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始于1038年，終于1227年，是黨項人在中國西北部建立的以黨項族為主體，融合了漢、吐蕃、回鶻、契丹、蒙古等民族的“白高大夏國”政權，前期和遼、北宋共存，后期與金并立，歷經九世十帝一百九十年，創立了多民族融合的獨特文化。

然而，二十四史并未為西夏修史，當代文學作品多把西夏描寫為神魔玄幻的國度，于是，西夏被賀蘭山麓與玄秘文字遮擋，成為諸多人心中傳奇而隱秘的王朝。

唐榮堯的《西夏陵：王朝的見證》以西夏陵為切入點對西夏王朝做多元揭秘，娓娓道來歷史長河中白高大夏國政權的緣起與終結，西夏陵的建造、遺棄與重生，呈現出一個可觸、可觀、可讀、可思的世界。

唐榮堯書寫西夏的第一個獨到之處是走出中心論，在流動的歷史中尋找動態的微觀的本真西夏。

《西夏陵：王朝的見證》由“黨項人走近賀蘭山”“山看見一項工程”“時間的拐點，山下的差異或突兀”“終結者帶來的血與痛”“考古者開啟的曙光”“通往申遺之路的足跡”六部分組成，以西夏陵為主體，發掘被世人忽略的歷史的復雜與差異。

沒有任何歷史的源起無端且純粹，每一段歷史的發生與終結必然負載著其他元素的因果。

第一部分“黨項人走近賀蘭山”落筆于公元636年長孫皇后去世，李世民讓堪輿師在九嵕山規劃了日后的昭陵陵園。唐太宗去世300多年之后，黨項人從遙遠的賀蘭山悄然來到九嵕山進行考察借鑒，開始建造西夏陵。

這個獨特的切入點充分彰顯了唐榮堯哲學家式思維與詩人的想象，相似又相異的重重陵墓中隱藏著同質的歷史情節與異質的歷史細節，象征死亡的陵園成為一個王朝奠基式的開始，也成為這部著作最堅實的立足點。

西夏興盛在王陵興建中得到驗證，王陵被摧毀令西夏隕滅的悲劇愈發沉重。時光流逝，世事變遷，大地上沉默的王陵成為王朝沉浮興滅真實的見證，墓園厚重土層中隱藏的秘密是西夏王朝悲壯的挽歌。

西夏陵成為全書開始的楔子，也成為貫穿全書的脈絡，以西夏陵書寫西夏的歷史，以存在的真實映照過往的想象，陌生與熟悉、虛擬與現實巧妙結合。

唐榮堯耐心尋找歷史中的微小轉換與細膩輪廓，進行廣泛的知識積累，視線不局限于西夏王朝起止的一百八十九年間，而是在歷史長河中鉤沉出盡可能早的史料，考量西夏發生的更多可能空間與多重解釋。

唐榮堯于《隋書》中找到最早的相關史料是拓跋寧叢于公元585年被隋文帝封為大將軍，成為“第一位被中原王朝授予將軍一職的黨項人”。

于《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鑒》中整理出了黨項羌的主要活動區域，“岷江上游，黃河上游的甘南大草原、河湟谷地、以及巴顏喀拉山以北、祁連山以南的高地”，并通過這些事件蹤跡搭建出黨項部族崛起的動態空間。

他追索到在“青藏高原的吐蕃勢力和大唐帝國之間，黨項羌蟄居于青藏高原東北部的邊緣地帶，一度因吐蕃的侵擾面臨滅亡的危險。黨項羌和拓跋，這兩個詞匯至此出現”，探知到“黨項部族能夠同宋朝抗爭，主要依賴的是遼的支持與遼、宋之間沖突帶來的生存空間”。

