究 WORKSHOP”在桂林成功舉辦。

當下，“中國制造”的崛起是具有全球意義的大事件，中國正大力推進“一帶一路”合作理念，擴大開放，持續優化營商環境，以更為積極主動的姿態參與世界經濟交往。在這個歷史過程中，中國企業無疑既是受益者，又是主力軍與先鋒隊；如同當年的美國、日本一樣，對中國企業史的研究更逐漸成為學術性與現實意義并重的顯學，國內外的學術界都在努力嘗試揭示中國企業的秘密。正如諾斯所說：“現在和未來是通過一個社會制度的連續性與過去連接起來。今天和明天的選擇是由過去決定的。”當下中國企業成功的秘密也深植于它的歷史。同時，“企業”既是經濟單位，也是社會組織與共同體，并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因此，聚焦它的發展演化歷程，并拓展其研究廣度與深度，就必須引入經濟史之外的多學科研究視角。

基于此，本次會議在首屆中國企業史研究 WORKSHOP“范式與方法”的研討基礎上，邀請了日本經營史學會、歐美企業史學界的海外學者，以及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浙江大學、南京大學、南開大學、中央財經大學、上海財經大學、西南財經大學、河北經貿大學、上海大學、中國政法大學、華東師范大學、華中師范大學、華南師范大學、福建師范大學、蘇州科技大學、中國社科院、上海社科院、遼寧社科院、廣西師范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珠江－西江經濟帶”發展研究院、“海上絲綢之路”文化研究院的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歷史學等各個學科關注企業史研究的學者，共70余人。會議圍繞“跨學科”與“一帶一路”兩個關鍵詞，展開對話與交流。

大會的主題發言分為兩場，第一場側重國際路徑的借鑒，主要由外國企業史研究者介紹企業史研究的國際經驗、研究現狀以及展望企業史研究的未來并提出自己的看法。澤井實（現任日本經營史學會會長、日本南山大學）以照相機及縫紉機產業的變遷為例，來說明戰后日本的“輕機械”工業如何獲得發展并成功成為出口工業的過程。特蕾莎（美國企業史學會前任會長、英國約克大學）就企業史研究如何跨學科對話和國際化發展提出了她的倡議。黑澤隆文（日本經營史學會富士會議國際交流委員會委員長、日本京都大學）回顧了世界各國企業史學科的研究特點和發展歷程，并對中國企業史學科的發展提出建議。

第二場主題發言則開啟了跨學科對話的第一回合，四位學者從經濟史、政治經濟學及區域經濟學的視角提出了各自最新的研究成果。龍登高（清華大學）在二十余年對海外華商群體的實地調研與深度訪談資料基礎上，通過對新興市場、南洋、北美及回國投資等文化環境下的企業家精神進行區域比較，考察辨析了市場、制度及文化三個因素對企業家精神釋放的影響；高超群（中國社會科學院）以對近代企業內部“職業團體”形成過程的考察為切入點，回應了前人認為近代中國企業組織以關系網絡為組織邏輯的看法，從而更為動態地展示了傳統基因與現代要素在近代中國企業內部的沖突與交融，為重新梳理近代中國企業內部組織邏輯的演化提供了新的路徑和圖景。封凱棟（北京大學）從工業產品的組織功能能力和知識的角度出發，通過對中國鐵路機車與汽車產業的比較，構造了“國家工業理解能力”的概念，試圖以此來探索國家干預產業的績效差異。蔣團標（廣西師范大學）借助區域經濟學的視角與GIS空間相關可視化分析工具，將視域拉回近十年間的“珠江－西江經濟帶”，考察其人口分布的時空演變特征，并進一步探討了“人產地”協調發展的驅動力和可能的路徑，試圖揭示區域宏觀經濟背景與企業發展之間的關系。

大會小組討論主要聚焦四個方向，共八個主題。

一

第一個方向是本次工作坊內容最豐富、互動最精彩的部分—“跨學科對話”，突出體現了社會學、歷史學、經濟學、管理學以及政治學等不同方法，是如何剖析作為市場微觀主體的企業的。