他還填補了西夏王朝滅亡后故土上的歷史空白，描繪了西夏之后這片土地上的滄海桑田，“昔日的西夏國都變成了一座廢墟。

昔日繁華富庶的寧夏平原也變得人煙稀少，了無生氣”，也曾在郭守敬領導下，“重新使寧夏平原煥發了生機”，甚至在元明交替時，“成為一個大戰場”。

唐榮堯在《西夏陵：王朝的見證》中呈現出系譜的視野與建構性的原則，既關注重大事件，也記錄事件中的細枝末節、種種插曲和偶發事件，進行生命政治的解剖與微觀權力的光譜分析，他試圖描繪出流動的歷史，每一個階段、每一次選擇、每一個結果背后隱含著不同力量的博弈，混合著不同的機遇，最終融合成立體的西夏王朝。

唐榮堯書寫西夏的第二個獨到之處在于不僅探索歷史的本質，還運用多種陳述方式呈現歷史風貌的多姿多彩。

歷史的意象轉瞬即逝，一旦過去，我們便無法面對歷史本身，只能面對各種歷史資料。在繽紛的歷史書寫中，堆砌大量實例填充空洞時間的敘述只能算被抽空細節抹去個性的編年史，如同一具白骨，凝固而冰冷。

唐榮堯的書寫不僅由復調式語言構成，還有各種實物或景觀的圖片以及地圖，具有史學、新聞學、文學多重跨界性質的陳述展開了新的思維視閾，如德勒茲所言，陳述猶如拓撲學，好象無調性音樂。

唐榮堯用拼圖的方式重現過往，以巨大的耐心與倔強的探索精神，積累了廣泛的原始材料；用行走地圖的方式印證過往，不僅追蹤著西夏王朝演進的漸進曲線，同時重新找出西夏王朝年輪中各類事件的不同角色、不同立場、不同情感，并用記者的敏銳勾連中外同質事件，標示出西夏歷史中智慧、本能、機遇的獨特性。

唐榮堯考據出原始的史料碎片，并將其編織到一個又一個生動的故事里，隆重的葬禮、英雄的榮光、可怖的陰謀，史料證據與合理想象雜糅在一起，描繪出一個王朝鮮活的容顏。

例如元昊被刺一段，“那柄帶著兒子深深仇意的劍，斜斜地刺過來，伸到鼻尖下時，它的主人將手向上輕輕一挑，隨著一聲慘叫，一生征戰沙場的元昊，被兒子削去了鼻子。”唐榮堯以審美主義與創造精神描寫消逝的過去何其精彩！

接下來，唐榮堯轉入詩性哲思，“這樣的刺殺方式，在中外的刺客手法中確實獨樹一幟，是寧令哥遇到了父親的抵抗后劍尖偏離了方向，還是他特意選擇了這種巧妙但致命的一招？總之，刺者和被刺者，在一剎那亮出了各自人生最后的答案。”

更有意味的是，唐榮堯又進一步搜索，撿拾出元昊對戰俘進行劓刑的怪癖，表現出歷史意識的自反性。灰暗如生鐵的規律構成了歷史的骨骼，而精致生動的細節構成了歷史豐滿的肉體，令歷史更為動人。

唐榮堯描述西夏王朝的皇位更迭、權力中樞運作，也描繪權力產生的背景與土壤，不僅關注權力延伸的樣態，更分析權力的流動變化與支脈微觀運行，物資的貿易、先進的武器裝備、先進的農業技術、絲綢之路的地域優勢，帝陵與興州城的建設，彰示出獨立抗衡宋遼的野心。

唐榮堯關注文化的脈絡延展，恢復黨項姓氏“嵬名”，職官體系都有對應的黨項名稱，在外在裝束上實行禿發并改革服飾制度，創制西夏文字，引入佛教文化，無不體現出黨項部族獨特的精神文化向度。

唐榮堯對王朝遺跡進行了詩意而扎實的考證，他行走于大夏河流域、黃河瑪曲大拐彎處，洮河兩岸、岷江流域，黃土高原腹地進行考察，“如果沒有對隱在歷史事件深處的事實的洞悉能力、對斑駁史料的辨認能力以及對崎嶇山路和高山峽谷的穿行能力，是無法走近‘拓跋’背后的圈乃至核的。”