其中，在以“國有企業的歷史與現實”為主題的討論中，宋磊（北京大學）從后發優勢理論出發，嘗試以生產組織方式為中心，來剖析中國工業化進程的本質特征，他認為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跨越所有制的競合關系是中國工業化進程的本質特征，“多主體—多路徑能力”構筑在這種競合關系之下形成。賈文娟（上海大學）提出，應從生活世界、組織層面、國家歷史、世界政治經濟變遷四個 維度出發，以一種獨特的歷史感和洞察力來對國企改革過程中遇到的困難進行剖析。朱妍（上海社會科學院）以國企大量采用分包式生產模式為研究對象，追究改革初期，在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之下，孕育出特別靈活的生產體制的深層原因。李君然（北京大學）則以中信重工和洛陽 LYC 軸承廠為例，對時間、地點相同的國有企業卻出現巨大績效差異的現象及其成因進行了探究。

以“車間里的政治”為主題的討論關注企業內部的制度、群體意識及社會結構的變遷。其中，林盼（中國社會科學院）、朱妍（上海社會科學院）全面梳理了蘇聯和中國關于計件工資制的實踐差異，并提出形成差異的根本原因在于兩種不同的制度設計：是發展生產力為第一要旨，還是優先解決生產關系問題 。不利于建立合理有序的生產關系，導致計件工資制在中國幾次被全面叫停。宣朝慶、司文晶（南開大學）以 20 世紀 50 年代末天津紡織工人工廠史寫作為例，展現“訴苦”作為一種微觀權力技術，如何呈現出?？乱饬x上的從權力技術逐漸轉向自我技術的過程 。楊可（中國社會科學院）在考察 1925—1945 年的民生公司內部科層組織建設、員工訓練與管理、福利待遇等問題的基礎上，進一步闡明相互依賴的集團生活在制度規范下形成的過程 。陳超（上海交通大學）基于對錦江油泵油嘴廠的田野調查，揭示了這個未被中國勞動政治領域關注的三線工廠工人主要來自內遷工人、返城知青和復退軍人三個不同的族群。這三個來源作為不同的標簽，塑造了工人們的相互認知和對他人的態度。高度的孤離逐漸形成了三線工人趨向于一個“標簽化的族群”模型的社會結構。王星（南開大學）提交的論文則探討了在清末明初的工業化轉型中，學徒制的傳統性與現代性被強制性雜糅嫁接在一起及其在轉變過程中給近代中國帶來的影響。

以“政府、社會與企業行為”為主題的討論，學科對話的跨度最大，從組織行為學的演化視角到經濟史對行業變遷的梳理，再到區域經濟學的仿真建模。劉志陽、王陸峰（上海財經大學）從組織演化的視角出發，嘗試把握中國社會企業的產生過程及社會企業組織的本質特征。趙晉（華東師范大學）通過回溯20世紀50年代上?；鸩裥袠I在生產方式、流通情況、市場規模、產品型制等領域的變 化，呈現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輕工業的發展變革態勢。羅明（廣西師范大學）從環境經濟學多元共治的視角出發，引入企業聲譽效應，通過復雜網絡與演化博弈模型，研究不同機制之下企業群體環境治理合作行為的形成與發展，把握企業群體環境治理合作行為的演化規律。李玉（南京大學）提交的論文則主要描述了晚清“官督商辦”的公司機制及清政府對此機制的改進與探索。

二

第二個方向聚焦于“一帶一路”背景下的國際比較視域。以“家族企業的傳承與治理”為主題的討論著重對中法兩國四個家族企業傳承形式進行了歷史梳理。楊在軍（ 河北經貿大學）回溯了自貢井鹽業整體企業制度演變中的長期因子及其在近代受到的外部沖擊。周小蘭（華南師范大學）介紹了19世紀法國家族企業的兩種傳承模式：排他性的家族男性成員合伙制、開放的二元股份合伙制。謝濤（遼寧工程技術大學）則從演化基因的角度分析了“六必居”家族企業的傳承與延續，并嘗試嵌入管理學的分析模型。

以“ 國外企業史與華僑企業家”為主題的討論則分別關注日本、歐美發達國家以及海外華商。橘川武郎（日本東京理科大學）以石油產業為例，講述了理解日本的石油產業史對于解決石油產業的結構性問題有怎樣的意義，并提出企業史應該為解決現實問題提供歷史情景的“應用經營史”的方法。林彥櫻（日本廣島大學）則在分析了戰后到 20 世紀 80 年代日本小規模零售商長期存續的根植于日本特殊的市場結構和社會結構，認為零售業體系根據一國的社會經濟環境具有多樣性。張海豐（廣西師范大學）對英國早期的工業發展進程進行分析，并與美、德、法進行對比，探究了歐美工業快速發展的原因與值得中國工業化發展借鑒的經驗。黃蕾（福建師范大學）以閩籍華僑銀行家群體為研究對象，探討該群體的崛起及其在經營管理上的經驗積累與社會責任擔當。

三

本次會議聚焦的第三個方向是中國企業的成長與產業轉型的經濟背景透視，主要是經濟史研究所關注的長期趨勢與變遷研究。其中，以“企業發展的長期因素”為主題的討論，側重對變遷的空間關系、重要概念的追溯及長期效應的量化分析。徐毅（廣西師范大學）在嘗試構建1933 年中國近代制造業廠數、廠址、產量和產值等多個指標的基礎上，做了布局的可視化分析，揭示了近代制造業向省縣級的擴散趨向。羅婧（廣西師范大學）也運用GIS軟件疊加地形和方言的因素，呈現了20世紀“珠江—西江”流域商會成立的時空變遷態勢。熊金武（中國政法大學）圍繞15—19世紀公司在漢語相關文獻的演變過程，論述了中國人對公司觀念認識的不斷深化。王鑫（西南財經大學）通過構建抗戰時期后方十省的縣級工業數據庫，估計了全面抗戰背景下的工業投資對當下經濟發展的影響。

以“資本、企業治理的集中與分散”為主題的討論關注的重點在于近現代企業的管理及融資問題。趙偉（蘇州科技大學）考察了近代中國不同類型的多元化民族企業集團創建中樞管理機構的情況。于之偉（遼寧社會科學院）回溯了1948—1949年中共接管鞍鋼并實現早期復產的整個過程。郭巖偉（西南財經大學）通過對近代在華外商企業股票溢價發行這一現象的梳理，為理解外資企業的資本運作提供了有益參考。

四

第四個方向主要延續并遞進了 2017 年首屆工作坊對“企業史研究的范式與方法”的討論，關注點聚焦于理論與歷史的交融及企業研究分析框架的構建。林立強（福建師范大學）在對中外企業史研究進行比較與反思的基礎上，提出了中國企業史研究應在史學范式、經濟學范式基礎上增加“企業管理學范式”的設想?？氯A（立信會計學院）通過對榮家企業案例的分析，在諾思制度變遷理論框架的基礎上進行補充，嘗試為近代企業史提供一個新的分析框架。嚴鵬（華中師范大學）對日本學者的通俗化讀物《企業史入門》一書進行評介，認為中國企業史研究也要開始注重朝公共史學方面的發展。陳守明（同濟大學）指出已有理論化歷史對管理作用機理研究方面的不足，進一步提出相應的方向與分析框架。

長期以來，不僅經濟史關注企業，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管理學、政治學都有不少學者研究歷史上的企業，但由于學科壁壘，這些學科之間很少有交流和溝通。無疑，這造成了很大的資料浪費，也限制了企業史研究的理論高度。本次會議的相關論文與研討則涵蓋了經濟史的變遷梳理、社會學的細部透視、經濟學的理論檢驗及仿真模擬、管理學的案例敘述范式、政治學的公共治理視域等等，為不同學科、不同視角對中國企業史的解析開展對話打下了一個良好開端。同時，對國際視野的重視是本次會議的另一個特色。

作者：羅婧 冉旭宏 于明珠 盧婕

原文發表于《中國經濟史研究》

（2020年第1期）

第二屆中國企業史研究WORKSHOP（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