唐榮堯的實地調查使人們對西夏歷史遺跡現存情況有了較全面的了解和把握，對西夏王朝當年的行跡與主要活動空間有了較直觀的感性認識，并獲得了大量珍貴的地方志資料，從而大大拓展了學術眼界。

懷特認為歷史文本的深層結構是詩性語言，唐榮堯每個章節前一首靈動的詩篇與正文中嚴謹的考據、非虛構敘事以及灌注于文本中的個性化情感混合成充滿溫度的歷史張力，文本中流動著情緒和力量，用真誠的細節使歷史不可復原的不確定性形成了確定的信任，剝離各種權力話語以呈現出歷史被遮蔽的本真面貌。

唐榮堯書寫西夏的第三個獨到之處是用道德關懷、審美向往與信仰承諾擁抱歷史。

西夏滅亡后，一直處于被正史忽略的地位，唐榮堯為此悲嘆“寥寥幾句塞在一部地方志書的角落中，便是一個曾經輝煌的王朝亡后數百年的命運寫照”。

唐榮堯在賀蘭山巔俯瞰的不僅是西夏王朝寥落的背影，還要溝通古今，“為往圣而繼絕學”，讓曾經破碎的文化在新時代中重生。

第五部分“考古者開啟的曙光”記錄了對西夏陵進行考古的過程與成果，“那一處沒有得到歷史尊重的文化遺產，注定要和考古學者相遇”。

西夏陵這座宏偉的被埋在地下的藝術寶庫構建了時代的輝煌，時刻以強大的文化符號功能彰顯著西夏的價值。西夏陵也遭遇了被盜與損毀的命運，“損壞者是誰”的謎團亦被推理破解。

第六部分“通往申遺之路的足跡”記錄了現代視野下國家對待西夏陵的態度，“這種關懷和態度，決定了這座輝煌建筑群的現代命運！”

唐榮堯充分尊重文化的多樣性與文化遺產的多樣性，對文化遺產的價值進行了拓展性重估，尋找對西夏陵保護的有效方法以及西夏陵未來的美學史學社會學價值。

唐榮堯不僅書寫西夏歷史事件及變化，也關注西夏滅亡后風雨剝蝕的當下現實，構建了有過去、現在與未來的完整的真歷史。

唐榮堯推動著時光塵埃中的西夏歷史進入我們的實際生活，體現了歷史的當代性這一內在特性，如克羅齊所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

一部優秀的歷史著作，不僅要有扎實的史料為憑藉、濃厚的興趣為契機，還要有兼濟天下的情懷為基礎。作者的精神世界往往與他致力探究的歷史世界融為一體，一個缺乏拯救情懷與博愛胸襟的人，無法寫出真正的歷史。

唐榮堯用自己的精神世界擁抱西夏王朝，把歷史與生活統一，感受部族崛起興盛衰亡過程中的生命躍動，體會戰爭硝煙中民生顛沛流離的艱辛，感知歷史長河中文化的厚重與多彩，把過去、現在、未來編織成一種相互依存、相互關聯的關系，活在當下，認知過去并預見未來，用自身精神世界的豐盈與創新來感受與理解歷史的荒涼，并賦予西夏歷史內在的生命力。

中華民族悠久的文化中，素有重視記錄歷史、學習歷史、借鑒歷史的傳統。19世紀以來，西夏進入研究者的視野已經二百年，在諸多研究著作中，唐榮堯的《西夏陵：王朝的見證》把文學與史學結合，以原始材料和確鑿文獻為依據，展示歷史遺跡的美學與歷史價值，把西夏撲朔迷離的起源與沉重的落幕一一呈現，在陳述中實現了主體性、客觀性和歷史本真性、藝術審美性的統一，在多元化哲思中給現代人提供出一種更加全面、謹慎而新鮮的觀察歷史的方式。

【本文作者：于昊燕，文學博士，教授，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當代文學評論。本文圖片來自《西夏陵：王朝的見證》。在此一并致謝！

《西夏陵：王朝的見證》，唐榮堯著，中國地圖出版社出版，各地新華書店、當當、京東、天貓、有贊等網站均有售。文末處閱讀原文亦可下單購買】